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杉矶，比弗利山庄，特纳庄园战略室
气氛凝重。罗斯福总统的第二次炉边谈话，以其高超的政治话术和道德感召力，成功地将赫斯特的“经济安全”论反击了回去，并在公众舆论中重新占据了“公平”与“国家利益”的制高点。这让聚集在特纳庄园的西部巨头们感到前所未有的挫败和棘手。
石油大亨J·保罗·盖蒂有些烦躁地松了松领带，提出了一个简单粗暴的想法：“妈的！罗斯福不就是靠那张嘴在收音机里蛊惑人心吗？咱们能不能想想办法，把他那个‘炉边谈话’的广播时段给买下来？或者出更高的价钱，让全国的广播网都不准播他的讲话？从源头上掐断他的声音！”
话音刚落，房间里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寂静。
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用看白痴一样的眼神盯着盖蒂，差点把手中的雪茄捏断。特纳·史密斯和霍华德·修斯也面面相觑，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的无语。
“保罗，”特纳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静，但其中的讽刺意味却掩饰不住，“你是罗斯福派来给我们下套的吗？还是你觉得美国的宪法和通讯管制法是摆设？去买断总统的全国广播讲话时间？你这是生怕罗斯福找不到理由，直接把我们都扔进联邦监狱吗？这个主意，以后请永远烂在肚子里。”
盖蒂被怼得满脸通红，讪讪地闭上了嘴。
赫斯特烦躁地挥了挥手，把雪茄摁灭在烟灰缸里：“好了，别说这些没用的了。现在看来，想在舆论上正面压垮罗斯福，短期内是不可能了。这个瘸子太懂得怎么跟老百姓说话了。我们得面对现实，新税收法案的通过，恐怕是挡不住了。”
特纳点了点头，眼神锐利，他已经从最初的愤怒中冷静下来，开始思考下一步的棋该怎么走：“赫斯特说得对，硬顶不是办法。罗斯福现在民意高涨，又打着‘为国筹款’‘社会公平’的大旗，我们正面强攻，只会碰得头破血流，还会被他贴上‘发国难财’的恶名。”
修斯皱着眉头问：“那你的意思是…我们认输？接受那个94%的税率？那跟自杀没什么区别。”
“认输？当然不！”特纳的嘴角露出一丝冰冷的、属于棋手的算计笑容，“我们是商人，不是角斗士。我们的目标是利益最大化，损失最小化，而不是争一时意气。既然无法阻止法案通过，那我们的战略就必须调整。”
他走到巨大的美国地图前，手指敲打着华盛顿的位置：“现在的目标，不是‘反对征税’，而是‘商谈税率’！但绝不能过早暴露我们的底线。我们要在表面上，继续和罗斯福辩论法案的‘公平性’和‘科学性’，纠缠细节，拖延时间。而暗地里，我们必须准备好一套完整的、基于‘经济模型’的替代方案，为我们争取到尽可能低的实际税率。”
赫斯特立刻领会了特纳的意图，他老辣的政治嗅觉派上了用场：“我明白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在报纸上，我的笔杆子们继续和罗斯福打口水仗，质疑法案的种种‘不完善之处’，把水搅浑，让他疲于应付。而真正的杀手锏，要藏在后面。”
“没错！”特纳赞许地看了赫斯特一眼，“而我们的杀手锏，就是‘学术权威’和‘专业分析’。”他转向修斯，“霍华德，你立刻去协调，让斯坦福和加州理工的那些我们资助的经济学、政治学教授们行动起来。不要让他们直接喊减税，那太露骨。让他们在学术期刊和有影响力的报纸评论版上，发表‘严谨的’研究文章，论证‘过高的边际税率对长期投资、就业增长的抑制效应’，分析‘最优税率区间’理论，强调‘税基扩大比提高税率更能稳定财政收入’。”
接着，他对赫斯特说：“你给东边的摩根发一封加密电报，把我们的策略告诉他们。让他们动用他们在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哥伦比亚大学的影响力，让东海岸的学术名流们也同步发声。我们要在学术界和舆论界营造出一种‘罗斯福的方案虽然初衷良好，但过于激进，可能适得其反’的‘理性’氛围。用数据和模型，慢慢地、不知不觉地改变精英阶层和摇摆不定的国会议员的看法。”
特纳最后总结道，眼中闪烁着资本巨鳄的精明：“这是一场持久战，一场消耗战。我们要用源源不断的‘学术炮弹’和‘理性声音’，慢慢磨损罗斯福的舆论优势，潜移默化地影响国会山的辩论风向。等到时机成熟，当公众开始对高税率的副作用产生疑虑，当国会议员们需要更‘稳妥’的方案时，我们再顺势推出我们精心准备的、税率低得多的‘替代方案’。这样，我们既避免了与总统的正面冲突，又能实现我们的核心目标。”
赫斯特深吸一口气，脸上露出了久违的、带着战斗欲望的笑容：“好！就这么办！论打笔仗和搞舆论混战，我赫斯特还没怕过谁！明面上的扯皮交给我。至于背后的学术运作，特纳，你和摩根多费心。我们要让罗斯福知道，美国的钱袋子，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的！”
策略已定，西部和东部的财阀力量再次紧密协同起来。他们不再试图在民意浪潮中与罗斯福的“道德旗舰”正面相撞，而是转而操纵起更隐蔽、更精致的工具——学术权威、经济模型和长期的政治游说。一场围绕美国税收命运的、更深层次、更考验耐心的博弈，悄然拉开了序幕。罗斯福将发现，他面对的不仅是街头演讲和炉边谈话的对手，更是来自象牙塔内、用复杂公式和学术术语武装起来的、更难以对付的“理性”反对力量。
纽约，华尔街J.p.摩根公司总部
J.p.摩根（小约翰·皮尔庞特·摩根）坐在他那间以深色木材和皮革装饰的奢华书房里，仔细阅读着从洛杉矶发来的加密电报。当他看到特纳·史密斯提出的“学术权威”战略时，严肃的脸上先是露出一丝惊讶，随即化为欣赏乃至兴奋的笑容，最后竟忍不住轻笑出声。
“这个西部的牛仔…！”摩根放下电报，对坐在对面的几位心腹合伙人说道，“虽然粗鲁、贪婪，有时像个无法无天的强盗，但在维护我们这个阶层的根本利益上，他的嗅觉和手腕，真是精准得可怕！他这招‘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实在是高明！”
他立刻行动，通过最可靠的渠道，向洛克菲勒家族、梅隆家族、杜邦家族，以及波士顿婆罗门集团的核心成员——如卡伯特、洛奇、福布斯等显赫家族——发出了紧急密会邀请。这些家族不仅掌控着美国东部的经济命脉，更通过长达百年的捐赠与联姻，深深渗透并影响着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哥伦比亚等常春藤盟校的董事会和学术圈。
在曼哈顿上东区一栋不显眼的私人俱乐部里，这些美国东海岸真正的统治阶层齐聚一堂。摩根言简意赅地传达了特纳的计划。
“先生们，”摩根的声音低沉而充满说服力，“罗斯福想用‘公平’和‘爱国’的口号抢劫我们的财富。特纳·史密斯在西部为我们找到了一个更聪明的反击方式——不是嘶吼，而是‘理性’地分析。我们要让这个国家最顶尖的大脑告诉民众，罗斯福的药方，会毒死美国经济的根基——自由企业制度。”
波士顿的洛奇先生首先表示赞同：“没错。罗斯福的税收法案，是对私有财产权的严重侵犯。我们必须反击，但不能像赫斯特那样咋咋呼呼。我们应该让哈佛经济系的教授们，从‘经济效率’和‘长期繁荣’的角度，论证高边际税率的危害。”
杜邦的代言人补充道：“普林斯顿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教授，可以重点分析税收对资本形成和创新的抑制作用。我们要把辩论的焦点，从‘该不该劫富济贫’的道德层面，拉回到‘什么样的税收政策能真正让国家富强’的技术层面。”
很快，一项庞大的、隐秘的学术动员计划形成了。巨额的研究经费和“顾问费”通过各种基金会渠道，流向这些顶尖学府中对自由市场持同情态度的着名经济学家、政治学家。一时间，在《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学杂志》等权威学术期刊上，以及《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的评论版上，开始密集出现看似客观中立、实则论点鲜明的文章：
- 《论过高边际税率对资本形成的挤出效应》
- 《税收、激励与长期经济增长：一个理论模型》
- 《财富再分配的社会成本：效率与公平的权衡》
- 《评新政税收法案：通往奴役之路的经济学先声？》
这些文章避免直接攻击罗斯福本人，而是用一种忧国忧民的、专业的口吻，警告高税收将导致投资萎缩、创新停滞、就业机会流失，最终损害所有美国人的长远利益。他们将罗斯福的政策与欧洲的集体主义思潮隐隐挂钩，暗示其背离了美国的自由传统。
华盛顿，白宫
当一份份载有这些“学术炮弹”的报刊被送到罗斯福的办公桌上时，他的眉头紧紧锁住，随即又舒展开，露出一丝混合着恼怒和敬佩的复杂表情。
“厉害…真厉害…”罗斯福对身边的顾问哈里·霍普金斯说，“我原以为赫斯特的鼓噪就是他们的最后手段了。没想到，摩根和特纳这些家伙，还有这一手。他们不再骂街，而是穿上了教授的长袍，用数学模型和学术术语来包装他们的私利了。这一招，确实更阴险，也更有欺骗性。”
霍普金斯担忧地问：“总统先生，我们需要组织人反驳吗？您是否需要亲自出面，揭穿他们的伪善？”
“不，哈里，绝对不行。”罗斯福果断地摇头，眼中闪烁着政治家的精明，“我绝不能亲自下场参与这种‘学术辩论’。一旦我以总统之尊直接与几个大学教授打口水仗，那就彻底上了他们的当。这会被他们扭曲成‘政治权力打压学术自由’，会让我失去知识界很多中间派的支持。这场斗争的性质就变了，从政策辩论升级为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这对国家的稳定是极其不利的。”
他站起身，推动轮椅走到窗前，坚定地说：“我们的策略必须改变。他们搭起了学术的擂台，我们就派我们自己的学者上台！立刻去联系那些支持新政的进步主义经济学家，比如明尼苏达大学的、威斯康星的，还有我们自己政府里的经济专家。让他们在同样的平台上发表文章，用同样严谨的逻辑和数据，论证财富高度集中对经济稳定的危害，论证累进税制在刺激有效需求、缓解社会矛盾、从而保障长期繁荣方面的关键作用！”
他特别强调：“告诉我们的学者，辩论的核心要始终围绕一个中心：新政不是要摧毁资本主义，而是要拯救资本主义！是要通过温和的改革，避免它走向极端分化而引发的革命或法西斯主义！新政是保护普通民众的盾牌，更是维护美国整体稳定的基石！我们要让民众明白，那些穿着学术外衣为富豪辩护的人，关心的并不是国家的长远利益，而是他们金主的钱袋子！”
一场没有硝烟的高端舆论战就此打响。美国的报纸和学术期刊成了看不见硝烟的战场，支持新政与反对高税收的两派经济学家、政治学者展开了激烈的笔战。罗斯福成功地避免了亲自下场，而是通过支持者进行代理斗争，将争论控制在“政策研讨”的范畴内。虽然普通民众可能无法完全理解那些复杂的数学模型，但这场“神仙打架”无疑使税收法案的辩论更加深入，也让公众意识到问题的复杂性。罗斯福深知，最终的胜负，不仅取决于舆论场的较量，更取决于国会中那些被这些“理性”声音影响的摇摆议员的最终投票。这场由东西部财阀发起、以学术为武器的战役，将是对新政生命力的又一次严峻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