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砚在度支司烧的“三把火”,效果立竿见影。司内风气为之一肃,办事效率也提了上来。至少在他眼皮子底下,那些明目张胆的贪墨和敷衍是绝迹了。然而,正当他准备着手梳理国库收支,琢磨“开源”之法时,一桩更棘手、牵涉更广的陈年旧案,如同隐藏在平静水面下的暗礁,猛地撞到了他面前。
事情源于他对近五年漕运款项的例行复核。漕运,关系着南方税粮北运,是朝廷命脉所在,每年经手的银钱堪称天文数字。林砚原本以为,这等要害部门,账目即便有些小问题,大体总该是清楚的。
可当他真正深入核查时,却发现了一处极不寻常的漏洞——景隆四十二年,也就是三年前,由江南漕运总督衙门上报,用于“漕船修缮与河道疏浚”的一笔八十万两专项款,在度支司的账册上记录着已如数拨付,款项也的确从太仓库划出。然而,在后续的核销环节,所需的工部验收文书、漕运衙门的具体支用明细,竟全部缺失!只在卷宗末尾,有一句语焉不详的批注:“款项已耗,情形特殊,准予核销。”批注人,赫然是当时已致仕的前任户部尚书!
八十万两白银!不是八千,不是八万!就这么一笔糊涂账,轻飘飘的一句“情形特殊”就给抹平了?
林砚立刻意识到,这绝非普通的账目疏漏,其中必定隐藏着极大的隐秘。他试图调阅当年相关的所有底档和凭证,却被告知,部分关键卷宗因“保管不善”,已然遗失。负责管理档案的书吏更是战战兢兢,一问三不知。
阻力显而易见。有人不希望他深究此事。
“少爷,这漕运的水,怕是比盐政还要深啊。”赵铁鹰得知情况后,面色凝重地提醒,“漕运系统盘根错节,牵扯到沿河各省的督抚、河道官员,乃至……京城里的许多权贵。这八十万两,恐怕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能吞下的。”
林砚何尝不知。他坐在书案后,指尖轻轻敲击着那本记录着八十万两亏空的账册,眼神锐利。这像是一个精心布置的陷阱,也像是一个考验。若他装作看不见,自然可以相安无事;若他非要查个水落石出,必将触动一个极其庞大的利益集团。
退缩吗?那不是他林砚的性格。
“查!”他斩钉截铁地对赵铁鹰道,“动用‘听风阁’所有能动用的关系,不要直接触碰漕运衙门和那些高官,先从外围入手。查一查景隆四十二年,漕运系统有哪些大的工程?负责的官员是谁?有没有发生过什么‘特殊’事件?尤其是,当时有没有漕粮延误、或者漕船大规模损坏的情况?”
他怀疑,这八十万两,很可能就是借着某次意外的由头,被上下其手,瓜分殆尽。
同时,林砚也修书一封给王守哲,隐晦地提及了漕运款项的疑点,并请教当年可能发生的“特殊情形”。王守哲回信很快,内容却让林砚心头更沉。王守哲信中言明,景隆四十二年秋,漕运确实出过一桩不大不小的事故——一支漕船队在高邮湖附近遭遇风浪,损毁漕船数十艘。但此事当时被压了下去,并未大肆张扬,朝廷也只是象征性地问责了几个底层官员。
时间、事件,都与这笔款项对得上!
然而,没等林砚顺着这条线深挖下去,麻烦便主动找上了门。
这日散朝后,一位平日并无交情的都察院御史,在出宫的路上“偶遇”林砚,笑着与他并肩而行,看似随意地闲聊道:“林郎中年轻有为,锐意进取,令人佩服啊。不过,这为官之道,有时也需懂得‘水至清则无鱼’的道理。有些陈年旧事,牵扯甚广,深究下去,于国于己,恐非幸事啊。”
这话看似劝诫,实则警告,带着一股居高临下的意味。
林砚停下脚步,看着这位御史,神色平静:“多谢大人提点。下官愚钝,只知食君之禄,忠君之事。账目不清,便是臣子失职。至于其他,非下官所敢虑也。”
那御史脸上的笑容淡了下去,深深看了林砚一眼,不再多言,拂袖而去。
林砚知道,这仅仅是开始。他触及到的,可能是一个远比“裕泰昌”案更庞大、更根深蒂固的网络。对方甚至不再局限于暗中使绊子,而是开始明目张胆地施压。
回到度支司,林砚看着窗外阴沉的天色,心中并无畏惧,反而升起一股强烈的斗志。这浑浊的官场,正是需要他这样的人来涤荡!
他铺开纸笔,开始将漕运款项的疑点、王守哲提供的线索、以及方才那位御史的“劝诫”,一一记录下来。他知道,仅凭度支司的力量,恐怕难以撼动这棵大树。他需要盟友,需要更强大的力量支持。
或许,是时候将这份烫手的山芋,连同自己的判断,再次呈送到七皇子朱瑾的面前了。这位日渐展现出政治智慧和魄力的少年皇子,或许正是打破僵局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