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从北京回来的那天下午，天空灰蒙蒙地飘着细雨，让屯子里唯一的土路变得泥泞不堪。
屯口的老榆树下，几个玩耍的孩子眼尖，最先看到了远处坡上出现的车影，立刻雀跃着喊起来：“回来啦！林哥他们从北京回来啦！”
这声叫喊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迅速在屯子里荡开涟漪。乡亲们纷纷从泥坯房里、从院子里探出身来，脸上带着淳朴而热切的笑容。队长叔更是激动地让人敲响了生产队大院门口那口生了锈的破钟——
“当……当……当……”
钟声沉闷而悠远，在空旷的山谷间回荡。这是靠山屯最高规格的礼遇，除了上工，唯有迎接最尊贵的客人或英雄归来时才会响起。
乡亲们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问着：
“主席像是不是特别高大？”
“北京城楼子是不是真的金闪闪的？”
“这一路走了多久哇？”
……
欢乐的喧闹持续到傍晚才渐渐散去。晚饭后，队长叔叫住了正准备回学校的林墨：“小林啊，你来一下队部。”
队部的煤油灯灯光昏暗，将队长叔眉头紧锁的脸映得忽明忽暗。他蹲在炕沿上，掏出别在腰后的旱烟袋，慢吞吞地往烟锅里塞着烟丝，动作比平时迟缓了许多。劣质烟草的辛辣气味很快弥漫了小小的房间。
“小林啊，”他嘬了一口烟，终于开口，声音低沉得像是被烟熏过，“有件事……得跟你说说。你们去北京那会儿，屯子里……出了点岔子。”
林墨心里“咯噔”一下，在北京时那隐约的不安瞬间变得清晰。他挺直了腰板：“叔，您说，出啥事了？”
队长叔叹了口气，烟雾从他鼻孔里缓缓喷出：“有人……往县里递了状子。说你……说你利用休息日上山打猎，中饱私囊，是……是严重的‘投机倒把’行为。”
“什么？！”林墨猛地站起，血液似乎瞬间冲上了头顶，“我打猎是为了啥？哪次没有给人分过？”
“你甭跟我急，我还能不知道你？”队长叔压压手，示意他坐下，“生产队、大队，连公社的王主任，都替你拍了胸脯，说你这娃娃一年下来，打猎总体上是改善了咱全屯子的生活，功劳苦劳大家都看在眼里。但是……”
队长叔这个“但是”拖得很长，仿佛难以启齿。他转身从炕柜里摸索出一份折叠整齐的文件，纸张抬头印着醒目的红色字体。
“但是……县革委会还是下了指示。”他把文件递给林墨，手指在那几行字上点了点，“喏，这儿写着：‘鉴于林墨同志此前勇斗敌特，对革命事业确有贡献，经研究决定，其过去的错误行为，本次不予追究。’”
林墨的手指捏着文件边缘，微微颤抖。油灯的光线下，那几行字像针一样刺眼。
“不予追究……”他喃喃道，心里却像压了块冰。这看似宽恕的背后，是铁板钉钉的“错误行为”。
队长叔的声音更低了，带着无奈：“后面还有……‘但公社、大队、生产队需以此为戒，深刻反省，严加约束所属知青行为，杜绝此类资本主义歪风再次发生’。”
文件从林墨手中滑落，轻飘飘地落在炕桌上，却仿佛有千钧重。
接下来的几天，屯里的气氛变得微妙而压抑。大部分乡亲对待林墨的态度依旧热情，但那热情里掺进了明显的同情和无奈的惋惜。
“林知青，别往心里去，”队长婶子压低声音，“咱屯里老少爷们儿心里都跟明镜似的，知道你是啥人！”
给生产队喂牲口的老李头，吧嗒着旱烟，用力拍拍他的肩膀，烟锅子磕在鞋底上砰砰响：“啥污点不污点的？球！咱庄稼人心里有杆秤，那秤砣是良心！别听风就是雨。”
然而，总有不和谐的声音，在看似平静的水面下搅动漩涡。
自以为是的生产队记工员苟文才，这几天显得格外活跃。他那双小眼睛，总是闪烁着一种窥探和算计的光芒。他在井台边、屯子里的“闲话中心”、在任何一个能聚起三两个人的地方，摇着头，撇着嘴，用那种“我早就料到”的腔调散布着议论：
“我早就说过嘛，知青娃娃上山打猎，这个事儿它就不合适！你看现在怎么样？被我说中了吧？性质多严重！这是给咱们靠山屯脸上抹黑啊！”
“毛主席他老人家教导我们，‘一切投机倒把都是资本主义尾巴’！咱们搞社会主义，就得坚决地、彻底地割掉这些尾巴！咱们靠山屯可是先进生产队，可不能留这种毒尾巴害人害己啊！”
他说这话时，目光似有似无地瞟向众人，嘴角抑制不住地向上扬起，带着毫不掩饰的得意。
“你！”李卫红是个暴脾气，听到这话“嚯”地站起来，脸气得通红，就要冲过去理论。
旁边的张建军眼疾手快，一把将她拽住，低声急道：“卫红！别冲动！他就是故意说给你听，激你呢！你越闹，他越有话说！”
对面的熊哥，脸色阴沉得能拧出水来。他盯着苟文才，声音粗粝：
“苟叔，林墨打回来的肉，你没吃还是怎么的？上次那锅野猪肉炖粉条，我可是看得真真儿的，您老人家一个人就扒拉了两大碗饭！那吃相，可不像是不知情的样子！”
苟文才被当众揭短，脸上有些挂不住，强作镇定地摆摆手，拿出他那套惯有的、慢条斯理的腔调：
“熊知青，你这话可就不对了嘛。此一时，彼一时。我当时那是不知道这些肉的来历啊！我要是早知道这是……这是通过那种方式搞来的，带有投机倒把的性质，我苟文才就是饿得前胸贴后背，也一口都不会碰！咱这点觉悟还是要有的。”
林墨默默地听着，一句话也没有说。他站起身，身后，苟文才那阴阳怪气的声音还不依不饶地追出来：
“哼，有些人啊，就是仗着有点功劳，尾巴翘到天上去了，不把党的政策放在眼里喽……早晚要栽大跟头……”
晚上，回到学校宿舍 丁秋红给他倒了碗热水，轻声安慰道：“别听苟文才在那儿放屁！他就是个小人，看不得别人好。屯里绝大多数人都明白你是啥人，心里都念着你的好呢。”
林墨点点头，心里却像堵着一块石头。他知道秋红说的是实话，但那份来自上级的“不予追究”的定性，像一道无形的枷锁，沉重地压在他的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