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晚清“裱糊匠”的职场生存与时代困局
第一章 科举路上的“卷王”初长成：从秀才到曾府“实习生”
道光三年的安徽合肥，李家添了个男娃，取名鸿章，字渐甫。谁也没料到，这个哭起来嗓门格外洪亮的婴儿，将来会成为晚清政坛“流量顶流”——当然，是褒贬参半的那种。李家算不上顶级豪门，但也是书香门第，父亲李文安是个老实本分的读书人，最大的心愿就是儿子们能把“科举”这条独木桥走通。李鸿章打小就被按在书桌前，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典型的学霸配置”。
不过学霸也有叛逆期。少年李鸿章长得眉清目秀，却偏偏爱舞枪弄棒，跟街坊小孩组队“模拟打仗”，每次都自封“大将军”，指挥得有模有样。父亲见他“不务正业”，拿着戒尺追着打，他倒振振有词：“读书是为了做官，做官得懂兵法，不然怎么管兵？”这话听着不着边际，倒也隐约透出点“实用主义”的苗头——后来他一辈子都没丢过这个特质。
道光二十年，17岁的李鸿章考中秀才，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青年才俊”。但科举这东西，越往上越“卷”。考举人时，他一连考了两次才中，还是个“副榜”，相当于“候补举人”，这让心高气傲的他颇受打击。好在他运气不错，父亲李文安此时已入仕，在京城结识了曾国藩等大佬。道光二十四年，李鸿章揣着父亲的推荐信，背着一箱子书北上京城，准备冲击进士，顺便“拜码头”。
初到京城的李鸿章像个“职场新人”，一边啃书本备考，一边忙着结交权贵。他文笔好，写的诗豪放大气，比如“一万年来谁着史，三千里外欲封侯”，搁现在绝对能刷爆朋友圈。这首诗传到了曾国藩耳朵里，老曾当即拍板：“这小子有野心，值得培养。”于是，李鸿章顺理成章地成了曾国藩幕府里的“实习生”。
在曾府的日子，堪称李鸿章的“职场特训营”。曾国藩对他要求极严，比如吃饭不能挑食，开会不能迟到，写奏折得反复修改十遍。有一次，李鸿章睡懒觉错过了早饭，曾国藩直接下令“不开饭”，饿着肚子教育他：“成大事者，先戒懒！”还有一回，他写的奏折被曾国藩改得面目全非，连标点符号都改了，气得他当场摔了笔，可回头一看，改后的内容确实字字珠玑，只好乖乖认错。
这段“实习经历”让李鸿章脱胎换骨。他从曾国藩身上学到了“稳扎稳打”的做事风格，也学会了“识人用人”的套路。更重要的是，他摸清了晚清官场的“潜规则”——光有才华不行，还得有靠山，光有靠山也不行，还得会办事。道光二十七年，24岁的李鸿章终于考中进士，选入翰林院，正式开启了他的“官场生涯”。此时的他大概不会想到，未来等待他的不是“封侯拜相”的荣光，而是一个烂摊子和数不清的“锅”。
第二章 团练场上的“创业路”：从“炮灰”到“淮军创始人”
李鸿章刚在翰林院站稳脚跟，太平天国运动就闹得沸沸扬扬。咸丰三年，太平军攻破安庆，逼近合肥，安徽巡抚蒋文庆脑袋搬家。朝廷急得跳脚，下令各地官员“办团练”，也就是组织地方武装“自救”。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奉命在合肥办团练，可老书生不懂打仗，没多久就被太平军打得落花流水，忧愤而死。
父死子继，李鸿章临危受命，回家乡接手团练。可他一个刚出翰林院的“文弱书生”，哪有兵权和威望？当地的乡绅豪强表面客气，背地里根本不把他放眼里，给他的兵都是些老弱残兵，武器更是锄头镰刀混搭。第一次跟太平军交手，李鸿章信心满满地带着“杂牌军”冲锋，结果被太平军一顿胖揍，差点成了“炮灰”，连官印都丢了，灰溜溜地躲进了山里。
这次“创业失败”让李鸿章明白：没自己的“嫡系部队”，就是别人手里的棋子。他痛定思痛，开始“挖人”——找的都是自己的老乡、亲戚、发小，比如刘铭传、潘鼎新这些后来的淮军名将，都是他这时用“兄弟义气”拉来的。这些人虽然出身草根，有的还是土匪，但打仗勇猛，对李鸿章绝对忠诚。
可光有人没人没钱没装备，还是白搭。李鸿章只好厚着脸皮去找曾国藩“要资源”。此时曾国藩已是湘军统帅，手握重兵。老曾早就看出李鸿章是块“打仗的料”，只是缺个机会，于是给了他三千湘军精锐当“种子部队”，还拨了一笔军饷，嘱咐他：“练兵要狠，用人要准，打仗要活。”
拿到“启动资金”的李鸿章如虎添翼。他在安庆招募安徽老乡，按照湘军的模式训练，取名“淮军”。这支部队有个鲜明特点：“乡土气息浓，战斗风格野”。士兵们都穿着短衣窄袖，脚踩草鞋，跟湘军的“正规军”打扮截然不同，被人嘲笑是“叫花子军”。可别小看这些“叫花子”，他们熟悉南方地形，打起仗来敢拼命，尤其是刘铭传的“铭字营”，堪称淮军“王牌部队”。
淮军真正的“出道战”是上海保卫战。同治元年，太平军李秀成率十万大军围攻上海，上海的洋人和富商急得团团转，花重金请曾国藩派兵救援。曾国藩本来想派弟弟曾国荃去，可曾国荃一门心思要攻天京（南京），死活不去。李鸿章趁机主动请缨：“我去！”
可从安庆到上海，一路上都是太平军的地盘，怎么过去？李鸿章想了个“损招”——雇洋人的轮船，偷偷把淮军运到上海。当八千淮军穿着草鞋、扛着土枪，从洋轮上下来时，上海的洋人和官员都看傻了，心里直犯嘀咕：“就这队伍，能守住上海？”李鸿章不管别人怎么看，一到上海就“搞钱搞枪”：一方面跟洋人借高利贷，一方面买洋枪洋炮，还请洋人当教官。
没过多久，李秀成的大军就打来了。淮军初战不利，好几座营寨都被攻破了。李鸿章急得满嘴起泡，跑到刘铭传的营里督战，拔出刀往地上一插：“今天退一步，就砍头！”刘铭传也是个狠人，光着膀子提着刀就冲了上去，士兵们见状也跟着玩命。恰逢洋枪队（后来的“常胜军”）从侧面夹击，太平军腹背受敌，只好撤退。这一战，淮军打出了名气，再也没人敢叫他们“叫花子军”了。
此后，李鸿章带着淮军一路开挂：攻苏州、打常州、围天京，成了镇压太平天国的“主力选手”。尤其是苏州杀降事件，虽然让他背上了“背信弃义”的骂名，但也彻底瓦解了太平军在苏南的抵抗。同治三年，天京被攻破，太平天国运动失败，李鸿章因功被封为一等肃毅伯，从“团练头子”一跃成为晚清政坛的“当红炸子鸡”。这时候的他大概觉得，自己的“职场巅峰”就要来了——可他不知道，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
第三章 洋务运动的“基建狂魔”：左手工厂，右手海军
镇压太平天国后，李鸿章算是彻底“出圈”了，朝廷把江苏、浙江、安徽一带的军政大权都交给了他。可站在权力的台阶上，他看到的不是盛世景象，而是满眼的“落后”：洋人军舰在长江里横冲直撞，洋商垄断了中国的贸易，连老百姓用的钉子、火柴都得靠进口，美其名曰“洋钉”“洋火”。
李鸿章睡不着觉了，他给朝廷写了封奏折，里面有句名言：“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简单说就是：要想不被欺负，就得搞“工业化”，自己造枪造炮造轮船。这就是后来的“洋务运动”，李鸿章成了这场运动的“总工程师”。
他的第一步是“建工厂”。同治四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这是中国第一个大型近代军事工业基地，专门造枪炮、弹药、轮船。为了建这个厂，他几乎掏空了腰包，不仅把淮军的军饷贴进去，还跟上海的商人“化缘”。工厂刚建起来时，连个像样的机床都没有，他就派容闳去美国买设备，又请洋工程师来指导。没过几年，江南制造总局就造出了中国第一艘自主设计的轮船“恬吉号”，虽然比洋人的轮船慢了点，但李鸿章还是激动得热泪盈眶，亲自登船试航，逢人就说：“咱中国人也能造轮船了！”
除了军事工业，李鸿章还搞“民用企业”，说白了就是“赚钱养军工”。他创办了轮船招商局，跟洋人的轮船公司抢生意。刚开始，招商局的船又旧又少，根本没人愿意坐。李鸿章想了个招：给漕运（官府运粮食的船）垄断权，还减免税收。这下洋人的生意被抢了不少，英美轮船公司气得跳脚，想跟招商局“价格战”。李鸿章更狠，直接把招商局的股票分给朝廷大臣，让他们“站台”，最后逼得洋人只好跟招商局“合作”。
后来，他又创办了开平矿务局（开滦煤矿的前身）、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一批民用企业，涉及采矿、通讯、纺织等多个领域。这些企业就像晚清的“经济特区”，虽然技术和管理还很落后，但毕竟迈出了“近代化”的第一步。不过，这些企业也沾了不少官场的“坏毛病”，比如贪污腐败、效率低下。有一回，上海机器织布局的总办把公款拿去嫖赌，厂子差点倒闭，李鸿章气得把他革职查办，可治标不治本——这就是他无法摆脱的时代局限。
办工厂的同时，李鸿章还盯上了“海军”。他深知，洋人都是从海上打进来的，没有强大的海军，再厉害的陆军也白搭。光绪元年，他开始筹建北洋水师，每年从朝廷要几百万两银子，买洋舰、建军港、办学堂。当时的北洋水师有多牛？拥有“定远”“镇远”两艘七千吨级的铁甲舰，是亚洲最大的军舰，舰队总吨位排名世界第九、亚洲第一。李鸿章每次视察北洋水师，都觉得底气十足，甚至放出话：“有北洋水师在，洋人不敢轻易动兵。”
可光鲜的背后全是窟窿。朝廷拿不出足够的钱，慈禧太后还挪用海军经费修颐和园，导致北洋水师后期连炮弹都买不起。更要命的是，水师的军官大多是“关系户”，有的连基本的航海知识都没有，士兵更是纪律涣散，军舰上居然养着鸡鸭，炮管里塞着杂物。李鸿章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多次上书朝廷要经费、整军纪，可没人当回事——大家都觉得，洋人大老远来，打不起来。
这一时期的李鸿章，就像个“拼命三郎”，左手抓工业，右手抓海军，试图给晚清这艘破船换零件、补漏洞。可他毕竟只是个“大臣”，不是“船长”，朝廷的腐败、官员的短视、民众的愚昧，都是他迈不过去的坎。他自己也感慨：“办洋务如蜀道难，步步荆棘。”但他没停下来——因为他知道，一旦停下来，中国只会更惨。
第四章 外交场上的“背锅侠”：从天津教案到甲午谈判
如果说洋务运动是李鸿章的“理想”，那外交就是他的“噩梦”。晚清的外交，说白了就是“挨揍后谈判”，谁去谈判谁就得背“卖国贼”的骂名。可朝廷里的大臣不是“清流”就是“愤青”，要么喊着“打到底”，要么装聋作哑，最后这差事总能落到李鸿章头上——谁让他懂洋务、识洋人呢？
李鸿章第一次“背锅”是天津教案。同治九年，天津的老百姓听说洋教堂拐卖儿童、挖眼炼药，怒不可遏，一把火烧了教堂，杀了20多个洋人。这事捅了大篓子，英法等国派军舰开到天津口，威胁要开战。朝廷慌了，派曾国藩去处理。老曾调查后发现，“拐卖儿童”是谣言，于是判了20多个老百姓死刑，赔了几十万两银子。结果曾国藩被骂成“卖国贼”，气得闭门不出。朝廷只好换李鸿章接手。
李鸿章到了天津，一看这烂摊子，心里直犯嘀咕：判轻了洋人不干，判重了老百姓骂娘。他想了个“折中方案”：杀了16个老百姓，流放了一批人，赔了49万两银子，还派使者去法国道歉。这个结果还是招来了一片骂声，有人写对联骂他：“杨三已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李鸿章排行第二）李鸿章委屈得不行，跟朋友诉苦：“我这是替朝廷挨骂啊！”可骂归骂，下次有外交纠纷，朝廷还是第一个找他。
从此，李鸿章成了晚清的“首席谈判官”，哪里有麻烦哪里就有他。日本吞并琉球，他去谈；法国打越南，他去谈；英国占缅甸，他去谈。每次谈判，他都像个“讨价还价的小贩”，跟洋人争得面红耳赤。比如中法战争，中国打了胜仗，可朝廷怕再打下去吃亏，让李鸿章去签《中法新约》，承认法国在越南的特权。当时有人骂他“不败而败”，李鸿章只能苦笑：“朝廷不想打，我能怎么办？”
最让他刻骨铭心的，是甲午中日战争后的《马关条约》谈判。光绪二十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陆军也一败涂地。朝廷没办法，只好派李鸿章去日本马关谈判。出发前，光绪帝召见他，哭着说：“全权委托你了，尽量少赔钱。”李鸿章跪在地上，磕了个头：“臣尽力而为。”
到了日本马关，李鸿章成了“弱势方”，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态度嚣张，开口就要割辽东半岛、台湾全岛，赔银三亿两，还威胁说“不签就接着打”。李鸿章据理力争，从早谈到晚，口干舌燥，可伊藤博文油盐不进。更倒霉的是，谈判期间，一个日本浪人开枪打伤了李鸿章的左眼下方，血流不止。这事让日本有点理亏，把赔款减到了两亿两，还放弃了辽东半岛（后来俄国、德国、法国干涉，中国花三千万两“赎”了回来）。
躺在病床上的李鸿章，看着《马关条约》的文本，手抖得厉害。他给朝廷发电报，问能不能再减点赔款，光绪帝回电：“可允。”最终，他在条约上签了字。消息传回国内，举国哗然，骂他“卖国贼”的声音铺天盖地，有人甚至要砸他的家。李鸿章回到天津，闭门谢客，整整三个月没出门。他自己说：“一生事业，扫地无余矣。”
可朝廷没给他多少“疗伤”时间。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帝跑路了，又派李鸿章去北京谈判。此时的李鸿章已经78岁，身患重病，咳得直不起腰。朋友们劝他：“别去了，再去就要背千古骂名了。”李鸿章摇摇头：“我不去，谁去？总不能让太后和皇上一直飘着吧。”
他拖着病体到了北京，面对的是11个国家的公使，每个都狮子大开口。李鸿章跟他们逐个谈判，白天吵架，晚上咳血，最后签下了《辛丑条约》，赔银四亿五千万两，相当于每个中国人赔一两银子。签字回来后，李鸿章大口吐血，医生诊断是“胃血管破裂”。两个月后，他在北京病逝。临死前，他还睁着眼睛，望着天花板，嘴里念叨着“议和……赔款……”
有人说，李鸿章是“卖国贼”，签了那么多不平等条约；可也有人说，他是“背锅侠”，如果不是他去谈判，赔款可能更多，割地可能更广。其实，李鸿章自己早就看清了：“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这话，算是他对自己一生最精准的总结。
第五章 功过是非任评说：历史尘埃里的“复杂人”
李鸿章死了，可关于他的争论从来没停过。有人把他钉在“卖国贼”的耻辱柱上，说他签了《马关条约》《辛丑条约》，是“晚清第一罪人”；有人把他捧为“中兴名臣”，说他办洋务、建海军，是“中国近代化之父”；还有人说他是“官场老油条”，一边办实业，一边贪腐，家里的财产富可敌国。
其实，李鸿章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人，他是个典型的“复杂人”——有理想，也有私心；有能力，也有局限；有无奈，也有过错。
他的“功”，确实实打实。洋务运动中，他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等企业，是中国近代工业的“火种”。江南制造总局后来发展成江南造船厂，现在还在造航母；轮船招商局后来变成了招商局集团，是中国最大的国企之一。他创办的北洋水师学堂，培养出了严复、邓世昌等一批人才，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人。他还派人出国留学，比如詹天佑，后来成了“中国铁路之父”。可以说，没有李鸿章，中国的近代化可能还要晚走几十年。
他的“过”，也不容回避。他签的不平等条约，确实让中国丧失了大量主权和领土，赔了无数白银，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灾难。虽然他是“奉命谈判”，但作为谈判代表，他也有妥协和软弱的地方。比如甲午战争前，他寄希望于“国际调停”，耽误了备战；镇压太平天国时，他的淮军也有烧杀抢掠的行为。更别提他的“贪腐问题”，据史料记载，他死后留下的财产有几千万两白银，相当于当时朝廷一年的财政收入，这显然不是“工资”能攒出来的。
可评价李鸿章，不能脱离他所处的时代。晚清是什么样？朝廷腐败，国库空虚，官员昏庸，百姓愚昧，西方列强虎视眈眈。就像一间快要塌的破房子，李鸿章只是个“裱糊匠”，他没有能力拆了重建，只能东补西贴。他想救中国，可他的方法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学西方的技术，不学西方的制度，这就像给破房子换了个新屋顶，地基还是烂的，迟早要塌。
而且，李鸿章也有自己的“私心”。他办洋务，一方面是为了国家自强，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壮大淮军和自己的势力。他在朝廷里拉帮结派，打压异己，比如跟左宗棠的“塞防海防之争”，虽然有政见不同的成分，但也掺杂了权力斗争。这就是他的“局限性”——他终究是个封建官僚，摆脱不了“官本位”的思维。
不过，李鸿章也有可爱的一面。他不摆架子，跟下属称兄道弟，淮军将领大多愿意为他卖命。他爱抽烟，尤其是抽水烟，走到哪带到哪。他还很幽默，有一回，一个洋人故意刁难他，问：“李大人，中国的太监为什么要阉割？”李鸿章想都没想就说：“为了让他们专心伺候皇上，不惦记后宫，就像你们洋人专心做生意，不惦记打仗一样。”一句话把洋人噎得说不出话。
还有个小故事，李鸿章访问美国时，接受记者采访，记者问他：“美国的报纸骂你是卖国贼，你怎么看？”李鸿章笑了笑：“我不在乎别人怎么骂我，我只在乎中国能不能活下去。如果骂我能让中国变强，我愿意被骂一千年。”这话虽然有点“鸡汤”，但也透着一股无奈和坚韧。
历史是个“多棱镜”，照出的李鸿章也是多面的。他不是“圣人”，也不是“恶魔”，他只是一个在乱世中挣扎的封建官僚，一个想救国家却救不了的“裱糊匠”。正如历史学家蒋廷黻所说：“李鸿章是中国十九世纪最大的政治家，也是最可怜的政治家。他的一生，是中国近代史的缩影。”
如今，合肥的李鸿章故居成了旅游景点，每天都有很多人去参观。有人在他的画像前骂他“卖国贼”，有人在他创办的企业前夸他“有远见”。其实，骂也好，夸也罢，李鸿章都听不见了。但他留下的那些企业、那些人才、那些故事，却成了中国近代化的“活化石”，提醒着我们：一个国家要想强大，光靠“裱糊匠”是不行的，得有砸破旧房子、重建新家园的勇气和智慧。这，大概就是李鸿章留给我们最宝贵的启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