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洪承畴传：一个“务实派”的乱世生存笔记
第一章 科举考场：学霸的“小慌张”
万历二十一年，福建南安的科举考场里，十七岁的洪承畴正对着“四书”考题发呆——不是不会写，是手里的毛笔尖开了叉，墨汁顺着笔杆往指缝里流，把刚写好的“子曰”染成了一团黑疙瘩。
这是他第一次参加院试，前一夜为了背熟《论语集注》，熬到后半夜，早上匆忙抓了支旧毛笔就往考场跑。此刻看着纸上的“墨瘤”，他冷汗直冒：万一考官以为他故意污卷，这辈子怕是要跟仕途绝缘。
洪承畴打小就是街坊眼里的“书呆子”，但不是那种读死书的呆子。别家孩子爬树掏鸟窝时，他在看《资治通鉴》；大人聚着聊庄稼收成时，他能插一嘴“汉初休养生息与民力恢复”。可再聪明的脑袋，也架不住文具掉链子。
眼看监考吏员快走到跟前，他急中生智，抓起笔在“墨瘤”旁边补了句：“偶染墨污，非敢轻慢圣贤言”，写完还故意把笔往桌上一放，露出笔尖的破茬。吏员扫了眼，又看了看他一脸“诚恳又委屈”的表情，没吭声就走了。
等放榜那天，洪承畴挤在人群里找自己的名字，从头看到尾没找着，心凉了半截。正准备转身回家挨老爹骂，突然听见有人喊：“洪承畴！第三名！在最后一行呢！”他挤过去一看，果然，自己的名字缩在角落，旁边还有考官的朱批：“文气贯通，偶有小失，瑕不掩瑜——且惜笔。”
后来他才知道，主考官是个惜才的老秀才，见他文章逻辑清晰，论点扎实，比那些只会堆砌辞藻的考生强太多，特意把他从落榜边缘捞了回来，还暗戳戳提醒他下次换支好笔。
中了秀才，洪家摆了两桌薄酒。老爹洪启熙端着粗瓷碗，灌了口米酒说：“往后好好读书，别学那些光会耍嘴皮子的酸文人。”洪承畴点头如捣蒜，心里却在想：下次考试，就算卖了棉袄，也得买支新毛笔。
这股“务实”劲儿，成了他往后几十年的标签。万历四十四年，三十岁的洪承畴考中进士，被分到刑部当主事。别人刚入职都忙着巴结上司、参加同僚应酬，他倒好，第一天就扎进了刑部的案卷堆里，连食堂的饭都让小吏帮忙捎。
刑部尚书听说来了个“书呆子主事”，特意去看他。只见洪承畴趴在桌上，手里拿着放大镜（那时候叫“单照”），对着一卷陈年案卷皱眉头，桌上摆着三个馒头——敢情这货从早上到下午，就啃了三个馒头。
“洪主事，这案卷是十年前的旧案，早定了罪，还看它作甚？”尚书问。
洪承畴抬头，眼里全是红血丝：“大人，这案子里的犯人说是偷了官粮，可卷宗里没写粮库的盘点记录，万一有冤呢？”
尚书愣了愣，随即笑了：“你倒真是个‘死心眼’。不过，刑部就缺你这样的死心眼。”
后来，洪承畴还真凭着这份“死心眼”，翻了个错判的案子。犯人是个老农，被诬陷偷粮，其实是粮库小吏监守自盗嫁祸于人。案子翻过来那天，老农提着一篮子红薯来谢他，洪承畴不收，老农非要塞，最后两人在刑部门口推搡半天，被路过的同僚看了个正着，从此“洪主事爱红薯”的笑话就在官场传开了。
洪承畴倒不在意，他觉得：当官的，能帮老百姓分清是非，比吃山珍海味还舒坦。可他没想到，再过十几年，他要面对的，是比错案复杂百倍的乱世，到时候别说分清是非，能不能保住自己的命，都是个未知数。
第二章 陕西督剿：叛军比考题难搞
崇祯二年，陕西闹大饥荒，灾民揭竿而起，高迎祥、李自成这些名字，成了崇祯皇帝的噩梦。朝廷派了好几拨人去剿匪，不是打了败仗跑回来，就是被叛军忽悠得晕头转向。这时候，有人想起了刑部那个“死心眼”洪承畴——他在地方任职时治过灾，有经验，还不怕苦。
于是，洪承畴临危受命，从延绥巡抚一路升到陕西三边总督，成了剿匪前线的“总指挥”。接到任命时，他正在家里给老娘剥橘子，听完传旨太监的话，橘子瓣掉在了地上：“皇上这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啊。”
老娘捡起橘子瓣，拍了拍他的手：“咱洪家的人，从来不怕火。就是记住，别学那些杀良冒功的混官。”
洪承畴带着老娘的叮嘱到了陕西，一落地就傻了眼：官府的粮仓比脸还干净，士兵的盔甲破得露棉花，当地官员见了他，不是哭穷就是诉苦，没一个能拿出实在办法。更要命的是，叛军跟打游击似的，今天在东边抢粮，明天在西边烧营，等官军赶到，早就没影了。
第一次带兵出征，洪承畴就闹了个笑话。他让军需官准备一百顶帐篷，结果军需官给拉来一百顶破帐篷——不是少了杆子，就是漏了顶。晚上下起大雨，洪承畴的帐篷漏得跟筛子似的，他裹着被子蹲在角落里，听着外面士兵的抱怨声，心里直骂娘：这叛军还没打，自己先成了“落汤鸡”。
第二天，洪承畴没去追叛军，反倒把所有官员召集起来开“批斗会”。他把破帐篷扔在地上，指着军需官的鼻子骂：“士兵们连个遮雨的地方都没有，你让他们怎么打仗？今天要么把帐篷补好，要么你自己去跟叛军拼命！”
骂完军需官，他又盯着知府：“三天之内，把粮仓的账算清楚！少一粒米，我就参你个监守自盗！”
官员们从没见过这么“较真”的总督，吓得赶紧行动。三天后，粮仓的账清了（果然有小吏私吞了粮食），破帐篷也补好了，甚至还有百姓主动送来粮食——原来洪承畴之前在地方治灾时，帮过不少陕西灾民，大家都记得他的好。
解决了后勤问题，洪承畴开始跟叛军“掰手腕”。别人剿匪喜欢摆大阵仗，追求“全歼”的虚名，他偏不。他研究了叛军的打法，发现他们最缺的是粮食和武器，于是搞了个“坚壁清野+偷袭粮仓”的战术：让老百姓把粮食藏起来，官军则盯着叛军的粮道，趁他们不备就端了粮库。
有一次，李自成的部队抢了个粮站，正美滋滋地准备做饭，洪承畴带着人马突然杀到。叛军没防备，慌得连锅都扔了就跑，官军不仅夺回了粮食，还缴获了几十口铁锅。后来士兵们开玩笑：“总督大人这是不仅要断叛军的粮，还要让他们没锅做饭啊！”
洪承畴也不恼，笑着说：“没锅做饭，他们就只能喝西北风，喝着喝着，就不想造反了。”
不过，这战术也不是每次都灵。有一回，他带着人去偷袭高迎祥的粮库，结果找错了地方，摸到了叛军的营寨。眼看就要被发现，洪承畴急中生智，让士兵们学狗叫。叛军以为是野狗，没当回事，他趁机带着人溜了出来。出来后，副将擦着汗说：“总督，您这招‘狗叫脱身’，真是绝了！”
洪承畴抹了把脸上的灰：“绝什么绝，下次再找错地方，咱就得真成狗了。”
就在洪承畴把陕西的叛军打得节节败退时，崇祯皇帝又给了他一个新任务——去辽东，对付皇太极。洪承畴看着陕西的太平景象，心里犯愁：陕西的叛军是“饿急了的狼”，辽东的清军是“吃饱了的虎”，这虎可比狼难对付多了。可君命难违，他只能收拾行李，往更凶险的辽东走去。
第三章 松锦之战：粮草比金兵还难缠
崇祯十四年，洪承畴带着十三万大军抵达辽东，驻守松山。刚到营地，他就发现一个比清军还头疼的问题：粮草不够。
按说朝廷给了调拨粮草的圣旨，可负责运粮的户部官员像是忘了这回事，催了好几次，只送来一点陈米，里面还掺着沙子。洪承畴气得给崇祯写了三封奏折，每封都把“粮草”二字圈得密密麻麻，可回复只有一句：“卿暂先自筹，朝廷即刻调拨。”
“自筹？这荒郊野岭的，让我去抢清军的粮吗？”洪承畴拿着圣旨，对着副将苦笑。
没办法，他只能一边派士兵去附近的村子买粮（给的价钱比市价高，百姓愿意卖），一边继续给朝廷催粮。可没等粮草运来，皇太极就带着清军围了松山。这下好了，里无粮草，外无援兵，十三万大军成了“瓮中之鳖”。
皇太极知道洪承畴缺粮，派人送来劝降信，信里说：“只要你投降，高官厚禄任你选，粮草管够。”洪承畴把信撕了，骂道：“想让我投降？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可骂归骂，粮食是真的没了。一开始，士兵们还能吃掺沙子的陈米，后来只能吃树皮、草根，最后连战马都杀了吃。有个士兵饿极了，偷偷挖了地里的土豆，刚要煮，被洪承畴看见了。士兵吓得赶紧跪下，洪承畴却蹲下来，把土豆洗干净，递给士兵：“吃吧，吃饱了才能打仗。”
自己却转身走了，他怀里揣着最后半块干饼，是给重伤的副将留的。
就这样撑了三个月，松山城里一片死寂。有将领偷偷劝洪承畴：“总督，要不……降了吧？再撑下去，兄弟们都得饿死。”
洪承畴摸着腰间的佩剑，那是崇祯皇帝赐给他的，剑身刻着“忠勇”二字。他叹了口气：“我是主帅，我投降了，兄弟们的命就能保住吗？皇太极要是杀了你们怎么办？”
将领低下头，没说话。
这天夜里，清军发起总攻，城破了。洪承畴拔剑想自刎，却被身边的亲兵拦住：“总督，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没等他挣扎，清军就冲了进来，把他绑了起来。
皇太极听说抓了洪承畴，亲自来看他。洪承畴闭着眼睛，理都不理。皇太极也不生气，给了他一间干净的房子，每天好酒好肉伺候着，还派了个叫范文程的汉人谋士去劝降。
范文程跟洪承畴聊了半天，从经书聊到兵法，洪承畴始终一言不发。聊着聊着，房梁上掉下来一点灰尘，落在洪承畴的衣服上。洪承畴下意识地用手掸了掸。范文程眼睛一亮，回去对皇太极说：“洪承畴肯定会投降。他连衣服上的灰尘都爱惜，怎么会不爱惜自己的命呢？”
皇太极一听，更有信心了。他又亲自去见洪承畴，把自己的貂皮大衣脱下来，披在洪承畴身上：“先生冷不冷？”
洪承畴愣了愣，看着皇太极真诚的眼神，又想起了松山城里饿死的士兵，心里的防线突然塌了。他扑通一声跪下：“臣……愿降。”
后来有人问洪承畴，当初为什么投降。他没说皇太极的礼遇，也没说怕死，只说了一句：“十三万兄弟，不能白死。我活着，或许还能保住一些人的命。”
这话传到明朝，崇祯皇帝气得砸了龙椅，还以为洪承畴已经战死了，追封他为“少师”，给他建了祠堂。结果没过多久，就听说洪承畴投降了清军，祠堂又赶紧拆了，闹了个天大的笑话。洪承畴听说这事儿，只能苦笑着摇头：“皇上啊皇上，您这性子，也太急了点。”
第四章 清廷任职：“二臣”的尴尬日常
投降清军后，洪承畴成了皇太极的“高级顾问”。可这顾问当得，实在有点尴尬。
首先是“身份认同”问题。明朝的旧臣骂他“卖国贼”，清军的将领看不起他“降将”，他成了两头不讨好的“二臣”。有一次，清军将领鳌拜跟他争论兵法，争不过就骂：“你这明朝的叛徒，懂什么兵法！”洪承畴也不生气，慢悠悠地说：“我懂的兵法，能让你少打败仗，你要不要听？”鳌拜被噎得说不出话。
其次是“文化差异”。清军是满族，饮食习惯、礼仪规矩都跟汉人不一样。皇太极请他吃饭，桌上全是烤肉、奶茶，洪承畴吃不惯，只能硬着头皮吃。有一次，他实在想吃米饭，就让厨子做了一碗，结果被其他大臣看见了，还弹劾他“怀念明朝，不敬大清”。皇太极倒是开明，笑着说：“洪先生是汉人，爱吃米饭正常，以后让厨子多做几碗。”
最让他头疼的是“劝降工作”。清军攻打明朝城池，总让他去劝降守城的旧同僚。有一回，他去劝降锦州守将祖大寿，祖大寿在城楼上骂他：“洪承畴！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还有脸来见我！”洪承畴站在城下，仰着头喊：“祖将军，明朝已经没救了，投降吧，别让士兵们白白送死！”祖大寿骂得更凶，还扔了块石头下来，差点砸中他的头。
后来锦州城破，祖大寿投降，见了洪承畴，还是没好脸色。洪承畴拍着他的肩膀说：“我知道你恨我，可我问你，你守锦州，饿死了多少百姓？投降后，清军杀了一个百姓吗？”祖大寿低下头，不说话了。
顺治元年，清军入关，洪承畴被任命为“招抚南方总督军务大学士”，负责平定南方的明朝残余势力。这活儿不好干，南方的反清势力层出不穷，还有人专门写了骂他的传单，贴得满城都是。有一次，他微服私访，看见一个卖唱的姑娘在唱骂他的曲子，歌词难听极了。随从想上去抓姑娘，被他拦住了：“让她唱吧，骂够了，或许就不恨了。”
不过，洪承畴的“务实”劲儿又派上了用场。他知道南方百姓反感清军的烧杀抢掠，就向顺治皇帝建议：“打下城池后，不准士兵抢掠，要安抚百姓，减免赋税。”顺治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南方的抵抗果然少了很多。
有个县令见他这么做，偷偷问：“大人，您以前是明朝的大官，现在帮清朝做事，就不怕后人骂您吗？”
洪承畴看着窗外的农田，田里的农民正在插秧，一派太平景象。他说：“后人怎么骂，我管不着。我只知道，不管是明朝还是清朝，老百姓能吃饱饭、安稳过日子，才是最重要的。”
这话传到顺治皇帝耳朵里，顺治皇帝很感慨：“洪先生真是个忠臣，不过是忠于天下百姓，不是忠于某个朝代。”
可就算如此，尴尬还是少不了。顺治十年，他的母亲从福建来京城看他，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这个不孝子，我没你这个儿子！”说完就哭了。洪承畴跪在地上，给母亲磕了三个头：“娘，儿子对不起您，可儿子做的事，问心无愧。”母亲不理他，在京城里住了几天就走了，临走时给了他一件旧棉袄，那是他小时候穿的。洪承畴拿着棉袄，哭了一整夜。
第五章 晚年岁月：历史的“填空题”
康熙四年，七十一岁的洪承畴退休了。这时候的他，头发已经全白了，走路都需要人搀扶。他在京城买了个小院子，院子里种了棵槐树，每天就在槐树下看书、喝茶，偶尔跟来看他的旧部聊聊天。
有人问他，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是什么。他想了想，说：“最后悔的是松锦之战，没保住十三万兄弟的命。”有人问他，最骄傲的事是什么。他说：“最骄傲的是，清军入关后，我让他们少杀了一些百姓。”
这时候，关于他的评价还是两极分化。明朝的遗民骂他“汉奸”，清朝的官员夸他“功臣”。有个书生专门跑到他的院子里，指着他的鼻子骂，骂完就跑。随从想去追，洪承畴拦住了：“让他骂吧，他还年轻，不懂乱世的难处。”
有一次，康熙皇帝来看他。康熙问他：“先生，你觉得历史会怎么写你？”
洪承畴笑了，指着桌上的笔墨纸砚：“历史就是张白纸，我做的事，就是在上面填了些字。至于字是好是坏，得让后人慢慢看。”
康熙皇帝点点头：“先生说得对。不管别人怎么说，你为大清做的事，朕都记着。”
退休后的第三年，洪承畴病重。临终前，他让家人把那件母亲给的旧棉袄拿出来，盖在身上。他看着棉袄上的补丁，想起了小时候母亲给他缝衣服的样子，又想起了陕西的灾民、松山的士兵、南方的百姓，嘴角露出一丝微笑。
他留下遗言：“死后不要立碑，不要写墓志铭，就把我埋在槐树下，跟普通百姓一样。”
家人按照他的遗愿，把他埋在了院子里的槐树下。没有碑，没有墓志铭，只有一棵槐树，年年春天发芽，秋天落叶。
后来，有人在他的书房里发现了一本日记，最后一页写着：“乱世之中，不求名垂青史，只求问心无愧。保一人，便赚一人；安一地，便赚一地。至于功过是非，交给时间吧。”
几百年来，关于洪承畴的争论从来没停过。有人骂他“叛徒”，有人夸他“务实”，有人说他“无奈”。可不管怎么说，这个在科举考场上为破毛笔慌张的学霸，在陕西为粮草发愁的总督，在松山城下纠结的降将，在清廷里尴尬求生的大臣，始终没忘一件事——实实在在做事，尽量保住更多人的命。
或许，这就是一个“务实派”在乱世里，最朴素的生存哲学吧。就像他院子里的那棵槐树，不管风吹雨打，都稳稳地扎根在土里，默默守护着一方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