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五月花酒店顶层豪华套房
厚重的丝绒窗帘垂落，隔绝了外面湿冷的夜色。套房客厅内，壁炉里的火焰噼啪作响，空气中弥漫着昂贵雪茄、陈年白兰地和一种无声的紧张感。美国东西海岸资本势力的代表人物，罕见地齐聚一堂。
西部阵营以特纳·史密斯为首，身边围绕着报业大王赫斯特、航空大亨修斯、石油巨子多希尼、铁路大王亨廷顿等，他们代表着新兴、粗犷、敢于冒险的西部资本。东部阵营则以J.p.摩根为核心，身旁是洛克菲勒家族的代表、梅隆、杜邦以及几位波士顿婆罗门望族的掌门人，他们象征着老牌、世故、盘根错节的东部金融与工业资本。
特纳·史密斯举起酒杯，环视众人，声音洪亮中带着一丝感慨：“先生们，自从1932年，罗斯福在纽约那个酒店里调停我们东西部关于航空邮递合同的争端以来，这还是我们第一次被‘召集’到华盛顿吧？不过这次，主角不是我们之间的竞争，而是我们和…白宫那位主角之间的谈判。”
J.p.摩根微微颔首，他年事已高，但眼神依旧锐利如鹰，声音低沉而缓慢：“是啊，史密斯先生。时过境迁。上次是为了分蛋糕，这次…是为了保住我们手里的蛋糕不被切走太多。明天就要和总统会面了，你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和要求吗？” 他的目光直视特纳，带着试探。
特纳放下酒杯，身体前倾，双手交叉放在桌上，展现出实业家的务实：“摩根先生，我的要求很简单，也很直接。我是做实业的——开矿、炼钢、造飞机、修铁路。这些行当需要巨大的前期投入和漫长的回报周期。罗斯福那个94%的税率，是要我的命。我的要求就是降低税率，特别是对我们这种重资产、长周期的制造业税率。只要税率能降到我们可以承受的水平，让我能维持生产、养活工人、还有利润可以再投资，我就还能活下去，也能继续为国家的战争机器提供钢铁和飞机。”
他话锋一转，看似随意却意味深长地瞥了摩根一眼：“不过，摩根先生，您的情况可能比我复杂得多。您的大部分产业在金融领域，银行、证券、保险…这些行业受到的政府监管本来就比我们严苛得多。而且，现在欧洲战云密布，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剧烈，对您的业务冲击肯定不小。我想，您明天和总统谈的时候，除了税率，恐怕更想谈的是…放宽一些对金融市场的管制吧？比如，资本流动的限制，或者某些投资业务的禁令？”
摩根静静地听着，脸上没有任何波澜，但心中却是一凛。他明白特纳这是在点他，暗示金融资本在谈判中可能有不同于实业资本的“特殊诉求”，甚至可能为了自身利益而牺牲实业界的整体税率目标。他缓缓吸了一口雪茄，吐出一缕青烟，才不紧不慢地回应：
“谢谢你的提醒，史密斯先生。金融市场的稳定，确实关乎全局。适当的灵活性，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为战争筹集资金，也有利于经济整体的复苏。这一点，我会向总统先生阐明。”
但他立刻将话圆了回来，强调了共同利益：“不过，请你放心，在核心问题上——即反对那种没收性的高税率——我们东部财团的立场是坚定且一致的。高税率对任何形式的资本积累和创新都是致命的，无论是工业资本还是金融资本。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实业都被高税收压垮了，金融市场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明天的谈判，我们首要的目标，是联手把税率压下来。这是我们的共同底线。”
特纳听了，哈哈一笑，但笑容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审视：“摩根先生深明大义，我当然相信。不过…”他拖长了语调，带着西部人特有的直率，“我猜，罗斯福总统恐怕不会轻易在金融监管上松口。您别忘了，他可是从大萧条里爬出来的，他对华尔街的‘不羁’有着刻骨铭心的警惕。他怕的就是再来一次金融崩溃。所以，我估计，他非但不会放宽监管，反而可能会借着战争需要的名义，对金融业课以更重的税，好把资金牢牢控制在政府手里，用于战时计划。想让他放开缰绳，难啊！”
特纳的话像一根针，刺中了摩根内心最深处的担忧。他知道特纳说得很有道理，罗斯福对金融资本的戒心极重。明天的谈判，注定是一场硬仗，不仅要在税率上与总统博弈，可能还要在东西部财团内部协调不同的优先诉求。
摩根没有直接反驳，只是淡淡地回应：“事在人为，史密斯先生。总统是现实主义者，他应该明白，没有高效灵活的金融市场，战争经费的筹集效率会大打折扣。我们明天见机行事吧。”
这场五月花酒店的秘密会晤，在看似和谐的共同抗税基调下，实则暗流涌动。东西部财阀虽然因共同利益暂时联手，但实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不同诉求、以及对罗斯福政策倾向的不同判断，为第二天的谈判埋下了不确定的种子。他们都清楚，面对罗斯福这样一个精明的对手，内部团结是谈判成功的关键，但能否真正弥合分歧、形成统一战线，将决定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保住自己的财富帝国。
华盛顿，白宫西翼内阁会议室
气氛凝重得几乎能拧出水来。长条形的红木会议桌一端，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坐在轮椅上，身后站着哈里·霍普金斯等核心幕僚。另一端，则是以特纳·史密斯和J.p.摩根为首的东西部财阀巨头，赫斯特、修斯、洛克菲勒、杜邦等人分坐两侧，个个面色严肃。
“先生们，”罗斯福开门见山，没有任何寒暄，他的声音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欢迎来到白宫。我知道你们为何而来。新的税收法案，势在必行。这是国家在非常时期的需要，也是为了维护长远的稳定。所以，客套话就免了，你们有什么具体的条件，直接说出来吧。”
特纳·史密斯深吸一口气，率先开口，他的声音沉稳，但带着西部人特有的直率锋芒：“总统先生，我们理解您为国家筹款的苦心。但是，将矛头对准实业，征收如此高的税率，于情于理都说不通！94%的税率，意味着企业没有任何利润空间。没有利润，我们拿什么去投资研发新技术？拿什么去和德国、英国的企业竞争，抢占全球市场？一旦技术落后，产品失去竞争力，我们的工厂就会倒闭，市场就会丢失！到那时，为了企业能苟延残喘，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大规模裁员，缩减规模。这难道是您想看到的吗？”
霍华德·修斯立刻附和，语气激动：“总统先生！特纳说得对！94%的税率是毁灭性的！它扼杀的不是贪婪，而是创新和就业！企业没有研发经费，工人拿不到工资，整个工业体系就会失去活力！政府拿走太多，最终只会导致经济萎缩，税基缩小，这是一种恶性循环！”
罗斯福静静地听着，等他们说完，才不紧不慢地回应，手指轻轻敲击着轮椅扶手：“特纳先生，修斯先生，你们说的，是极端情况。94%的最高边际税率，触发前提是美国进入‘全面战争紧急状态’。在目前情况下，法案设定的最高税率是70%多。这个税率，我相信对于在座的诸位而言，远未到‘无法生存’的地步。你们依然有丰厚的利润空间。”
“70%多还不算高？！”特纳猛地提高了声音，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的嘲讽，“总统先生！这跟持枪抢劫有什么区别？！抢走我们辛苦赚来的七成利润！”
罗斯福的目光骤然变得锐利，他身体微微前倾，声音不高，却像冰锥一样刺入每个人的耳膜：“有区别，特纳先生。区别就在于，我现在是坐在白宫里，心平气和地跟你们谈判，给你们陈述意见的机会。而不是像欧洲某些国家那样，把你们拖到广场上吊路灯，或者送进毒气室。我让你们付出的，是金钱，是你们庞大财富中的一部分，用来承担你们作为这个国家顶尖受益者应有的社会责任。这，就是最大的区别！”
这番话带着赤裸裸的威胁和警告，让在座的所有财阀脸色瞬间变得难看至极。会议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
特纳强压住怒火，据理力争：“总统先生！我的责任，是维持西部几十个州成千上万家工厂的运转，养活数百万工人和他们的家庭！我已经承担了巨大的责任！但您的税率，高到让我们无法履行这个责任！我们撑不住！”
罗斯福冷笑一声，目光扫过特纳，又扫过摩根等人，语气带着洞悉一切的讥讽：“撑不住？特纳先生，还有在座的各位先生，你们是不是忘了？过去这些年，你们的产品——石油、飞机、汽车、化工品——大量出口到南美、苏联、中国乃至欧洲，尤其是趁着欧洲重整军备的东风，早就赚得盆满钵满了吧？那些利润，难道不是建立在国家提供的稳定环境、基础设施和国际条约保护之上的吗？现在，国家需要你们拿出利润的一小部分来反馈社会、巩固国防，这有什么不合理？”
特纳毫不退让，直接顶了回去：“总统先生！那些海外市场的利润，是我们冒着巨大风险、投入巨额资本、经过激烈竞争才得来的！每一分钱都浸透着我们的心血和智慧！您现在张口就要拿走七成，这难道合理吗？”
罗斯福迎着他的目光，斩钉截铁，一字一顿地回答道：
“合理。因为当战争来临，当经济崩溃，当社会动荡时，你们那些建立在海外市场的利润，会像阳光下的冰雪一样瞬间融化。而只有强大的国家，稳定的社会，才是保护你们所有财富的最后、也是最坚固的堡垒。我现在要你们付出的，正是修建这座堡垒的费用。这，就是最大的合理！”
会议室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罗斯福已经把话说到最明白不过——要么接受高税收，共同维护现有秩序；要么，就可能面临秩序崩溃后更可怕的后果。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最后通牒。
J.p. 摩根一直沉默地观察着，此刻他知道，必须由他来打破僵局了。他清了清嗓子，用他那标志性的、冷静到近乎冷酷的声音说道：“总统先生，您的意思，我们明白了。我们需要一些时间，私下商议一下，再给您最终的答复。”
罗斯福点了点头，示意会谈暂停。
财阀们起身，面色凝重地走向隔壁的休息室。他们知道，罗斯福已经划下了红线。接下来的商议，不再是争论“该不该交钱”，而是残酷地计算“交多少钱才能保住最基本的生存空间”，以及如何利用这次谈判，换取未来可能的政策宽松。真正的、冰冷的利益分割，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