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 年西安城堡大酒店涉外命案全纪实：跨越十一年的正义追凶
一、异国之旅的序章：樱花与黄土的相遇
1993 年的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市场经济的活力初显，但普通百姓的生活仍带着朴素的底色。当时，城市职工月薪多在 100-300 元之间，“出国旅游” 对绝大多数人而言，是遥不可及的奢望 —— 一趟远门动辄花费万八千，相当于普通人好几年的收入。而彼时的日本，经济正值鼎盛期，人均 Gdp 是中国的数十倍，国民出国观光已如家常便饭。这种巨大的差距，为一场跨国悲剧埋下了隐秘的伏笔。
6 月 7 日傍晚，西安长安城堡大酒店的旋转门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他们是全日空世界株式会社组织的日本观光团，一行十人，拖着大大小小的行李箱，脸上带着长途跋涉的疲惫，却难掩对古都的好奇。其中四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尤为引人注目：72 岁的大姐阿布富美、75 岁的大哥山山楚一郎、70 岁的三弟珊珊丽，以及 68 岁的四妹奥泽多梅子。
这四位老人是一母同胞的亲姐弟，感情深厚得如同藤蔓缠绕的古树。大姐阿布富美六年前曾来过中国，对长城的雄伟念念不忘；大哥山山楚一郎在岐山县羽生市经营着一家衬衫小作坊，每天踩着缝纫机，日子过得清贫却踏实；三弟珊珊丽是家族里的 “文化人”，退休前与人合开公司，退休后仍被返聘，经济条件最好，更难得的是他对中国历史的痴迷 —— 在日本时，他常给 NhK 国际广播电台撰写关于中国史的文章，书桌抽屉里堆满了《史记》译本和西安地图；四妹奥泽多梅子是典型的日本家庭妇女，一辈子围着丈夫和孩子转，这次能出门，全靠弟弟珊珊丽 “赞助”。
“中国太好了，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比。” 出发前，珊珊丽拿着放大镜在地图上圈出兵马俑、大雁塔的位置，眼里闪着光，“咱们姐弟四个，这辈子一定要一起去看看长安的落日。”
同行的还有阿布富美的女儿井上玉子（58 岁）、女婿井上新野（60 岁），以及四位年轻团员：26 岁的北海道邮电所职员电和美、同龄的全职太太世松志聪，30 岁的内向小伙滨田浩一，以及开朗健谈的领队石井。这更像一场家庭式的私人旅行，行李中塞满了给亲友的礼物 —— 阿布富美甚至带了自己腌的梅子干，想让中国朋友尝尝家乡味。
旅行团的行程紧凑得像上了发条：6 月 5 日抵京，在故宫的红墙下合影，在王府井买了丝绸手帕；6 月 6 日飞成都，在锦里吃了担担面，看了熊猫；6 月 7 日傍晚抵达西安，入住城堡大酒店时，夕阳正给这座欧式风格的建筑镀上一层金边。
“明天去兵马俑，后天去法门寺。” 石井拿着行程单给大家鼓劲，“今晚好好休息，西安的羊肉泡馍等着咱们呢！”
谁也没想到，这句再平常不过的话，竟成了四位老人之间最后的温情絮语。
二、惊魂之夜：638 房间的血色谜团
城堡大酒店 6 楼的走廊铺着厚厚的地毯，脚步声被吸得悄无声息。635 号房间里，奥泽多梅子靠在床头揉着酸胀的腿，她对大姐阿布富美说：“姐，我累得走不动了，你要是想去商品部，叫上大哥他们吧。”
阿布富美精神头正足，她打开行李箱翻出小钱包：“我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皮影，给你家孙子带一个。” 她拿起电话，拨通了斜对门 638 号房间 —— 大哥山山楚一郎和三弟珊珊丽住在这里。
“大哥，去楼下转转吗？” 阿布富美的声音透过听筒传来，带着笑意。
“等着，我换件衣服。” 山山楚一郎的声音带着沙哑的暖意。
挂了电话，阿布富美对着镜子理了理头发，转身对奥泽多梅子摆摆手：“我很快回来。”
这一去，便是永别。
深夜 11 点，奥泽多梅子从梦中惊醒，房间里空荡荡的。她嘀咕着：“怎么还没回来？莫非在大哥房间聊得忘了时间？” 她翻了个身，心想有两个哥哥陪着，肯定没事，便又沉沉睡去。
次日清晨 6 点，奥泽多梅子起床洗漱，638 号房间仍毫无动静。7 点，她下楼去餐厅吃早餐，特意选了能看到电梯口的位置，可直到 8 点，仍不见三人身影。团里的年轻人陆续到齐，26 岁的电和美拿着相机问：“奥泽阿姨，前辈们还没起吗？我想跟他们请教下北京的拍照技巧呢。”
奥泽多梅子心里开始发慌。9 点整，领队石井匆匆走来：“梅子女士，我们得出发去兵马俑了，再等就赶不上参观时间了。您去叫下三位前辈吧？”
她快步回到 6 楼，走廊里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她按下 638 号房间的门铃，无人应答；敲了敲门，依旧没动静。她赶紧找到楼层服务员，又通过翻译叫来保安：“麻烦你们，开门看看吧，我姐姐和哥哥们……”
钥匙插入锁孔，转动的声音在寂静中格外刺耳。门被推开一条缝时，一股淡淡的血腥味飘了出来。服务员猛地推开门 —— 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
房间里像被台风席卷过，行李箱被撕开，衣物、文件散落一地，台灯倒在地毯上，灯罩裂成了蛛网。珊珊丽趴在靠门的床上，后背的睡衣被血浸透，姿势扭曲；卫生间的门半掩着，浴缸里积着暗红的水，阿布富美和山山楚一郎的头歪向一侧，脖颈处的伤口狰狞可怖。
奥泽多梅子只看了一眼，便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几分钟后，酒店总经理、保安部经理、日本团领队石井全都赶到现场。石井颤抖着拨通日本驻华大使馆的电话，声音抖得不成样子：“出事了…… 我们的客人…… 在房间里……”
消息像长了翅膀，半小时内传遍西安。中外记者扛着摄像机、拿着录音笔涌向酒店，警戒线外很快围满了人。“日本游客在华遇害” 的标题，当天就登上了全球各大报纸的头版 —— 这起发生在改革开放关键期的涉外命案，瞬间被推上风口浪尖。
三、迷雾中的侦查：一枚血指纹的倔强
案发当天下午，西安市公安局的警车呼啸着冲进酒店停车场。刑侦处副处长司勇生跳下车，眉头紧锁：“封锁现场，任何人不准进出！” 他身后跟着近百名民警，其中包括公安部赶来的刑侦专家，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凝重。
“这案子破不了，西安的旅游形象就完了，国家的脸也没地方搁！” 司勇生在临时指挥部里拍了桌子，“不惜一切代价，必须尽快破案！”
刑事技术人员穿着白大褂，在 638 房间里一寸寸排查。法医蹲在浴缸边，小心翼翼地提取水样：“死者均系单刃锐器割喉致死，伤口深达气管，是致命伤。眼睑有划伤，像是刻意为之。”
“门窗完好，没有撬动痕迹。” 痕检员张大刚指着门锁，“凶手是和平进入的，可能是敲门后被请进来的。” 他戴着白手套，手指拂过床头柜上的玻璃杯 —— 杯口有唇印，但不是死者的。
现场最诡异的是：旅行包的拉链完好，却被人用刀划开一个 20 厘米长的口子；凶手作案后没有走门，而是从窗户翻了出去（窗台上有模糊的脚印）；整个房间找不到一枚指纹，显然凶手戴了手套。
“是抢劫杀人，但手法太专业了。” 司勇生看着现场照片，“不像临时起意，更像是有备而来。”
酒店大堂保安的证词带来了一丝曙光：“昨晚 9 点多，日本团办完入住后，有两个年轻人在大堂晃悠，一胖一瘦，眼神鬼鬼祟祟的，还盯着电梯口看了很久。”
根据描述，刑侦画家杨化民画出了模拟像：瘦高个约 1.75 米，穿蓝色夹克；矮胖个约 1.65 米，穿灰色 t 恤。画像被印成传单，贴满了西安的大街小巷，可半个月过去，毫无回音。
就在侦查陷入僵局时，38 岁的张大刚有了新发现。他蹲在卫生间里，目光扫过毛巾架上的一条血毛巾 —— 之前没人在意，毕竟房间里血迹太多了。“不对。” 他忽然站起来，“如果是死者留下的血，位置不该这么高；如果是凶手留下的……”
他的目光定格在卫生间内侧的门锁上。他掏出尺子量了量：“距离地面 107.5 厘米，距离门楣 4.7 厘米。” 那里有一道几乎看不见的红痕，像一根细红线。
“李社仓，拿显影剂来！” 张大刚喊道。
29 岁的李社仓应声上前，他是中国刑警学院的高材生，手法细腻如外科医生。他屏住呼吸，将特制药水轻轻喷在红痕上 —— 几秒后，一枚淡蓝色的指纹缓缓显现，纹路清晰，是右手食指！
“找到了！” 现场所有人都激动起来。这枚指纹被连夜冲印成 2 万多张照片，发往全国公安机关。李社仓盯着照片，眼里闪着光：“这是破案的钥匙，绝不能丢。”
接下来的日子，西安警方展开了 “地毯式排查”：
酒店所有员工（包括厨师、保洁、行李员）的指纹全部采集，一一比对，无果；
全市 80 万青壮年男性被动员到派出所按指纹，民警们抱着放大镜，对着指纹卡一张张看，看得眼睛红肿，仍无收获；
广州、昆明等 10 余个旅游城市的刑警被召集到西安，分析案情到深夜，烟灰缸堆成了小山，仍没头绪。
有人猜测是日本黑帮作案 —— 毕竟死者眼睑有划伤，像某种 “仪式”；有人怀疑是旅行团内部人员作案，但四位年轻人有不在场证明（案发时在酒吧唱歌）；还有人觉得是 “保险谋杀”，可查来查去，三位老人除了一套老房子，几乎没什么财产。
时间一天天过去，案件成了 “悬案”。奥泽多梅子回到日本后，因悲伤过度引发心脏病，于 6 月 17 日去世 —— 四姐弟最终以这样惨烈的方式 “团聚”。日本媒体报道时，用了 “中国之旅成绝响” 的标题，字里行间满是惋惜。
而那枚血指纹，被锁进了西安市公安局的档案柜，像一个沉默的证人，等待着真相大白的那天。
四、十年等待：从桂林少年到刑警先锋
1993 年夏天，当西安警方为命案焦头烂额时，广西全州县的一个小村庄里，17 岁的马华峰正蹲在田埂上，手里攥着桂林旅游专科学校的录取通知书，眉头拧成了疙瘩。
“去读吧，家里再难也供你。” 父亲蹲在他身边，旱烟袋敲着鞋底，“我去煤矿再挖几个月，学费就有了。”
马华峰摇摇头。家里五个孩子，大哥刚考上地质学校，弟弟妹妹还在上小学，父亲卖牛、挖煤挣的钱，刚够一家人糊口。他把通知书塞进兜里：“爸，我不读了，去海口打工，挣钱给弟弟妹妹交学费。”
这个决定，让他走上了一条曲折的路。在海口修高速公路时，他白天扛钢筋，晚上就着煤油灯看《福尔摩斯探案集》；在桂林挖矿时，工友们打牌喝酒，他却捧着从废品站淘来的刑侦教材啃。1994 年，他靠着自学考上中国刑警学院，离开家那天，母亲往他包里塞了十几个煮鸡蛋：“到了学校，好好学，别惦记家里。”
在刑警学院，马华峰是出了名的 “拼命三郎”。别人谈恋爱、看电影，他泡在实验室里，对着指纹样本一看就是一天。1998 年毕业时，他放弃了留在桂林的机会，主动申请去刚升级为地级市的贵港：“那里缺人，能做实事。”
在贵港公安局刑侦支队，马华峰很快崭露头角。他破获过盗窃案、伤害案，甚至仅凭一枚模糊的脚印就抓到了抢劫犯。同事们说他 “眼里有光”，总能从别人忽略的细节里找到线索。
2004 年 7 月，全国公安系统开展 “指纹大会战”，要求各地交叉比对未破命案指纹。贵港负责桂林地区的指纹库，马华峰分到了最难啃的一块 “骨头”—— 近万份旧指纹卡，其中很多是模糊不清的。
“这些都是陈年旧案的希望，不能马虎。” 他把指纹卡按年份分类，每天坐在电脑前，眼睛盯着屏幕，一眨不眨。7 月 3 日周六，他从早上 8 点查到晚上 10 点，连午饭都忘了吃，却一无所获。
7 月 4 日周日下午 2 点，电脑屏幕上突然弹出一条提示：“西安 1993 年命案现场指纹，与桂林地区指纹库中尾数 4907 的 2 号指纹相似度 720 分。”
“720 分？” 马华峰皱起眉。按规定，800 分以上才算 “高度相似”，720 分属于 “低分匹配”，很容易被忽略。但他没有放过 —— 他把两枚指纹放大到最大，一寸寸比对：
起点：都是从指根左侧开始，呈弧形向上；
分叉：在距离指尖 1.2 厘米处，都有一个 “Y” 形分叉；
细节：两枚指纹的 13 个特征点完全吻合，包括一个几乎看不见的小疤痕。
“就是他！” 马华峰猛地站起来，椅子被带倒在地。他抓起电话，声音因激动而颤抖：“报告总队，找到匹配指纹了！在桂林！”
五、真相大白：两个青年的歧路人生
2004 年 7 月 9 日，桂林的雨下得淅淅沥沥。桂林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会议室里，气氛凝重如铁。陕西、广西两地警方围坐在桌前，桌上摊着海婷的资料 —— 这个 29 岁的回族青年，住在将军路，无业，曾因赌博被处罚。
“他现在在东安街的一家娱乐室打牌。” 侦查员汇报，“我们已经布控好了。”
晚上 8 点，娱乐室里烟雾缭绕。海婷叼着烟，手里摸着牌，脸上堆着笑。突然，几个便衣民警围了过来：“海婷，跟我们走一趟。”
海婷愣了一下，满不在乎地站起来：“又抓赌？我今天没带多少钱。” 他以为又是小打小闹，直到被戴上手铐，押进警车，才慌了神。
审讯室里，海婷低着头，手指抠着桌角。陕西民警刘刚操着浓重的陕西话：“海婷，1993 年 6 月，你在哪？”
海婷的身体猛地一僵。
“西安城堡大酒店，638 房间，还记得吗？” 刘刚盯着他的眼睛。
海婷的脸瞬间惨白，汗珠子顺着下巴往下掉。他沉默了半小时，突然抬头：“我想抽烟，想喝水。”
烟抽了一半，他像是泄了气的皮球：“我说…… 那事，我躲了 11 年，还是躲不过。”
1993 年，18 岁的海婷在桂林混日子，没钱没工作，天天被母亲数落。同村的曹修德找到他：“去西安搞点钱，那里日本人多，肯定有钱。”
曹修德比海婷大 5 岁，曾在西安卖过旅游工艺品，知道日本人喜欢带现金。两人一拍即合，6 月 8 日坐火车到西安，住在火车站附近的小招待所 —— 正因为住的不是高档酒店，才躲过了警方最初的排查。
当晚 9 点，他们在城堡大酒店大堂盯上了日本团。“都是老人，好下手。” 曹修德对海婷说。他们跟着老人上了 6 楼，记住了 638 号房间。
“我会说几句日语，我去叫门。” 曹修德嘱咐道，“门一开，你就冲进去。”
门铃响时，珊珊丽正拿着打火机点烟，以为是服务员，随手开了门。门刚开一条缝，海婷就猛地撞了进去，手里攥着裁纸刀。曹修德紧随其后，用日语大喊：“把钱交出来！” 他还把电视音量调到最大，掩盖动静。
两个老人被按在床上，手脚用胶带绑住，嘴巴被封住。曹修德翻出日元、美元，塞进包里；海婷则在翻找时，用刀划破了旅行包。就在这时，门铃又响了 —— 是阿布富美来了。
“我从猫眼一看，是个老太太，就拉开门把她拽了进来。” 海婷的声音发颤，“曹修德说，不能留活口……”
他们把阿布富美拖进卫生间，用裁纸刀割了三人的喉咙。“曹修德说，划瞎眼睛，免得他们记住我们的样子。” 海婷捂着脸，“我们翻窗户跑的，把带血的衣服烧了，刀拆了扔下水道里……”
根据海婷的供述，民警连夜赶到曹修德家。曹修德正陪着怀孕的妻子看电视，看到民警，脸色骤变。他比海婷镇定，直到海婷的供述摆在面前，才低下了头。
曹修德的人生曾是 “别人家的孩子”—— 成绩好，跳级，当班长。可父亲被高压电击伤后，家里一贫如洗，他辍学打工，在宾馆当行李员时偷过日本游客的箱子，被少管两年。“我觉得社会对我不公平。” 他咬着牙，“凭什么日本人那么有钱，我却穷得叮当响？”
抢劫得手后，两人分了钱，从此断绝联系。曹修德后来娶妻生子，甚至当上了食品厂副厂长，以为能洗白过去；海婷则继续混日子，直到被抓。
2005 年 10 月 28 日，曹修德、海婷被依法执行死刑。临刑前，曹修德给妻子写了封信：“照顾好孩子，别告诉他爸爸是个罪人。”
六、尾声：那些未曾褪色的记忆
案件告破后，西安警方带着破案消息，专程去了日本，看望四位老人的家属。井上玉子捧着亲人的照片，泣不成声：“谢谢你们，让他们得以安息。”
而那些为案件付出的人，也永远留在了时光里：
李社仓，那位提取指纹的技术员，2000 年在珠海处理跨国邮轮劫案时，因有毒气体泄漏牺牲，被追授 “革命烈士”；
张大刚，退休后仍保留着那枚指纹的照片，他常说：“痕检员的眼睛，要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马华峰，后来成了贵港市公安局副局长，他办公室的抽屉里，一直放着那枚指纹的比对图，提醒自己：“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如今的西安城堡大酒店，依旧矗立在城市中心，旋转门每天迎来送往。很少有人知道，三十年前这里曾发生过一场跨越国界的悲剧，更没人知道，一枚血指纹如何在十一年后，让真相浮出水面。
而那四位怀揣中国情结的日本老人，终究没能看完长安的落日。他们的故事，成了中日两国刑侦史上的一个注脚，也让人们记住：无论时光流逝多久，正义的光芒，永远不会被黑暗吞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