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两百零五日
钟鹏举夺取江陵城的第四日。
钟鹏举对荆南的一万余降兵进行三日的整训，整训结束后，按照新的大纲进行日常训练。同时征兵三万，作为日后进攻巴蜀、梁和楚地的后备军。
钟鹏举并未追杀高季兴父子，且曾叮嘱小将军林积容在攻城时对他们网开一面。对待高季兴父子，钟鹏举如同对待虔州防御使谭全播一般，不会赶尽杀绝，而是留以生路。毕竟，他们与抗疫过程中遇到的那些贪官有所不同。
荆南节度使原来控制的八个州主要是荆州、澧州、朗州、峡州、夔州、忠州、万州、归州。
757年设置荆南节度使，治所在荆州，最初管辖范围包括上述八州，还曾短暂管辖过郢州、复州等。不过，在之后的历史变迁中，其管辖范围不断调整，到十国时期，荆南节度使辖区大幅缩小，高季兴任荆南节度使时，荆南镇原统八州已失其七，仅存荆州一地。
江陵扼守长江中游“荆江段”，江面在此收窄至不足三里，易守难攻，往北可屏障中原（后梁），往南能威慑楚地（马殷），往东则直面杨吴水师，堪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江防要塞；918年钟鹏举攻占江陵前，高季兴正是凭借此城多次击退杨吴的试探性进攻，保住了荆南的割据根基。
荆州地方豪强势力盘根错节，对荆南节度使的政令阳奉阴违，在远离江陵的边缘地带，荆南政权的实际控制近乎空白。
从经济与人口分布看，江汉平原经济繁荣的核心区域集中在东部与南部。东部的鄂州（今武汉）、黄州等地，依托长江水运与农业开发，商业发达，人口稠密；南部的岳州（今岳阳）则是楚国的重要经济据点，与荆南控制区相对隔绝。荆南因控制区域有限，难以整合江汉平原的经济资源，无法形成足以支撑大规模扩张的经济基础，自然无力掌控江汉平原全域。
钟鹏举这三日时间忙于安抚老百姓、部署重建江陵（荆州）城、各县城和开始实施新政。
荆州城周长约20里，城墙以夯土混合糯米汁砌筑，外设护城河与多重瓮城，是荆南政权的核心防御阵地。
钟鹏举宣布将其扩建至周长约40里，调动十余万人进行大规模修筑，涵盖江陵内外城，均采用混凝土浇筑，并驻军一万；重建城外的公安、石首等卫星据点，每个据点各驻军三千，以形成纵深防御体系；加固各个县城的防御工事和扩建各个县城的商业和手工业区域，另外特别将枝江（河港城池）、当阳（卫星据点）和荆门（防御北方的门户）等县城城池规模升格，按周长20里(相当于原江陵城)的规模进行建设，兼具行政与军事防御功能。
为应对未来攻打楚、梁的需求及徐温的威胁，特别设立海军及陆战队共计五千人；并组建两支野战军，每支一万人，配备步兵、骑兵、炮兵和工兵等兵种。
在918年，江陵西边是王建治下势力强盛的蜀，蜀凭借富庶的益州盆地为根基，控制着三峡以西的川渝地区，荆南难以西进；东边是杨吴政权，其水师纵横长江下游，实力远在荆南之上，荆南无法东扩；南边马殷的楚国以潭州（今长沙）为中心，牢牢掌控洞庭湖流域，对江汉平原南部形成屏障。荆南仅能在这些强邻的夹缝中求存，无力染指江汉平原腹地。
江陵城虽地处江汉平原边缘，战略价值却极高。
对中原王朝（后梁）而言，荆州是抵御南方政权北上的“南大门”，后梁曾多次通过赏赐拉拢高季兴，试图将其打造成“南方防火墙”；
对杨吴、楚、蜀等南方势力而言，荆州是制衡对手的“平衡点”——谁控制荆州，谁就能切断其他政权的长江航运，因此各方既不敢让荆州被强敌吞并，又不愿看到其过于强大。
这种“夹缝属性”使荆州在918年成为各方势力默认的“中立缓冲区”，直至钟鹏举以武力打破平衡，才终结了其维持数十年的微妙地位。
从历史长轴看，918年的荆州恰似长江中游的“十字路口”，其军事防御决定了区域安全底线，经济繁荣支撑了割据政权的生存，而地缘博弈则赋予其超越自身实力的战略重量。这种多重属性的叠加，使其成为十国时期“小国凭险生存”的典型样本，也注定成为各方势力争夺的焦点。
江陵在钟鹏举心目中的地位及其战略价值，远超饶州和吉州等地。因此，他计划投入大量的人力与物力，致力于江陵地区的全面建设。总共计划投入三十两白银。
钟鹏举目前心中的三个战略要地就是江陵、江州和虔州。江陵是北上中原、西进洞庭湖和东进江汉平原的桥头堡；江州是经略长江中下游富饶地区的桥头堡；虔州是自己南下南海、东进东海攻占出海口的桥头堡。
钟鹏举宣布即刻在江陵城内原有三大码头的基础上增设二十个新码头，使得每日可停泊的商船数量有数百艘达到两千艘。江州和楚地的茶叶、江州和蜀地的丝绸、江州的铁器、江州糖盐酒和食品、江州的纺织品和药材、江州洪州吉州虔州吴越的瓷器均在此地中转，将会极大地促进了贸易繁荣。原先高季兴在位期间，该地的年商税高达三十万缗，占荆南财政收入的七成之多。
在江陵城中迅速启动增设“东市”和“北市”，与既有的“西市”、“南市”形成四足鼎立之势，目的要吸引上万商户汇聚；在原有专业化市场如盐市、布市、药材市的基础上，进一步增设粮市、糖酒市、茶市、纺织品市、瓷器市、铁器市、香料市及建材市。值得一提的是，原来的江陵城甚至吸引了波斯商人前来开设香料铺。其经济辐射力覆盖今湖北、湖南、重庆、江西和河南大部。这种繁荣使其成为乱世中的“经济孤岛”，也让周边政权觊觎不已。
这是钟鹏举攻占别国所获得的第三块土地，第一块则是虔州，第二块是吴越国的衢州三县。除了衢州三县均是从弱小的割据政权手中夺取而来。至于江州、洪州、吉州和饶州，严格意义上仍隶属于杨吴的版图。
但由于荆南本身地域有限，发展空间受限，其人口增长速度和规模受到制约。综合来看，918年荆南地区人口大致在60万到70万之间徘徊。
钟鹏举仔细清点了库房，发现高季兴父子离去时颇为仓促，竟留下了价值高达一百二十万两白银的财产，相当于三年的赋税收入。
尽管钟鹏举目前个人私有的财富，不算商业收益已有三百八十万两白银之巨，但要支撑他夺取天下的宏图大业，这些资金仍显得远远不足。
钟鹏举召集荆南地区的候任官员和原来的各级官吏以及乡、里、村的基层管理人员开会，集中灌输他自己的治国理政思想和如何推行钟鹏举新政。
十国时期，县以下的基层治理延续“乡官自治与官府管控结合”的模式，依托地缘宗族势力，形成“乡→里→村”三级网络，具体运作方式因政权而异，但核心逻辑是“以民治民，以税固权”。
钟鹏举自己要亲自把手伸到“乡→里→村”三级，让自己的新政能不折不扣地得到执行，他不允许自己的政令只能到达县一级。他计划等他有时间腾出手后建立一套新的乡、里、村管治架构。
钟鹏举对那一班从江州和洪州调过来填补江陵府州、县两级官员空缺的下属们详细分析各县的现状。
在918年，荆南政权的江陵府下辖多个县份，这些县份在维持荆南统治、发展区域经济以及保障军事防御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江陵县作为江陵府的核心县，是荆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府衙所在地便位于江陵县内，各类政令从这里向周边地区传达。城市的日常治安维护、商业贸易秩序监管以及居民户籍管理等事务，皆由江陵县负责。
枝江县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在江陵府中占据重要地位。此地水路交通便利，是农产品运输的重要枢纽。大量本地及周边地区的农产品，通过枝江的码头装船，运往长江沿线的各个城市，有力地推动了荆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为荆南商业贸易的繁荣贡献了力量。钟鹏举指出枝江的码头要扩建，建设成长江支流上的枢纽港口。
当阳县在当时的农业生产方面表现突出。广袤的农田孕育出丰富的粮食作物，为江陵府提供了重要的粮食储备。而且，当阳县的地理位置使其在军事防御上也具有一定价值，是江陵府防御体系中的重要节点。钟鹏举指出把当阳建设成像公安、石首那样的卫星城。
长林县则以其发达的畜牧业和手工业闻名。当地饲养的牲畜不仅满足了本地居民的生活需求，还通过贸易流通到其他地区。手工业方面，长林县生产的各类器具，工艺精湛，在市场上颇受欢迎，为当地经济增添了活力。钟鹏举指出百姓建设银行的贷款要重点扶持该县的手工业。
石首县地处江陵府的边缘地带，是重要的军事屏障。其地理位置使其成为抵御外敌入侵的前沿阵地，一旦有战事发生，石首县需迅速组织防御力量，保护江陵府的安全。同时，石首县的港口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的商业发展。钟鹏举拿出石首的城防建设图纸，指出其建设规模和标准与钟家村看齐。
松滋县在农业与渔业方面齐头并进。肥沃的土地适宜农作物生长，为江陵府提供了充足的粮食供应。而其丰富的水资源，又使得渔业成为当地的重要产业，捕获的各类水产通过水路运往各地销售。钟鹏举指出，立即在当地建设制冰作坊，百姓银行贷款要重点支持该县的渔业捕捞、生产、加工与运输。
公安县在交通与商业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作为交通要道，公安县连接着江陵府与其他地区，保障了物资运输与人员往来的顺畅。商业上，公安县的集市贸易繁荣，吸引了众多商人前来交易，促进了区域间的经济交流。钟鹏举拿出公安的城防建设图纸，指出其建设规模和标准与钟家村看齐，配备足够的火炮。
荆门县则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在军事防御与商业贸易中扮演着双重角色。它既是江陵府抵御北方势力南下的重要防线，又因处于交通枢纽位置，推动了商业的发展，往来的商队为荆门县带来了经济活力。钟鹏举拿出荆门的城防图纸，指出其建设规模和标准也与钟家村看齐，配备足够的火炮。
这些县份共同构成了918年荆南政权江陵府的基层行政体系，它们在各自领域各展所长，相互协作，支撑着江陵府乃至整个荆南地区在目前的动荡局势中得以存续和发展。
钟鹏举对黄霖——在江州追随他的士子，候任江陵府别驾——说道：“我下一步计划打破僵局，以江陵为中心，向北、向西拓展空间，首要目标是蜀国的归州与峡州，以及楚国的岳州（今湖南岳阳）。第二步，我将谋求吞并整个蜀国、江汉平原及洞庭湖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