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来之后，还得按新规矩向总经理销假。覃允鹤去了总经理办公室，没碰到人，便去公司办公室找主任，说“麻烦您转告总经理，我出差回来了，来销假”。主任听了，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递给他：“这是专门下发给运销公司的，你先看看吧。”
覃允鹤接过文件，低头一看，瞬间就懵了——文件是对刚签订的承包合同做补充，核心内容是“公司要对运销公司销售量进行考核，按销售量提取差旅费，每吨煤给业务员提成一毛钱，用作出差费用”。看到“每吨一毛钱”这一条，他脑子“嗡”的一下：这点提成，连单程车票钱都不够，这不是“管着人出去，却不管人回来”吗？
他想跟主任沟通几句，问问能不能向上反映情况。主任却双手一摊，无奈地摇了摇头，意思很明显：“我也没办法，这是上面定的。”覃允鹤没再说什么，攥着文件，无可奈何地走了。
走出办公楼，刚到院子里，就碰到了李本兴。李本兴老远就挥着手打招呼：“允鹤！大忙人，又忙什么呢？”
覃允鹤抬手晃了晃手里的文件，苦笑着说：“刚从办公室拿文件回来。”
“什么文件啊？我看看。”李本兴说着，就快步走过来，从他手里把文件抢了过去，眯着眼睛，凑得很近看。
“小心点，别弄坏了，你能看懂吗？”覃允鹤提醒他。
李本兴看了没几行，就把文件往覃允鹤手里一塞，撇着嘴说：“我就说嘛！这家伙不靠谱，说话不算数，你瞧，这不是又改规矩了？”
“改不改规矩，跟你有什么关系？”覃允鹤接过文件，揣进怀里，“给我吧，我还得回去贯彻落实呢！”
李本兴没松手，用手指点着手心，声音也提高了些：“他就是个娘们！朝令夕改的，大老爷们说的话，跟没说一样……”
“少叨叨两句，快一边去。”覃允鹤打断他，朝他瞥了一眼，转身就走。他不想跟李本兴在大街上扯皮——万一话说得太激动，冒出些过激的话，传到总经理耳朵里，又多了一条“罪状”，不值得。
回到运销公司，覃允鹤把老徐叫到办公室，把文件递给他。老徐接过文件，逐字逐句看完，重重地叹了口气：“这哪是让业务员干活啊？这样搞，他们怎么出去跑？”
“是啊，我也正为这事犯愁呢！”覃允鹤靠在椅子上，揉了揉太阳穴，“你算算，每吨一毛钱提成，要是卖一万吨煤，总共才一千块钱。咱们有四个业务员，分摊下来，每个人还不到二百块钱。现在外面住宿哪还有便宜的？三五十块钱一晚上的房间，几乎找不到了，他们这是按过去住大通铺的价格核算的，当下哪还有大通铺的宾馆？这不是让人出去了，就不管死活了吗？”
他顿了顿，坐直身子，跟老徐说：“我是这么想的：公司既然下了文件，咱们就按规矩来，向上打报告，把实际情况说清楚。你让伍会计把这几年业务员的差旅费报销记录都统计出来，附在报告后面，作为依据。另外，咱们还有两笔货款，是矿务局指导的计划，现在已经掉进三角债的漩涡里了——这两笔钱都在南方，业务员过去催款，一住就是七八天，最后讨回来的钱，还不够来回路费多。今后要是按新规矩来，这种情况只会更多。”
“他们总说‘加大发运量，薄利多销’，听起来是经营之道，可发运量大了，不一定就有更多利润。现在回款越来越慢，一旦掉进三角债，咱们运销公司就完了。把这些都写进报告里，递上去，让公司权衡一下：是按新规定来，还是按之前承包合同的约定办。”
老徐点了点头：“也行，只能这么办了。”
“我就奇了怪了，”覃允鹤忍不住吐槽，“过去不管什么事，都是分管领导跟咱们坐下来商量着来；可现在，我都不知道分管咱们运销公司的领导是谁！总经理一竿子插到底，不管三七二十一，一纸文件就定了所有事，照这样下去，还有法干活吗？”
“确实是这样，”老徐附和着，“不结合实际情况，只顾着快鞭赶牛，不管可行不可行，抬手就是一鞭子，这样下去，迟早得把牛累死！”
“行了，不说这些了。”覃允鹤摆摆手，“你先去安排伍会计统计数据，报告我亲自来写，争取今天就弄好。”
“好，我这就去。”老徐拿着文件，转身出去了。
办公室里只剩下覃允鹤一个人，他坐在椅子上，沉思了良久。他知道，写这份报告，很可能会让总经理对自己产生更多误解——毕竟字里行间都透着对新文件的抵触。可他又想：如果总经理不是糊涂人，应该能明白，自己是站在工作角度考虑问题，不是为了个人私利跟公司对着干。
当下有些领导，根本不站在市场前端思考问题，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的思维里——总以为“用户只要接收了煤炭，钱就一定会回来”，这也太可笑、太荒唐了！他必须在报告里说清楚：现在早就不是“生产煤炭的是大爷”的年代了，而是“使用单位才是大爷”——过去能用“递减计划”制约用户付款，现在是市场经济，用户采购渠道多的是，你不给货，有的是生产单位愿意给，根本没哪个煤矿能管控住一个地区的采购。
因为采购限制放开了，生产单位早就没了“当大爷”的资格，凡事都得看采购方的脸色。采购方脸色一变，说“不要了”，就得赶紧另辟蹊径找新客户；就算对方要了货，余下的尾款也可能无限期拖延，只能一次次派人去催。催款的时候，免不了要请客吃饭、送点小礼，这些哪一样不需要钱？一味地降低成本，只会起到反作用，最后“捉鸡不成反蚀一把米”。
这些问题，领导们应该能考虑到，可为什么还会出台这种荒唐的文件？人们常说“是官就比百姓灵”，难道也有“灵”不过的时候？再大的官，也需要人辅佐——当这位大官犯官僚主义的时候，那些辅佐的人都去哪里了？为什么不提出建议？建议不被采纳，为什么不再谏言？
想到这里，覃允鹤忍不住笑了——在心里反问自己：当下公司机关里，有这样敢说真话的人吗？哪一个不是“明哲保身”？有谁不是看着领导的脸色行事？为了讨好领导，办公室的人不都是在纸上给下属单位“画大饼”——画出来的饼领导不喜欢，就撕掉重画，一连画好几张，让领导挑；领导满意了，就让下属单位按“饼”的规矩拼命干。这就是所谓的“政策”，所谓的“规矩”。
下属单位干来干去，不就是为了得到这张“饼”，让职工能吃上饭？可辛辛苦苦拼一年，最后得到的，往往是一张“纸饼”——职工吃不到，也拿不走。因为要得到这张“饼”，有太多附加条件，只要有一条没完成，就什么都没有。看上去是张“肉饼”，实际上是张“纸饼”，他们压根就没打算真给。就像眼下这份文件，就是给“吃肉饼”加的附加条件：想吃饭，就得拼命干；干不好，就换人，让你“人去室空”。
越想，覃允鹤越觉得愤怒。他拿起笔，在纸上狠狠地写下：“一毛钱？去你妈的一毛钱！”写完，又在上面狠狠地划了好几笔，纸都被划破了。他把纸撕下来，揉成一团，狠狠地摔进纸篓里。
他点上一支烟，猛猛地吸了几口，尼古丁的味道让他稍微冷静了些。沉默了几分钟，他又拿起笔，摊开新的信纸，重新写了起来。这一次，他没有带情绪，而是一笔一划，把当下市场的情况、业务员的困境、运销公司的担忧，都写得透彻明白。一口气写了五千多字，才停下笔。
站起身，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胳膊，在屋里来回走了几步，又回到办公桌前，把报告从头到尾仔细看了一遍。他觉得很满意——虽然是一气呵成，字里行间算不上“行云流水”，也算是“奋笔疾书”；虽然是份请示报告，却也藏着沉甸甸的“谏言”。用请示报告的形式说谏言，也是无奈之举。
他知道，这份言辞恳切的谏言，可能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如果上级领导不理解他的良苦用心，很可能会生气、恼怒，后果可想而知。可他已经下定了“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决心，也做好了“牺牲个人利益”的准备：为了运销公司能好好发展，就算前面是火海，也得闯；就算是万丈深渊，也得跨。但凡有点血性的男人，心一横，就会义无反顾。
他觉得这事不小，应该让老徐看看——不是要老徐帮忙修改，而是想让老徐明白，自己这么做，不是为了个人利益，是对运销公司负责，对北大井服务公司负责。一旦惹怒了领导，所有责任都由自己一个人承担，不能连累老徐。
覃允鹤拿着写好的报告，去了老徐的办公室。推开门，看到老徐正皱着眉头，坐在椅子上深思，连他进来都没察觉。覃允鹤敲了敲桌子，老徐才猛地醒过神来，赶紧站起来：“允鹤？快坐！”
覃允鹤把报告递过去，说：“你看看，要是没什么问题，今天就递上去。”
老徐接过报告，找了副老花镜戴上，逐字逐句地认真看——手指点着每一行，生怕看漏了。看完最后一页，他重重地叹了口气，抬头看着覃允鹤：“这份报告，不能只以你个人名义交上去。我也在上面签字，就说是咱们两个人一起商量着写的。一旦惹怒了领导，两个人一起分担责任。”
老徐的话很诚恳，也很实在。透过他那副厚厚的、像“酒瓶底”似的眼镜片，覃允鹤能看到他眼里的真诚。
“不……不行！”覃允鹤赶紧摆手，“我这是在赌一把——我相信领导班子是明智的，能看清当下市场经济的情况，我不过是陈述事实而已，又没说攻击性的话。就算领导觉得我‘强词夺理’‘消极怠慢’，随他怎么想，大不了就是调离我的岗位。可你要是也签了字，就得一起被追责——咱们没必要做这种牺牲。有你在，运销公司就还在；运销公司是咱们一手创建起来的，绝对不能半途而废。苏胜春因为身体原因已经走了，创始人就剩咱们俩了，怎么也得留下一个。”
说完，他伸出手，老徐也下意识地把手伸了过来——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这不是刻意的握手，是同志间信任的“本能反应”，是没有神经支配的“心意相通”。双手紧紧握着，四目相对，看了许久——没有眼泪，没有嘱托，只有无声的点头。此时无声胜有声，所有的理解和支持，都在这沉默里。
覃允鹤觉得刚才的举动有点“过激”，也有点“悲壮”，甚至带了点“悲凉”。他松开老徐的手，笑了——笑容是从心里升起来的，很真切。他很开心，在这个时候，还有老徐这样敢担当的同事，他放心了。
覃允鹤拍了拍老徐的肩膀，笑着说：“你看咱们这是干嘛？搞得跟生离死别似的，还这么煽情……”
老徐听他这么说，脸上的阴云也散了，微微一笑：“可不是嘛……”
两个人都笑了起来。覃允鹤拿起报告，揣进怀里，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办公室。老徐依旧站在原地，久久地凝视着他的背影，轻轻摇了摇头，低声感慨道：“好领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