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2月31日，镜州市区飘着细碎的雪粒。林辰站在市发改委办公楼前，呵出的白气在冷空气中瞬间消散。这栋灰砖建筑像块被遗忘的积木，嵌在鳞次栉比的新楼中间，墙皮剥落处露出里面的红砖，像老人皲裂的皮肤。楼门口的台阶积着薄冰，他往上迈时，鞋底打滑，踉跄了一下，手里的帆布包撞在栏杆上，发出沉闷的响声——包里装着他从青溪镇带来的被褥，还有那台屏幕裂了缝的二手笔记本。
三楼的走廊比外面更冷。暖气管道是裸露的铁管，贴着墙壁蜿蜒，偶尔发出“咔嗒”的声响，却感觉不到丝毫暖意。综合科的门牌歪斜地挂着，塑料边缘已经脆化，林辰伸手想扶正，指尖刚碰到就掉下来一小块碎片。
“进来吧。”门内传来一声平淡的招呼，像落进冰水里的石子。
办公室里的光线很暗，朝南的窗户被对面的新楼挡住了大半，只有几缕阳光斜斜地挤进来，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四张办公桌呈“田”字形摆放，靠门的两张堆满了文件，纸张边缘卷得像波浪，最上面的文件夹标签写着“95年工业统计”。墙角的文件柜更高，柜门虚掩着，露出里面泛黄的纸页，蒙着的灰尘在光柱里轻轻浮动。
唯一的亮色是台老式台式电脑，摆在靠窗的位置。显示器是笨重的cRt款，屏幕上还贴着“节能标兵”的红色贴纸，边角已经卷翘。此刻它正发出“嗡嗡”的低鸣，像只疲惫的甲虫，屏幕闪烁着忽明忽暗的白光，显然启动得很艰难。
“你就是林辰？”戴眼镜的中年男人从文件堆里抬起头。他的眼镜片很厚，边缘泛起圈虹彩，透过镜片能看见他浑浊的眼球，眼皮耷拉着，像没睡醒。他面前的茶杯里泡着浓茶，茶渍在杯底结了层深褐色的垢，“我是王建国，综合科的。科里就咱们俩，陈科长下个月退休，这阵儿基本不来了。”
林辰放下帆布包，拉链划过布料的声音在寂静的办公室里格外清晰。他注意到王建国的手指——关节粗大，指甲缝里嵌着黑泥，正捏着支圆珠笔，在报纸的中缝处画着什么。“王哥好，我是林辰，今天来报到。”他伸出手，想帮忙整理桌角摇摇欲坠的文件堆。
“别动。”王建国突然抬手拦住他，声音不大，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决，“这些都是历年的月报季报，按年份码好的，乱了找起来费劲。”他往靠窗的空位努了努嘴，“你就坐那儿吧，东西少，清净。”
那确实是张“清净”的桌子。桌面上只摆着个搪瓷杯，印着“镜州化肥厂劳动模范”的字样，杯耳已经掉了一个，用细铁丝缠着。桌斗里空空如也，只有层薄薄的灰尘，林辰用手指划了一下，留下道清晰的白痕。他把帆布包塞进桌底，刚要坐下，就听见王建国又开口了：“暖气不太热，冷了就多穿点。这楼就这样，冬天冻死人，夏天闷成炉。”
中午去食堂的路，比林辰想象的更漫长。走廊里遇见的人都行色匆匆，没人打招呼，偶尔有人看他一眼，目光里也带着审视的冷淡。食堂在一楼，水泥地面坑坑洼洼，空气中弥漫着白菜和油烟混合的味道。窗口前的队伍不长，打菜的师傅戴着油渍斑斑的白帽，舀菜的勺子抖得厉害，明明是大块的萝卜，到了餐盘里就变成了碎块。
林辰端着餐盘找了个角落坐下。盘子里是清炒白菜、萝卜炖粉条，还有两块发黑的馒头。他刚咬了口馒头，就听见邻桌传来压低的议论声。
“看见没？综合科新来的那个，就穿蓝夹克那个。”说话的是个微胖的中年女人，嘴角沾着点油渍，正用下巴指林辰的方向。
对面的男人推了推眼镜，瞥了林辰一眼：“听说了，从青溪镇调上来的，好像是赵书记那边点的人。”
“赵书记？”女人嗤笑一声，筷子在盘子里戳着萝卜，“赵书记的人，怎么会来综合科？这地方就是个收发室，除了汇总各县区的报表，屁用没有。往年都是快退休的才往这儿塞，他一个三十不到的，来这儿耗着？”
“谁知道呢。”男人舀了勺粉条，声音压得更低，“说不定是得罪人了吧？你想啊，青溪镇那事儿闹那么大，王副县长虽说没下台，背后的人能乐意？把他扔综合科，算是体面点的流放。”
“也是。”女人啃了口馒头，“老陈在这儿熬了三十年才混到科长，他一个年轻人，能坐得住？我赌他撑不过半年就得想办法调走。”
林辰低着头，假装没听见，牙齿却把馒头咬得越来越紧。萝卜炖粉条的味道突然变得很难闻，他胃里一阵发堵，干脆放下了筷子。他知道自己是“赵书记的人”这种说法，迟早会传开，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这么直白。在青溪镇，他面对的是明晃晃的刁难和冲突，而在这里，无形的壁垒和冷淡，像温水煮青蛙，更让人窒息。
回到办公室时，王建国正趴在桌上打盹，报纸盖在脸上，发出轻微的鼾声。那台老式电脑还开着，屏幕上是模糊的桌面背景，一只卡通熊猫抱着竹子，像素低得看不清五官。林辰坐下，试着按了按主机电源，没反应，再按显示器开关，屏幕只是闪了闪，又黑了。
“别费劲了。”王建国不知什么时候醒了，报纸滑到了桌上，露出他疲惫的脸，“那电脑，开机得预热半小时，运行个word都卡。上礼拜想调份98年的农业数据，卡得死机三次，最后还是翻的纸质档案。”
林辰没说话，从帆布包里掏出自己的笔记本。这台银色的二手笔记本，跟着他从青溪镇到镜州市，屏幕右上角的裂缝像道狰狞的伤疤，但运行起来还算稳定。他按下电源键，屏幕亮起的瞬间，王建国的目光扫了过来，带着点惊讶，又很快恢复了漠然。
“自己带的？”
“嗯，大学时买的，还能用。”林辰打开一个空白文档，指尖放在键盘上，却不知道该敲些什么。
王建国没再问，重新拿起报纸，翻页的声音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格外清晰。窗外的雪停了，阳光穿透云层，照在对面新楼的玻璃幕墙上，反射出刺眼的光。林辰的目光落在墙角的文件柜上，柜门虚掩着，露出里面整齐码放的档案盒，标签上的年份从1989到1999，像一排沉默的刻度。
他忽然站起身，走到文件柜前。柜门上积的灰尘很厚，他用袖口擦了擦，露出“工业统计”“农业产值”“固定资产投资”的字样。最上面一层的档案盒已经褪色，标签是手写的，字迹娟秀：“镜州市1989-1992年经济发展年鉴”。
“你干啥？”王建国的声音从背后传来，带着点警惕。
“想看看历年的数据。”林辰回头笑了笑，“在乡镇待久了，对全市的情况不太了解，想补补课。”
王建国放下报纸，推了推眼镜：“看那些干啥？都是过时的东西。再说，数据这玩意儿，看看就行，别当真。”
林辰没接话，轻轻抽出1989年的年鉴。封面是红色的塑料皮，已经脆化，翻开时发出“哗啦”的响声。第一页是全市的基本概况，钢笔填写的数字有些模糊，但能看清“总人口320万”“Gdp总量45亿”的字样。他往后翻，看到农业产值占比超过40%，工业以纺织、化工为主，固定资产投资大多集中在老城区改造。
“那时候，镜州还是农业大市。”王建国不知什么时候站到了他身后，声音里带着点感慨，“化肥厂、纺织厂是纳税大户，哪像现在，都快垮完了。”
林辰翻到1995年的年鉴。这一年的Gdp总量突然跳到了120亿，工业产值占比超过50%，新增了“开发区建设”“外资引进”的条目，数据用打印机打印，清晰工整。但他注意到一个细节——农业产值的增长率，从1994年的8%骤降到1995年的2%，旁边用铅笔写着个小小的“？”，像是当年统计员的疑惑。
“95年搞开发区，占了不少耕地。”王建国叹了口气，“那阵儿都喊着‘工业兴市’，谁还管农民的地？后来征地纠纷闹得厉害，数据就……掺了点水。”
林辰的心猛地一沉。他想起青溪镇的土地，想起那些被推土机碾过的麦苗，原来这样的故事，在过去的十年里，一直在镜州的各个角落上演。他继续往后翻，1997年的年鉴里，开发区的面积从最初的5平方公里扩大到20平方公里，外资企业数量从12家增加到87家，但“环境污染治理投入”那一栏，数字始终停留在Gdp的0.3%，十年没变。
“这些数据，都是我们科汇总的。”王建国的声音低了些，“以前陈科长总说，统计是‘国家的仪表盘’，得准。可后来……上面要‘跨越式发展’，下面就开始凑数。有时候半夜还得改报表，就为了凑个整数，好看。”
林辰合上年鉴，指尖沾着纸页的碎屑。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落在他脸上，带着点微弱的暖意。他忽然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被调到这里——不是流放，也不是冷遇，而是这满柜的旧档案，在等着他。
在青溪镇，他看见的是土地被侵占的具体伤痕；而在这里，他能看到伤痕蔓延的轨迹。那些冰冷的数字背后，是被牺牲的农田，是被污染的河流，是无数像周福贵一样的农民，在时代的洪流里无声挣扎。
“王哥，”林辰转过身，目光坚定，“这十年的年鉴，我想都看看。能不能借我用用？”
王建国看着他，眼神复杂，最后点了点头：“看吧。不过记住，别到处说。有些事，心里清楚就行。”
林辰把档案盒抱回办公桌，小心翼翼地摆在桌上。阳光落在泛黄的纸页上，那些模糊的数字突然变得鲜活起来。他打开自己的笔记本，指尖在键盘上敲下第一行字：“镜州市1989-1999年农业产值变化分析”。
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办公楼里的人陆续下班，走廊里传来锁门的声音。王建国收拾好东西，临走时看了林辰一眼：“早点走，晚上没暖气，冻得慌。”
林辰“嗯”了一声，没抬头。他的注意力全在屏幕上，1990年的粮食产量曲线和2000年的开发区面积曲线在图表上交叉，像两条纠缠的蛇，一条向下，一条向上，在1995年那个点，形成了刺眼的锐角。
办公室里只剩下电脑运行的低鸣。林辰摸出早上没吃完的馒头，就着冷水啃了一口，喉咙里有些发干。他知道，这份工作不会像在青溪镇那样，有村民送来的锦旗和感激的笑容，这里只有堆积如山的旧档案，和数字背后沉默的真相。
但他不后悔。就像当年在清溪坝上选择站在推土机前一样，此刻他选择坐在这些旧档案前，因为他明白，要改变潮水的方向，首先得知道潮水从哪里来。
夜色渐深，发改委办公楼的灯一盏盏熄灭，只有三楼最东头的综合科，还亮着一盏孤灯。灯光透过积灰的窗户，在雪后的地面上投下一方小小的光晕，像块不肯熄灭的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