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春，莫斯科 & 柏林，秘密接触的涟漪
莫洛托夫的行动迅速而隐蔽。他没有通过正式外交渠道，而是动用了苏联国家贸易委员会（Narkomvneshtorg）下属的特殊部门，以“洽谈大宗农产品（如小麦、石油）和原材料（如锰矿石）出口”为名，向柏林派出了几个看似平常的商业代表团。这些代表团成员中，夹杂着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的情报官员和外交人民委员会（Narkomindel）的资深德国问题专家，他们的真实使命是与德国经济部和外交部的中层官员建立非正式联系，试探希特勒政权的真实意图和底线。
这一举动很快在苏联内部引发了波澜。
莫斯科，苏联商务部（Narkomvneshtorg）内部会议
商务人民委员米高扬的副手，一位精于计算的经济专家，在内部会议上直言不讳地表达了担忧：“莫洛托夫同志的策略是在玩火！我们与德国的任何秘密接触，都不可能完全瞒过英国军情六处（mI6）和美国战略服务办公室（oSS）的眼睛。一旦被曝光，英法美会作何反应？”
他指着墙上挂着的苏联工业设备进口来源图表：“请看！我们第二个五年计划急需的重型机床、精密仪器、发动机技术，有超过百分之六十来自美国和英国！如果因为与德国接触而触怒他们，导致技术禁运或贸易中断，我们的工业化进程将遭受沉重打击！到时候，能填补这个空白的只有德国。但届时，定价权将完全掌握在德国人手中，他们可以随意抬价，附加任何苛刻的政治条件！我们是买，还是不买？这将使我们陷入极其被动的战略困境！”
会议室里一片沉默，许多务实的经济官员都面露忧色。他们认为，与意识形态上敌对且地缘战略上更具侵略性的德国接触，风险远大于可能获得的短期战略喘息。
面对商务部和其他部门传来的质疑声音，莫洛托夫在克里姆林宫的一次小范围会议上进行了回应。他的态度冷静而坚定：
“同志们的担忧，从纯经济角度看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必须从更高的政治和战略层面来审视这个问题。”
他首先分析了英法美的心态：“首先，英法，尤其是张伯伦政府，他们对德国的绥靖政策是明确的。他们最希望的是祸水东引，让德国与我们冲突。因此，即使他们察觉了我们与德国的接触，只要不公开化，他们更可能采取默许甚至暗中鼓励的态度，希望借此离间德苏关系，或者促使德国将矛头更坚定地指向我们。他们不会轻易切断与我们的贸易，因为那会把他们自己逼到必须直接面对德国的境地，这不符合他们的绥靖逻辑。”
接着，他重点剖析了美国的关键作用：“至于美国，罗斯福总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当然不希望看到德苏接近，但他更无法承受的是美国资本失去苏联这个巨大的市场。我们不要忘了，是谁在为我们的大部分工业设备订单付款？是美国的银行财团！修斯、波音、通用电气……这些大资本家的利益已经深度捆绑在苏联的工业化进程中。罗斯福如果下令断绝贸易，首先站起来反对的将是华尔街和底特律还有西部委员会工厂的老板们。”
莫洛托夫眼中闪过一丝精光：“美国资本家害怕两件事：第一，害怕我们真的与德国结成某种经济同盟，那样美国将彻底失去东方市场；第二，更害怕他们的竞争对手——德国克虏伯、西门子等公司——乘虚而入，独占我们的订单。这种恐惧，会促使美国的利益集团向他们的政府施压，要求维持甚至扩大与我们的贸易关系，以确保他们的既得利益。所以，罗斯福绝不会轻易下令断绝机器供应，那等于把战略主动权和经济利益拱手让给德国。”
最后，他回到战略核心：“我们与德国接触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立刻结盟，而是为了争取时间——摸清希特勒的底牌，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为苏联的备战赢得最关键的战略窗口期。暂时的经济风险，与国家的生存安全相比，是次要的。而且，只要我们操作得当，保持与西方贸易渠道的畅通，德国在谈判桌上也不敢过于嚣张。”
莫洛托夫的分析说服了斯大林，秘密接触得以继续。果不其然，尽管西方情报机构有所察觉，但英法政府保持了沉默，甚至私下里希望苏德关系能出现一些“可控的紧张”。而美国方面，正如莫洛托夫所料，大型企业通过游说团体向白宫传递了明确信息：必须维持对苏贸易，不能将市场让给德国人。罗斯福政府因此并未采取任何实质性制裁措施，只是加强了对苏联技术用途的监控。
这一系列秘密接触，虽然没有立即导致苏德关系的重大突破，但却为1939年8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突然签订埋下了最初的伏笔。莫洛托夫的这次冒险，充分体现了他作为斯大林首席外交官的冷酷算计和战略眼光——他深知，在国际政治的牌局上，有时候，展示与魔鬼对话的意愿，本身就是一种制约其他对手的强大筹码。
1938年春，洛杉矶，西部委员会战略分析室
特纳·史密斯将马歇尔将军通过秘密渠道传递来的情报摘要扔在长桌上，光滑的桃木桌面映出他阴沉的脸色。“先生们，莫斯科和柏林之间，开始有老鼠在暗处接吻了。”他的声音带着一丝冰冷的嘲讽。
霍华德·修斯拿起简报扫了几眼，不屑地哼了一声：“特纳，你是不是太敏感了？斯大林和希特勒？他们两个互相恨不能把对方生吞活剥，怎么可能真的合作？这最多是斯大林被英法逼得没办法，放个烟幕弹吓唬人罢了。”
西部标准石油公司的总裁多西尼扶了扶眼镜，用他惯有的理性口吻分析：“从纯经济逻辑看，苏联绝无可能为了德国而彻底放弃美国。我们的重工业机械、技术和管理经验，是德国目前无法完全替代的。斯大林第三个五年计划正在关键阶段，他比我们更需要稳定的设备和技术输入。与美国切割，最大的受益者将是德国的工业巨头，斯大林没那么愚蠢。”
围坐在桌旁的西部智库团队——包括政治学教授哈里森、经济学家沃顿博士和社会学家米勒女士——随后提交了他们的联合分析报告。
政治学者哈里森首先发言：“特纳先生，从地缘政治角度看，苏联此举最可能的动机是战略避险。斯大林在欧洲方向面临英法的敌意和德国的扩张压力，在远东又需警惕日本。他迫切需要打破外交孤立，避免两线作战的噩梦。与德国进行试探性接触，是一种经典的均势外交手段，旨在利用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为苏联争取喘息空间，而非意图真正结盟。”
经济学家沃顿博士调出图表：“我们的数据模型显示，苏联在1938-1940年间对美重型机械、精密仪器和工业母机的依赖度高达65%以上。中断这些进口，其五年计划将面临系统性风险。德国工业体系虽强，但产能和品类短期内无法满足苏联的全部需求，且成本会急剧攀升。斯大林是精于计算的现实主义者，他不会做这种亏本生意。”
社会学家米勒女士补充了宏观视角：“从苏联国家层面看，其社会稳定和政权合法性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持续工业化的承诺上。断绝与美国的技术贸易，将导致工业化进程放缓甚至停滞，可能引发内部不满，动摇统治根基。斯大林的首要任务是巩固内部，而非进行外部冒险。”
听完智库的分析，特纳紧锁的眉头渐渐舒展开。他站起身，走到巨大的世界地图前，背对着众人。
“所以，先生们，你们的结论是——静观其变？”特纳的声音恢复了往常的冷静。
“是的，特纳先生。”哈里森教授总结道，“过度反应，尤其是公开的抗议或施压，反而会抬高苏联的地位，让他们误判自己手中的筹码。我们应该冷处理，继续正常的商业往来。让时间证明，谁才是他们离不开的伙伴。”
特纳转过身，脸上露出一丝狡黠的笑容：“说得对。恐慌是弱者才会有的情绪。我们西部旗下的工厂，一架飞机、一台钻机都不会停止向苏联发货。相反，我们要让商务流程运转得比平时更顺畅、更高效。”
他目光扫过修斯和多西尼：“但是，要告诉我们在华盛顿的那些‘朋友’，暂时停止就此事进行游说。那群蠢货一旦形成大规模的游说团体去国会山哭诉，只会打草惊蛇，让斯大林觉得我们慌了。现在，攻守易形了。我们要表现得毫不在意，甚至有点…乐于见到他们去找德国人。该着急的是莫斯科，不是我们。”
修斯和多西尼交换了一个眼神。他们承认特纳和智库的分析在战略上是正确的，但内心深处，一种强烈的不适感依然挥之不去。
“特纳，”修斯灌了一口威士忌，语气闷闷不乐，“道理我都懂。但被斯大林这种…社会主义国家拿捏的感觉，真他妈让人不爽！我们才是掌握技术和资本的一方，现在却要我们装作若无其事，等着他来求我们？”
多西尼也叹了口气：“是啊，这种被动等待的姿态，违背了我们一贯主动掌控局面的商业哲学。我不喜欢这种不确定性。”
特纳理解他们的感受。这些西部的资本巨鳄，习惯了用金钱和技术开路，碾压一切障碍。如今却要对一个他们意识形态上敌视、且试图与另一个危险国家勾连的政权表现出“耐心”和“大度”，这确实挑战了他们的自尊和掌控欲。
“我理解你们的不快，先生们。”特纳走回桌边，双手撑在桌面上，身体前倾，目光锐利，“但最高明的猎手，往往以猎物的姿态出现。我们要让斯大林以为他暂时掌握了主动权，让他放心地去和德国人周旋。而我们要做的，是继续牢牢握住他的工业命脉。等到他发现德国人提供的只是一张画饼，而我们的机器才是他无法替代的血液时…”
他停顿了一下，声音低沉而充满力量：“…届时，我们将拥有前所未有的定价权和影响力。暂时的忍耐，是为了将来更大的主动权。记住，在资本的世界里，谁更能承受风险，谁就最终能制定规则。”
会议结束，西部财阀们带着复杂的心情离开了会议室。特纳的策略无疑是精明且符合长远利益的，但它要求他们压抑住内心的骄傲和即时报复的冲动，去下一盘更需要耐心和冷静的大棋。对这群习惯了高速扩张和强势主导的西部之王来说，这堂课，学起来并不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