钟鹏举此次“闪电战”一夜之间就消灭了一个割据政权，令各国和政权的统治者寝食难安。也就是说钟鹏举具备挑战任何一国的潜在实力，如果他自己的人马足够的话（攻打下来之后要派兵驻守）。
上次抗疫大战加上今次“闪电战”，钟鹏举在民间坐实他乃是天降神人的传言。
此战中，钟鹏举的前膛炮、轰天炮等重型武器展现出碾压传统守城器械的威力，给南北各国带来强烈震撼。楚武王马殷看到公安城墙被轰天炮撕裂的情报后，立刻在潭州（今长沙）设立“火作营”，研发火药和仿制青铜前膛炮；蜀主王建在垂危之中则命工匠改进火药配方，试图研发威力更强的火炮。
这种“军备竞赛”间接推动了南方军工技术的进步，使以后的攻城战不再依赖传统的“蚁附攻城”，而是转向火炮对决，成为“火力决定胜负”的开端。
钟鹏举的胜利也证明，新兴势力可通过技术革新突破地缘限制——他既非中原将门之后，也非南方士族出身，却凭借火炮优势在半年内崛起为长江中游的重要力量，这动摇了传统的“门第政治”根基。
江陵与公安的控制权转移，实质是长江中游航运主导权的更替。钟鹏举占领两城后，立刻颁布《江路通商令》：凡过往商船只需缴纳三成商税，即可获得安全护航（由其海军军舰护送）。这一政策迅速吸引了楚的茶叶商、蜀的丝绸商、
吴越的瓷器商，使江陵的码头吞吐量在数日内恢复并超过高季兴执政时期。
经济利益的重新分配引发连锁反应：楚因茶叶外销便利而国力大增；蜀则通过江陵向中原输出丝绸，与（后）梁形成间接贸易，缓解了其地缘孤立。
钟鹏举自身也借此积累了雄厚资本，至918年已拥有一百六十艘主力战舰、十万海陆军，成为介于杨吴与后梁之间的“第三方力量”，迫使双方在制定战略时必须考量其态度，客观上延缓了他们南方统一的进程。
当钟鹏举在江陵城头插上帅旗时，他或许未曾想到，这场连夜奔袭的攻城战，不仅摧毁了两座城池的城墙，更打破了十国初期“弱肉强食却维持脆弱平衡”的政治生态。荆南的灭亡、杨吴的崛起、技术革新的扩散、航运利益的重组……这些看似孤立的事件，实则环环相扣，最终催生了一个统一的帝国，结束这数百年的大乱局，而江陵与公安的硝烟，正是这场历史转折的第一簇火花。
钟鹏举重塑了长江中游的地缘格局。
荆南作为十国时期的“缓冲国”，长期依托江陵及长江水道的枢纽地位，在吴、楚、蜀等大国间周旋。钟鹏举摧毁两岸据点、封锁长江的行动，直接打破了这种平衡——钟鹏举夺取了对长江中游航道的控制，意味着钟鹏举了“以江制霸”的资本。
此前，荆南常以拦截过往商队、勒索各国贡使为生（时人称为“高赖子”），其经济与军事均依赖长江水道。据点与战船的覆灭，使钟鹏举从“长江收费站”，长江中游的航运主导权彻底落入钟鹏举手中，为后来钟鹏举吞并楚地、西窥巴蜀奠定了水路基础。
钟鹏举推动军事技术的跨时代迭代。
钟鹏举所使用的钢铁车船、前膛炮、天雷火等装备，在十国时期属于“超前技术”。其实战效果（如铁甲船抵御箭矢、火炮轰塌石制堡垒）必然引发各国震动。
钟鹏举自身加速军工革新，将“舰炮协同”模式推广至整个水军，使其成为南方最强水上力量；楚、蜀、吴越等国为应对威胁，纷纷效仿研发火器与铁甲战船，间接推动中国古代军事从“冷兵器主导”向“火器辅助”过渡。
那个世界的夏国尽管史料中五代尚未出现成熟火炮，但钟鹏举作为穿越者提前发明火炮的情节暗合了宋代火器普及的历史趋势，可视为技术变革的“预演”。
人心上，守军见证了钢铁战船与火炮的威力，对原荆南的统治失去信心，为后来死忠效命钟鹏举埋下伏笔，加速了其它政权的瓦解。
钟鹏举名义上作为杨吴将领，其军事行动不仅是地缘扩张，更暗含政治意义。摧毁荆南据点后，杨吴可宣称“清除长江航道的割据势力”，以“统一南方、恢复秩序”为旗帜，增强对境内百姓与其他割据政权的号召力。
这种叙事十国时期尤为重要——各国皆以“正统”自居，钟鹏举的胜利使杨吴得以将“武力统一”与“拨乱反正”绑定，为后续吞并楚、闽、汉、吴越、梁、唐、晋、岐等国积累了政治资本。
钟鹏举的行动看似只是一场局部战役，实则像投入长江的一颗巨石，激起连锁反应：它重塑了长江中游的权力结构，推动了军事技术的革新，加速了弱小政权的消亡，更强化了南方大国的扩张逻辑。在十国“弱肉强食”的乱局中，这一过程既是割据时代的常态，也暗合了历史走向统一的必然趋势——正如长江水道最终会被整合为一体，分裂的中国也终将走向重构。
在十国风云变幻的918年，钟鹏举占据江陵后，其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张至江州、洪州、吉州、饶州、虔州以及衢州三县，这一局面瞬间打破了原本微妙的地区权力平衡，引发楚、梁国、蜀国、（南)汉国、闽、吴越等周边政权的强烈反应，他们纷纷谋划出兵应对，意图重新调整局势，维护自身利益。
楚，此时由马殷统治，国力正盛。其首要目标是扼守长江中游要道，防止钟鹏举势力继续向南渗透，威胁楚国在湖南及周边地区的统治。从军事地理角度看，岳州是楚国的北大门，也是其防御长江上游来敌的关键据点。
楚国深知钟鹏举占据江州等地后，对长江航运的控制能力增强，可能截断楚国与其他地区的贸易往来，这对以商业贸易为重要经济支柱的楚国来说，是巨大的潜在威胁。
于是，马殷迅速调遣水师，以岳州为前沿阵地，集结战舰千余艘，一方面加强对长江沿线的巡逻警戒，防止钟鹏举水师顺江而下突袭；另一方面，派精锐陆军向与江州接壤的边界地区进发，试图在陆地上对钟鹏举势力形成威慑，一旦有机会，便准备夺取部分战略要地，如扼守交通要道的关隘，从而限制钟鹏举势力在长江中游南岸的扩张。
梁国，虽远在中原，但江陵及周边地区的局势变化对其南方战略布局影响重大。梁国一直将荆南等地视为抵御南方势力北上的缓冲地带，如今钟鹏举打破原有格局，梁国担心南方各政权借此时机联合起来，对其南部边境构成更大威胁。
梁国由朱友贞执政。朱友贞是后梁太祖朱温的三子，于913年通过政变诛杀兄长朱友珪后，正式登基为帝，史称梁末帝。
他下令驻扎在宋州、亳州等地的军队进入戒备状态，随时准备南下支援盟友或应对突发情况。同时，梁国派遣使者前往楚国、吴越等国，试图组织联盟，共同对抗钟鹏举势力。在战略部署上，梁国计划从北面施压，若联盟形成，可与楚国等南方政权南北夹击，迫使钟鹏举放弃部分占领地区，恢复原有的势力平衡。
（南）汉，此时在刘岩的统治下，正处于扩张初期。面对钟鹏举势力的崛起，南汉一方面担忧其顺着长江水系向岭南地区渗透，威胁自身在两广的统治；另一方面，也看到了这是一个与其他政权联合，削弱潜在竞争对手的机会。
（南）汉军队以韶州为集结地，沿着五岭一带布防，防止钟鹏举势力从陆路南下。同时，汉派出使者与楚国、梁国沟通，承诺在适当时候出兵牵制钟鹏举在南方的兵力，如进攻与虔州相邻的南汉边境地区，使钟鹏举无法集中全力应对其他方向的进攻。不过，南汉此举也有自己的小算盘，在参与各方博弈的过程中，尽可能保存实力，同时寻找机会扩大自身在岭南地区的影响力，例如趁机巩固对一些边境地区少数民族部落的控制。
闽，偏居东南沿海，其主要威胁来自北方的吴越和西方可能扩张的势力。钟鹏举占据衢州三县后，直接对闽国的西北边境构成威胁。
闽国国主王审知深知自身实力在五代十国的众多政权中并不突出，因此在应对钟鹏举势力时采取谨慎态度。他一方面加强建州、汀州等地的防御工事，招募壮丁扩充军队，在边界地区设置烽火台，以便及时掌握钟鹏举军队的动向；另一方面，试图通过外交手段化解危机，派出使者携带大量财物前往钟鹏举处，表达友好之意，希望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边界争端，避免战争，维持闽国相对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毕竟闽国经济以海外贸易和农业为主，经不起大规模战争的消耗。
吴越，由钱镠统治，其势力范围主要在江浙地区。衢州三县被钟鹏举占据后，吴越的西部边境安全受到严重挑战。
钱镠深知衢州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它是吴越防御西方来敌的重要屏障，也是吴越向西拓展势力的前沿阵地。吴越立即调动军队，以杭州为后方基地，向衢州方向增兵。
钱镠任命得力将领为统帅，率领精锐部队沿着钱塘江而上，在衢州周边的山地和关隘修筑防御工事，与钟鹏举的军队形成对峙局面。同时，吴越利用自身发达的水军，沿着富春江、衢江等水系巡逻，防止钟鹏举水师从水路进攻。此外，吴越也与周边政权保持密切联系，尤其是与梁国加强沟通，试图借助梁国的影响力，对钟鹏举形成外部压力，迫使其从衢州三县撤军。
吴越钱镠派使者来到衢州前线找到杨碧，请其向钟鹏举转达联合对付徐温的意愿并曝光徐温收买吴越死士对付他的证据。
在这场围绕钟鹏举占据地区展开的多方博弈中，各国的出兵行动和战略部署各有考量，既包含对自身领土安全的维护，也夹杂着扩张势力、削弱对手等多重目的。然而，最终的结果却充满变数，各政权之间的实力对比、战术运用以及外交斡旋等因素，都将深刻影响这一时期地区局势的发展走向，而战争的阴云也在这片土地上越聚越浓，随时可能引发一场大规模的混战。
山雨欲来风满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