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毅的罪恶人生路
1994 年的深冬，吉林市船营区的老工业区还裹在凛冽的寒风里。街面上的积雪被往来的自行车轧出一道道黑印，国营化工厂的烟囱冒着灰白的烟，慢悠悠飘向铅灰色的天空。葛家那间不到五十平米的砖房里，煤炉烧得正旺，炉上的铝壶 “咕嘟咕嘟” 吐着白汽，混着婴儿响亮的哭声，把一屋子的期盼都烘得发烫 —— 葛毅，葛家盼了整整八年的男孩，终于降生了。
葛家父母都是化工厂的普通工人，一辈子勤勤恳恳，却总被 “没个带把的” 这话戳心窝子。头两个孩子都是女儿，虽说夫妻俩也疼，但架不住家里老人天天念叨，街坊邻居闲聊时那若有若无的惋惜眼神，像根刺似的扎在心里。葛毅落地那天，葛父攥着助产士递来的襁褓，手都在抖，对着襁褓里皱巴巴的小脸看了又看，突然转身往供销社跑，把货架上最贵的水果糖买了两斤，见人就塞：“我有儿子了！葛家有后了！”
打从记事起，葛毅就没尝过 “不如意” 的滋味。家里的糖罐永远是满的，两个姐姐的新衣服他先挑，放学回家书包一扔，就能坐在桌边等热饭 —— 母亲总怕他饿，不管多忙，都会提前给他留一碗红烧肉。上小学时，他跟同学打架，把人推倒磕破了头，对方家长闹到学校，葛母不仅没骂他，反而拉着老师说：“孩子小，不懂事，再说肯定是那娃先惹我们家毅毅的。” 最后赔了人家医药费，回家还给葛毅煮了两个鸡蛋，说 “受委屈了”。
就这样被捧着长大，葛毅渐渐养出了一身 “娇性”。上课爱走神，作业全靠抄姐姐的，老师找家长谈话，葛父总说 “男孩子开窍晚，长大了就好了”；让他帮家里扫个地，他能找借口溜出去跟人弹玻璃球；初中毕业时，成绩连普通高中的分数线都够不上，父母托了好几层关系，才把他送进当地一所化工职业学校，选了个 “好找工作” 的化工专业。
谁也没想到，这所不起眼的职校，竟成了葛毅罪恶的 “启蒙地”。他对化学方程式、化工原理提不起半点兴趣，却唯独对老师讲的 “爆破知识” 着了迷。那是个五十多岁的老教师，曾在化工厂负责爆破作业，偶尔会跟学生讲些炸药的成分、引爆的原理，还有他年轻时处理过的爆破事故。别的同学都听得心惊胆战，葛毅却眼睛发亮，下课追着老师问东问西，还偷偷在笔记本上画炸药的结构图，甚至跑到学校图书馆，翻找跟爆破相关的旧书。有一次，他跟同学吹牛：“以后我要是想做个‘响儿’出来，保准比鞭炮厉害十倍！” 同学只当他是说大话，没人把这话放在心上。
2004 年秋天，刚满 20 岁的葛毅从职校毕业。那时候职校早就不包分配，他揣着毕业证跑了好几家化工厂，要么嫌他没经验，要么嫌他态度不端正，最后都不了了之。没工作就没收入，可他早就习惯了花钱大手大脚 —— 跟朋友出去喝酒要抢着买单，新出的手机得第一时间换上，看着身边有人开起了小轿车，他心里更是痒痒的。
就在葛毅整天在家唉声叹气的时候，他发现吉林市的煤气生意格外红火。那几年，市区里新建了不少居民楼，很多家庭都从烧煤改成了用煤气罐，可煤气站不多，而且这活儿又累又危险，不少人都不敢干。葛毅眼睛一亮：自己学的是化工专业，虽说没正经上过几天课，但多少懂点气体安全知识，这不正好是 “用武之地” 吗？
他跟父母一提，老两口犹豫了 —— 煤气站风险大，万一出点事可不是闹着玩的。可架不住葛毅软磨硬泡，又是拍胸脯保证 “肯定小心”，又是说 “这生意能挣大钱”，最后父母还是松了口。葛母把攒了大半辈子的养老钱拿出来，葛父又找亲戚借了点，凑了五万块钱，帮葛毅在船营区租了个门面，办了手续，煤气站就这么开起来了。
没想到，葛毅这一次还真 “上心” 了。他每天天不亮就去煤气厂拉气，然后骑着三轮车挨家挨户送，客户有什么需求，他都尽量满足 —— 老人搬不动煤气罐，他就扛上楼；煤气灶出了小问题，他就顺手帮忙修；有时候客户钱不够，他还能赊账。一来二去，附近的居民都愿意找他送气，生意越做越红火。不到三年，他就挣了十多万，不仅还清了借的钱，还给家里换了台大彩电，自己也买了辆摩托车。
看着银行存折上的数字，葛毅的野心又开始膨胀了。这时候，一个在梅河口的远房亲戚来吉林办事，跟他说：“梅河口那边煤气站更少，竞争小，你要是去那边开，挣得肯定比这儿多！” 葛毅听了，心里立刻盘算起开分店的事。可就在他准备动身去梅河口考察的时候，父母却催着他结婚 —— 这年他 23 岁，在当地算是 “大龄青年” 了，父母早就给他相好了一个姑娘，是母亲同事的女儿，性格温顺，人也勤快。
葛毅没怎么犹豫就答应了。他觉得结婚是 “理所当然” 的事，而且有个媳妇在家照顾父母，他也能安心在外做生意。婚礼办得不算隆重，但也热热闹闹，婚后没多久，媳妇就怀孕了。2007 年春天，儿子出生了，葛毅抱着胖乎乎的儿子，心里第一次有了 “当爹” 的感觉，整天乐呵得合不拢嘴。
可这份喜悦没持续多久，葛毅就觉得 “腻” 了。送煤气又累又脏，每天跑东跑西，身上总带着一股煤气味，回到家倒头就想睡，根本没精力陪老婆孩子。他看着街上开饭店的老板，每天坐在店里收钱，不用风吹日晒，心里又动了念头：“不如把煤气站关了，开个饭店，既轻松又体面。”
这个想法一说出来，父母又反对了 —— 煤气站生意稳定，挣得也不少，饭店可不是那么好开的，他们一辈子没做过餐饮，万一赔了怎么办？可葛毅这次铁了心，他觉得自己能把煤气站做好，就能把饭店做好。他不顾父母的劝阻，把煤气站转让了出去，又跟父母要了他们攒了十年的十万块血汗钱，在繁华的浑春街租了个门面，开了家名叫 “美食家” 的饭店。
可葛毅忘了，开饭店跟送煤气完全是两码事。他既不懂怎么选食材，也不懂怎么控制成本，更不懂怎么管理服务员 —— 一开始，他凭着 “热情” 亲自招呼客人，可没几天就嫌累，把活儿都推给服务员；厨师做的菜客人说咸了，他不知道怎么调整，反而怪厨师手艺差；食材买多了放坏了，他也不知道心疼，只觉得 “反正有钱”。
不到半年，饭店的生意就开始走下坡路。中午饭点，店里连一半客人都坐不满，晚上更是冷清。服务员嫌工资低、活儿多，走了一个又一个；厨师见没生意，也辞职了。葛毅想过各种办法 —— 搞打折促销，发传单，甚至请朋友来捧场，可都无济于事。2008 年冬天，“美食家” 饭店终于撑不下去了，门上贴了 “转让” 的告示。
看着空荡荡的饭店，葛毅心里又悔又恨。他不仅把做煤气生意挣的十多万赔光了，还把父母的十万块血汗钱也搭了进去。回家跟父母说的时候，他低着头，等着挨骂，可父母没说一句重话 —— 葛母红着眼眶说：“钱没了就没了，只要人好好的，以后再挣就行。” 葛父拍了拍他的肩膀：“年轻人哪有不犯错的，从头再来。”
父母的宽容没让葛毅幡然醒悟，反而让他更愧疚，也更急功近利。他发誓要 “尽快挣大钱”，把父母的钱还上，可他不想再像送煤气那样辛苦，也不想再冒开饭店那样的风险，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找个轻松又来钱快的办法。”
从那以后，葛毅就像变了个人。他不再出去找工作，每天在家唉声叹气，要么就出去跟一群狐朋狗友喝酒，越喝越郁闷，越想越偏激。就在他整天无所事事的时候，连襟孙远江找上门来了 —— 孙远江在本溪跟人打架，被打得鼻青脸肿，还被抢了几百块钱，他咽不下这口气，想找葛毅帮忙 “报仇”。
葛毅正憋着火没处发，一听这话，立刻拍着桌子答应了：“行！这事我帮你！敢欺负到咱们头上，得让他知道厉害！” 为了 “壮声势”，两人决定买把 “家伙”。他们揣着钱，坐火车去了沈阳，在一个偏僻的体育用品商店里，花八百块钱买了一支发令枪 —— 那时候，市面上偶尔能买到发令枪，改装一下就能打子弹。
在回本溪的火车上，葛毅盯着手里的发令枪，突然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能把这枪改成真枪，不就能吓唬人了吗？” 他学过化工，对机械也有点兴趣，觉得改装发令枪不是难事。到了本溪后，两人找了个小旅馆住下，葛毅出去买了钢管、弹簧、螺丝，还有一些工具，在旅馆房间里琢磨起来。
他把发令枪拆开，换上钢管做枪管，用弹簧做击发装置，又找了些铅块熔成子弹形状。折腾了一下午，竟然真的把发令枪改成了能打子弹的 “手枪”。为了测试性能，两人半夜跑到郊外的一片空地上，葛毅举起枪，对着一棵树扣动扳机 ——“砰” 的一声，子弹打在树上，留下一个小坑。孙远江看得眼睛发亮：“行啊葛毅，你真有本事！”
可他们没料到，这声枪响惊动了附近的村民。有村民以为是有人打猎，又觉得声音不对，就报了警。本溪警方接到报警后，很快就赶到了现场，顺着痕迹找到了葛毅和孙远江住的旅馆。敲开门的时候，葛毅还没反应过来，孙远江却吓得魂飞魄散，趁警察不注意，从后窗跳出去跑了。
葛毅被抓了个正着。经过鉴定，他改装的发令枪属于 “枪支” 范畴，具有杀伤力。最后，他因 “非法制造枪支罪” 被判了一年半有期徒刑，送到了沈阳市康家山监狱服刑。
监狱里的日子枯燥又压抑。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出操、劳动、学习，晚上九点准时熄灯。葛毅一开始很不适应，总觉得自己 “倒霉”，后来慢慢平静下来，表面上跟着大家一起学习法律法规，心里却没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只想着 “出去后一定要挣大钱，不能再这么窝囊”。
2010 年春天，葛毅刑满释放。走出监狱大门的时候，他看见妻子穿着洗得发白的外套，手里牵着儿子 —— 儿子已经七岁了，上小学一年级，见到他，怯生生地叫了声 “爸爸”。葛毅心里一酸，伸手想抱儿子，儿子却往后躲了躲 —— 他入狱的时候，儿子才三岁，早就记不清他的样子了。
回家的路上，妻子跟他说，这一年半，她在一家帆布加工厂打工，每个月工资不到三百块，家里的开销全靠父母补贴，儿子上学的学费都是父母掏的。葛毅看着妻子憔悴的脸，看着儿子瘦小的身影，心里不是滋味。他暗暗告诉自己，这次一定要好好过日子，挣钱养家。
可在家里待了不到两个月，葛毅就又犯了 “老毛病”。帆布厂的活儿他嫌累，建筑工地的活儿他嫌脏，找了几份工作都没干满一个星期就辞了。就在他又开始在家唉声叹气的时候，一个狱友托人带话给她 —— 这个狱友刑期比他长，入狱前有个老板欠了他一百多万，他让葛毅帮忙讨债，讨回来的钱四六分成，葛毅拿四成。
葛毅一听，立刻来了精神 —— 一百多万的四成就是四十万，要是能讨回来，不仅能还上父母的十万块，还能剩下不少钱。他跟妻子说要去沈阳 “跑生意”，妻子虽然担心，但也没多问，只是叮嘱他 “注意安全”。
可讨债的日子比葛毅想象的难得多。他按照狱友给的地址，找到了那个欠账的老板，可对方根本不承认欠了钱，还让保安把他赶了出去。后来他又去了几次，要么见不到人，要么就被对方的手下威胁。为了讨债，他跑了北京、深圳、广州、东莞等好几个城市，每次都是满怀希望去，灰头土脸回。
讨债没成，葛毅却有了一个 “意外收获”—— 他发现每个城市的书店里都有 “电话号码簿”（黄页），上面印着当地工厂、企业的地址和电话。看着这些电话号码，葛毅心里突然冒出一个邪恶的念头：“天下有钱的人这么多，不如想办法让他们‘出点血’，弄点钱解燃眉之急。”
他想起几年前震惊全国的 “金如超爆炸案”—— 金如超就是用炸弹在石家庄制造爆炸，然后敲诈勒索。葛毅觉得这个办法 “可行”：自己学过化工，会做炸弹，只要在工厂、企业附近放几颗炸弹，制造点恐慌，那些厂长经理肯定会害怕，到时候再给他们寄恐吓信，让他们把钱打到自己的银行卡里，不就能轻松拿到钱了吗？
这个念头一旦产生，就像野草一样在葛毅心里疯长。他开始在各个城市的书店里买电话号码簿，有时候还会偷偷抄下上面的企业信息。他知道，要干这事，必须得有个假身份，不然很容易被警察查到。
回到沈阳后，葛毅在街头的电线杆上看到一则 “办假证” 的广告，他按照上面的电话打过去，跟对方约在一个公园的角落里见面。几天后，他花两百块钱拿到了一张假身份证，上面的名字叫 “冯立国”，地址是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拿着假身份证，葛毅心里一阵窃喜：“这下没人能认出我了。”
他用 “冯立国” 的身份证，在建设银行和招商银行各办了一张储蓄卡，又买了信封、邮票和笔。一切准备就绪后，他把第一个作案目标选在了老家吉林市 —— 他对吉林的环境熟悉，而且这里化工店多，买制造炸弹的原料也方便。
2010 年夏天，葛毅悄悄回到了吉林市，没敢回家，而是在临江门附近租了一间一楼的房子，每月租金四百块。房子很偏僻，周围都是老居民楼，不容易引起注意。接下来的几天，他每天都去不同的化工商店，假装是附近工厂的采购员，购买硝酸铵、硫磺、木炭（这三种是制造黑火药的主要原料），还有雷管、导火索等物品。吉林市是全国有名的化工城市，化工商店多，老板们见他 “手续齐全”（他伪造了一张工厂的采购证明），也没多怀疑，很快就把他要的原料都卖给他了。
回到出租屋，葛毅就开始制造炸弹。他按照在学校里学的知识，把硝酸铵、硫磺、木炭按照比例混合，制成黑火药，然后装在铁皮罐里，再装上雷管和导火索，做成了一颗简易炸弹。可当他试着引爆的时候，炸弹却没响 —— 原来他对比例掌握得不对，火药的威力不够。
葛毅不死心，又试了几次，还是失败。他有点烦躁，觉得自己学的知识 “不够用”。于是，他跑到天津街的一家书店，买了一本《爆破与爆破知识》，回家后连夜研读。书里详细讲了炸药的配方、引爆装置的原理，还有定时炸弹的制作方法。葛毅一边看一边做笔记，遇到不懂的地方就反复琢磨，有时候甚至会画图纸模拟。
就这样琢磨了一个多星期，葛毅终于改进了炸弹的配方，还加装了机械定时和电子引爆装置 —— 他把闹钟拆开，用闹钟的齿轮做定时装置，再连接电子雷管，这样就能设定爆炸时间，方便自己逃跑。第一次试验成功的时候，他在出租屋里听到 “砰” 的一声闷响，铁皮罐被炸得变了形，窗户玻璃都震得嗡嗡响。葛毅看着被炸坏的铁皮罐，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狞笑：“这次肯定能成！”
接下来，葛毅开始制定投放炸弹的计划。他从电话号码簿上找了几家规模大的企业，最后选定了 “北极公司”—— 这家公司在吉林市很有名，做的是建材生意，他觉得 “肯定有钱”。另外，他还想在居民楼附近放一颗炸弹，这样能制造更大的恐慌。
投放炸弹的那天早上，天还没亮，街路上没有行人，只有几个清洁工在扫地。葛毅骑着一辆借来的自行车，车后座上放着两个装着炸弹的黑色塑料袋，一路小心翼翼地往北极公司的方向骑。到了北极公司楼下，他左右看了看，见没人注意，就把一个塑料袋放在了公司大门旁边的角落里，设定了爆炸时间为 “三十分钟后”。
然后，他又骑着自行车去了化南小区 —— 这是一个老小区，居民大多是退休工人，他觉得在这里放炸弹，更容易引起关注。他在小区里找了一栋居民楼，把另一个塑料袋放在了单元门口，同样设定了三十分钟后的爆炸时间。
放好炸弹后，葛毅骑着自行车快速离开了现场，躲到了离北极公司不远的一个公交站后面。三十分钟过去了，他没听到爆炸声，心里有点慌，以为又失败了。可没过多久，他就看到北极公司门口聚集了越来越多的人，还有人在指指点点。紧接着，警笛声由远及近，几辆警车停在了北极公司门口，民警们下车后，立刻疏散群众，拉起警戒线，封闭了现场。
葛毅混在围观的人群里，看着民警们紧张地忙碌，心里竟然有种莫名的满足感 —— 虽然炸弹没炸，但还是引起了这么大的动静，那些厂长经理肯定会害怕。他又悄悄去了化南小区，看到那里也围满了警察，正在排查炸弹。
后来他才知道，警方接到报案后，立刻请了爆破专家朱建民前来排爆。朱建民花了一个小时，成功排除了北极公司和化南小区的两颗炸弹。葛毅虽然有点失望，但更多的是兴奋 —— 他觉得自己的计划 “第一步成功了”。
几天后，葛毅又按照同样的方法，制作了两颗炸弹，再次投放到北极公司和附近的居民楼里。这次他把爆炸时间设定为十分钟，这样自己有足够的时间逃离现场。可结果还是一样 —— 两颗炸弹都没炸响。
接连发生的几起 “爆炸未遂案” 让吉林警方高度重视，他们成立了专案组，开始在全市范围内排查可疑人员。葛毅躲在出租屋里，每天看着新闻报道，心里越来越害怕 —— 他能感觉到警方的排查越来越紧，再待下去很可能会被发现。他不敢再投放炸弹，也不敢回家，连夜收拾了东西，背着一个包，偷偷打车离开了吉林市，再次逃往沈阳。
到了沈阳，葛毅在西塔附近租了一间隐蔽的出租屋。他不甘心失败，开始分析吉林炸弹没炸响的原因 —— 他觉得是导火索的问题，之前用的导火索太细，容易受潮，导致炸弹无法引爆。这次，他换了一种更粗的导火索，还在炸弹里加了更多的火药，确保能炸响。
2010 年 7 月 12 日一大早，葛毅带着一颗改进后的炸弹，来到了皇姑区房地产交易大厅。那时候正是上班时间，大厅里人来人往，他假装是来办理业务的，趁没人注意，把炸弹放在了二楼男厕所的一个隔间里，设定了十分钟后的爆炸时间。然后他快速离开了交易大厅，躲在对面的一栋楼里，等着听爆炸声。
十分钟过去了，交易大厅里没有任何动静。葛毅心里一沉，知道又失败了。他不敢回去查看，只能悻悻地回到出租屋。
可葛毅没放弃。当天午夜，他又带着一颗炸弹，来到了铁西区南六中附近的 “老海饺子馆”。那时候饺子馆里还有几桌客人，葛毅从后门溜进去，把炸弹放在了男厕所的角落里，设定了十分钟后的爆炸时间。这次，他躲在饺子馆对面的一个胡同里，紧张地盯着手表。
十分钟后，“轰隆” 一声巨响，饺子馆的窗户玻璃瞬间被震碎，里面传来一阵尖叫声和桌椅倒塌的声音。葛毅看到有人从饺子馆里跑出来，有的衣服上沾着灰尘，有的吓得脸色苍白。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在胡同里手舞足蹈 —— 这是他第一次成功制造爆炸！
第二天，葛毅去中兴大厦买了一本复印纸，又到南站附近的邮局买了三百个信封和三百张邮票。他回到出租屋，拿出电话号码簿，按照上面的企业地址，开始写恐吓信。信的内容很简单，却充满了威胁：“沈阳市前几天的爆炸案都是我干的，你公司已经被我盯上了。限你三天内准备 3 万元（有的写 5 万元），存到指定的银行账号（冯立国的储蓄卡），如果不存，我就炸了你的工厂，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写完信后，葛毅拿着信去了台安县的一家复印社，复印了三百份。回到沈阳后，他把这些恐吓信装进写好地址的信封里，趁着夜色，投进了太原街附近的几个邮筒里。他想象着那些厂长经理收到信后惊慌失措的样子，想象着银行卡里的钱越来越多，心里美滋滋的。
可葛毅不知道，沈阳警方早就对这两起爆炸案高度重视，成立了专案组，并且监控了全市的邮筒 —— 他们料到凶手可能会通过邮寄恐吓信来敲诈勒索。葛毅投进邮筒里的三百封恐吓信，全被警方截获，一封也没寄出去。
几天后，葛毅躲到鞍山市，用假身份证去银行查储蓄卡的余额，却发现里面一分钱都没有。他纳闷极了：“这么大的爆炸案，怎么没人害怕？沈阳人怎么这么‘硬气’？” 他不知道，自己的恐吓信根本就没送到对方手里。
敲诈失败，葛毅不仅没拿到钱，反而把自己讨债时攒下的一点钱都花光了。他心里又气又急，开始琢磨着 “更大的生意”。他知道沈阳的风声太紧，不能再待下去，就躲到了台安县的一家小旅社里。
在旅社里，葛毅想起了当年逃跑的连襟孙远江。他试着给孙远江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孙远江还真接了 —— 孙远江这些年一直负案在逃，靠打零工为生。两人约在一个偏僻的小饭馆见面，孙远江还带了两个朋友，一个叫庞文东，一个叫田勇。这两个人都是游手好闲之辈，整天想着怎么挣快钱。
几个人喝着酒，聊起了各自的 “遭遇”，越聊越投机。葛毅说自己 “想挣大钱，却一直没机会”，庞文东立刻接话：“不如咱们去抢长途大客车吧，那些客车里肯定有不少钱！” 田勇和孙远江也纷纷表示同意 —— 他们都缺钱，也都不怕冒险。
就这样，一个犯罪团伙形成了。他们开始积极准备：庞文东从朋友手里借了一辆红色夏利轿车，作为作案工具；葛毅和孙远江去市场买了尖刀、木棒，作为凶器；几个人还多次在台安县附近踩点，观察长途客车和货车的行驶路线。
2010 年 10 月初的一天夜里，葛毅、孙远江、庞文东、田勇，还有一个叫 “小五”（身份不详）的同伙，驾驶着红色夏利轿车，在台安县城转盘附近盯上了一辆外地的大货车。他们跟着货车，一直开到城郊的一处偏僻路段 —— 这里路灯稀少，周围都是农田，很少有车辆经过。
庞文东加快车速，追到大货车前面，逼停了货车。葛毅和孙远江拿着尖刀，田勇和小五拿着木棒，从夏利车上下来，冲到货车驾驶室旁边，用力拍打着车门，大喊：“开门！下来！”
货车司机吓了一跳，慢慢打开车门。葛毅一把揪住司机的衣领，问：“谁是车主？” 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一个中年男人战战兢兢地说：“我…… 我是。” 葛毅上去就是一拳，打在车主的脸上，然后把他拽下车，按在地上一顿毒打。车主被打得鼻青脸肿，躺在地上不敢动。
这时候，货车里还有一个老人和一个小孩 —— 是车主的父亲和儿子。小孩才五岁，见了这阵势，吓得哇哇大哭。葛毅嫌小孩吵，对着车主吼：“赶紧把钱拿出来，不然我对老人和小孩不客气！”
车主早就被打怕了，赶紧从衣兜里掏出仅有的八百块钱，还有一部旧手机。葛毅接过钱和手机，又让孙远江去货车里搜 —— 孙远江在驾驶室的储物格里搜出了一千六百块现金。葛毅见再也搜不出钱，就骂了一句 “真穷”，然后带着同伙开车扬长而去。
抢来的两千四百块钱，几个人没几天就花光了 —— 喝酒、赌博、买烟，很快就挥霍一空。葛毅觉得 “抢货车来钱太慢，也挣不了大钱”，他跟同伙提议：“不如咱们绑架出租车司机吧，出租车司机家里一般都有点钱，而且咱们可以跟他家里要赎金，想要多少要多少！”
其他几个人一听，立刻拍即合 —— 绑架比抢劫来钱快，而且风险相对 “小” 一点。他们觉得沈阳的爆炸案风头已经过去了，就悄悄回到了葛毅在西塔的出租屋，开始制定绑架计划：由葛毅出面，以 “搬电脑” 为借口，把出租车司机骗到出租屋里，然后其他同伙再出来动手，把司机控制住，之后跟他家里要赎金。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葛毅在街头拦了一辆出租车，跟司机说：“师傅，我家在西塔附近的老楼里，有台电脑要搬，麻烦你跟我去一趟，运费我多给你点。” 司机见葛毅看起来 “老实”，又能多挣钱，就答应了。
到了出租屋楼下，葛毅让司机跟他上楼搬电脑。司机有点犹豫 —— 天黑了，而且这栋楼看起来很偏僻。葛毅赶紧说：“就在三楼，很快就搬完，我再加你五十块钱。” 司机想了想，还是跟着葛毅上了楼。
到了三楼门口，葛毅掏出钥匙开门，一边开门一边说：“电脑有点重，等会儿麻烦你搭把手。” 门一打开，潜伏在屋里的孙远江、庞文东、田勇就冲了出来，手里拿着尖刀和绳子，想把司机控制住。
司机一看情况不对，知道自己被骗了，他一边大喊 “救命”，一边拼命往楼下跑。葛毅伸手想拽他，却没拽住。孙远江等人也赶紧追上去，可司机跑得很快，一转眼就跑下了楼，冲出了楼道，对着街上大喊 “有人绑架”。
葛毅等人知道坏事了，也顾不上别的，赶紧收拾东西，慌不择路地逃离了出租屋。逃跑的时候，葛毅不小心把随身携带的挎包丢在了楼道里 —— 包里有他的电话号码簿、一台录音机，还有那张 “冯立国” 的假身份证。
警方接到司机的报警后，很快就赶到了葛毅的出租屋。虽然歹徒已经逃跑，但警察在出租屋里搜出了大量制造炸弹的化工原料（硝酸铵、硫磺、木炭等）、制作炸弹的工具，还有那张假身份证。结合之前的爆炸案，警方立刻意识到：这个出租屋的主人，就是沈阳、吉林系列爆炸案的凶手！
缠绕吉林、沈阳两地警方三个月之久的系列爆炸案，终于露出了冰山一角。警方立刻对葛毅、孙远江等人展开通缉，同时在全市范围内进行地毯式排查。
葛毅等人逃出沈阳后，知道这里再也不能待了，而且出租车司机肯定能认出他们，警方很快就会找到他们。几个人互相埋怨了几句，最后 “做鸟兽散”—— 孙远江躲回了本溪，庞文东去了大连，田勇回了台安，葛毅则躲到了鞍山的一家小旅馆里。
一个月过去了，葛毅觉得风头渐渐过去了，可他还是没找到 “挣大钱” 的机会。他每天憋在旅馆里，心里越来越急 —— 他想尽快挣到钱，还上父母的十万块，也想让自己过上 “有钱人” 的生活。他觉得人多容易坏事，就想找个 “靠谱” 的同伙，最后他想到了田勇 —— 田勇做事胆大心细，而且不计后果，跟他合作 “放心”。
葛毅联系上田勇，两人约在辽中县见面 —— 辽中是沈阳市管辖的一个小县城，人口不多，环境也相对陌生，不容易被警察发现。他们决定在辽中绑架出租车司机，因为小县城的出租车司机警惕性相对较低，而且家里一般都能拿出点赎金。
有一天傍晚，葛毅和田勇在辽中县的一个转盘处物色目标。很快，他们盯上了一辆白色的捷达出租车 —— 司机看起来四十多岁，穿着朴素，不像有防备的样子。葛毅拦下车，跟司机说：“师傅，我们要去牛心坨，多少钱？” 司机报了价，葛毅和田勇就上了车，葛毅坐在副驾驶，田勇坐在后座。
车开了大约半个小时，快到牛心坨的时候，田勇突然说：“师傅，我有点内急，你停下车，我去方便一下。” 司机没多想，把车停在了路边的一处空地上。车刚停下，坐在后座的田勇就掏出一根绳子，想勒住司机的脖子，葛毅则从怀里掏出一把尖刀，架在了司机的脖子上，恶狠狠地说：“别动！动一下我就杀了你！”
司机吓得一哆嗦，但他也不是软柿子 —— 他知道一旦被控制住，后果不堪设想。他趁葛毅不注意，猛地伸手去夺刀。葛毅没想到司机会反抗，手一松，刀被司机夺了过去，可司机的双手也被刀划得鲜血淋漓，脖子上也被划了一道口子，鲜血顺着脖子流了下来。
但司机毕竟寡不敌众，葛毅和田勇很快就把他按在了座位上，用绳子把他的手脚捆得严严实实，又用胶带把他的嘴和眼睛封上，然后把他塞进了出租车的后备箱里。
葛毅开着出租车，田勇坐在副驾驶，把车开到了附近的一座大山里 —— 这里人迹罕至，很隐蔽。他们把车停在一个山洞旁边，然后从司机的身上翻出了五百多块钱和一部手机。
按照预定计划，葛毅用司机的手机给司机的妻子打了电话，恶狠狠地说：“你男人在我们手里，限你明天中午之前准备好八万块钱，一分都不能少！要是敢报警，或者钱没凑够，我们就杀了他！”
司机的妻子一听就慌了，带着哭腔说：“别伤害他，钱我们会想办法，能不能少点？我们家没那么多钱……” 葛毅不耐烦地说：“少废话！八万块，一分都不能少！明天中午我再给你打电话，告诉你交钱的地方！” 为了让司机妻子相信，葛毅还把胶带从司机嘴上撕开一点，让他跟妻子说了几句话 —— 司机声音沙哑，带着哭腔，让妻子 “赶紧凑钱，别报警”。
挂了电话后，葛毅和田勇就在山洞里等着，心里盘算着拿到钱后怎么分赃。这一夜，他们没敢睡觉，每隔一段时间就去后备箱看看司机的情况，怕他跑了或者出意外。期间，葛毅还多次给司机妻子打电话，催促她 “尽快凑钱”。
到了第二天中午，葛毅再次给司机妻子打电话，问她 “钱准备好了没有”。司机妻子说：“我们只凑到了五千块钱，实在凑不到更多了，你们能不能再宽限几天？” 葛毅一听就火了，对着电话吼：“五千块？你打发要饭的呢！赶紧想办法，不然我现在就杀了他！”
可就在葛毅对着电话咆哮的时候，远处传来了警笛声 —— 原来，司机妻子在接到电话后，第一时间就报了警。警方通过手机定位，锁定了葛毅和田勇的位置，然后调集了大量警力，包围了这座大山。
葛毅和田勇听到警笛声，顿时慌了神。他们想开车逃跑，可刚打开车门，就看到周围已经布满了全副武装的警察，手里拿着枪，对着他们大喊：“不许动！放下武器！”
葛毅知道自己跑不掉了，他瘫坐在地上，看着越来越近的警察，心里充满了绝望。田勇还想反抗，可刚掏出刀，就被警察制服了。
被戴上手铐的那一刻，葛毅终于意识到自己错了 —— 他不该被金钱冲昏头脑，不该一步步走向犯罪的深渊。他想起了年迈的父母，想起了辛苦持家的妻子，想起了才上小学的儿子，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他说：“正邪之间其实只是一念之差，我完全可以选择另外一条光明之路，都怨那个该死的定时引爆，葬送了我的青春年华。”
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葛毅的犯罪行为已经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 —— 他制造的爆炸案引起了群众的恐慌，他的绑架、抢劫行为伤害了无辜的人。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当葛毅被押上警车，离开大山的时候，他回头望了一眼远处的村庄 —— 那里有炊烟升起，有孩子的笑声，那是他曾经向往的生活，可他却亲手把自己推向了地狱。可怕的邪念一旦产生，就再也无法停下罪恶的脚步，等到蓦然回首时，早已走到了生命的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