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春，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斯大林厚重的烟斗在办公室里弥漫着辛辣的烟雾，如同窗外欧洲和远东上空密布的战争阴云。他站在巨幅世界地图前，目光阴沉地在西欧的“绥靖政策”与远东的“日本扩张”之间游移。
“贝利亚同志，”斯大林的声音低沉，带着格鲁吉亚口音特有的粗粝感，“局势越来越清晰，也越来越危险。伦敦和巴黎的老爷们，宁愿和希特勒做交易，也不愿和我们建立真正的集体安全。而在东方…”他的烟斗杆重重敲在中国东北与蒙古的边界线上，“日本关东军像嗅到血腥味的鬣狗，不停地在诺门罕地区试探我们的底线。”
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端坐在沙发上，身形笔挺，镜片后的目光锐利而冷静。他深知斯大林召见他的目的——如何处置对华援助这个烫手山芋。
“斯大林同志，”贝利亚的声音平稳，条理清晰，“您对远东局势的洞察是完全正确的。国民政府目前是美国人的筹码，我们如果继续大力援助蒋政府，无异于直接卷入与美国的竞争，消耗我们宝贵的资源，还可能把日本人的怒火完全引向我们自己。”
斯大林踱步到窗前，背对着贝利亚：“说得对。但我们又不能坐视日本吞并中国。一个完全被日本控制的远东，将是苏联东部永远无法安宁的噩梦。我们必须让中国人，特别是日本人明白，苏联在远东的存在和利益是不容忽视的。可这个力度…很难把握。给少了，不起作用；给多了，又怕刺激过头。”
贝利亚向前倾身，提出了一个大胆而阴险的计划：“斯大林同志，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美国人既然选择了国民政府作为他们的代理人，我们何不…换一个棋子？”
“哦？”斯大林转过身，眼中闪过一丝兴趣，“你是说…中共吗？”
“正是。”贝利亚的嘴角勾起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中共的部队在华北、华东敌后活动，同样在打击日本人。援助他们，有几个好处：第一，成本相对较低，他们需要的更多是轻武器、弹药和药品，而非昂贵的飞机坦克。第二，可以有效地在日本人后方制造麻烦，牵制其兵力，这比正面支援国民政府更能达到‘维持平衡’的效果。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他顿了顿，“这可以在中国内部埋下一颗种子。未来，无论蒋政府是胜是败，我们都能通过中共，保持对远东局势的影响力。”
斯大林沉吟着，烟斗一明一灭：“这个想法…有战略眼光。但是，贝利亚同志，你考虑过几个问题吗？第一，用什么名义？大规模援助一个非政府武装，在国际上会非常被动。第二，中共，特别是他们的决策层，对‘外部指导’非常警惕，甚至反感。李德同志（奥托·布劳恩）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他们想要的是自主权。”
贝利亚显然深思熟虑过：“名义问题，我们可以学习美国人。他们可以用‘民间贸易’、‘医疗援助’做幌子，我们为什么不行？可以通过蒙古的渠道，以‘国际反法西斯人道主义物资’的名义，将武器藏在粮食、药品和毛皮下面运送。至于中共的警惕…”贝利亚推了推眼镜，“我们不需要像对待李德那样派去军事顾问指手画脚。我们只提供物资，不直接干预其指挥。雪中送炭，总比锦上添花更容易让人接受。只要援助持续，影响力自然会慢慢渗透。”
斯大林走到地图前，手指沿着漫长的中蒙边境线滑动，最终停在陕西方向：“路线呢？你提议走蒙古？贝利亚同志，现在日本骑兵就在诺门罕附近晃悠！这条路线太敏感，太危险了！一旦援助车队被日本人截获，那就是天大的外交灾难！等于直接给了东京对我们开战的借口！”
贝利亚立刻补充道：“斯大林同志，您的担忧非常必要。直接穿越目前摩擦热点地区确实风险极高。但如果非要走陆路，可以考虑更西部的路线，利用新疆的复杂局势作为缓冲，虽然路途遥远，但更为隐蔽和安全。或者…”他压低了声音，“我们可以考虑极小规模、极高保密性的空中运输，在极端天气掩护下，直飞延安。但这需要最可靠的飞行员和绝对保密。”
斯大林沉默良久，巨大的办公室只剩下烟斗的咝咝声。他最终缓缓开口：“援助中共…可以作为一个备选方案，一个隐藏在影子里的选项。但目前，首要任务是稳住诺门罕的局势，让日本人知道我们的红线。对国民政府的象征性援助还不能完全停止，这既是做给美国人看，也是给蒋政府一点希望，避免他彻底倒向美国。”
他走到贝利亚面前，目光深邃：“贝利亚同志，你的建议很有价值。内务部可以开始进行…非常谨慎的、非官方的接触和评估。摸清中共的真实需求和他们高层的态度。但要记住，在任何情况下，苏联的国家利益都是最高准则。我们是在走钢丝，下面就是万丈深渊。”
“明白，斯大林同志。”贝利亚肃然起身，“我会亲自安排，确保绝对谨慎。”
斯大林点了点头，目光再次投向远东地图。在他的棋盘上，中国俨然成了一块需要精心平衡的砝码。他既要利用它牵制日本，又要避免引火烧身，还要为未来可能出现的变局埋下伏笔。这场远东风云中的博弈，远比欧洲的牌局更加凶险和复杂。
1938年春，西北，凤凰山窑洞
深夜的油灯下，一份来自莫斯科的密电在几位核心领导人手中传阅。窑洞里烟雾缭绕，气氛凝重得能拧出水来。
“斯大林同志提出，‘出于国际主义精神’，可以向我们提供一批‘必要的医疗和军事物资’。”负责翻译的同志念完最后一句，小心翼翼地看向坐在长条木桌尽头的领导人。
“国际主义精神？”一位领导人将电报纸轻轻放在桌上，嘴角带着一丝冷峻的弧度，“这话听起来耳熟啊。上次这么说的，是让我们打通国际交通线，接应那批‘援助’，结果呢？”他没有说下去，但西路军血染祁连山的惨痛记忆，像刀子一样刻在每个人心里。那次的“援助”背后，是脱离实际、强令远征的代价。
“我们不能重蹈覆辙。”他斩钉截铁地说，“依靠群众，巩固根据地，自力更生，才是根本。外来的援助，尤其是带着指挥棒来的援助，往往是裹着糖衣的炮弹，吃下去会肚子疼，甚至会要命！”
另一位领导人深吸一口烟，缓缓吐出：“斯大林为什么这个时候找我们？他明明还在给蒋委员长武器。这是想两头下注，还是想在我们和国民党之间制造更深的矛盾？我们接受了他的东西，就成了他棋盘上的棋子，将来是要付出代价的。苏联的援助，哪一次不是附带一大堆政治条件？这种卡脖子的事，我们经历得还少吗？”
这时，王先生推了推眼镜，清了清嗓子，语气显得格外“真诚”：“同志们，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把共产国际的兄弟情谊想得这么复杂。斯大林同志是世界革命的领袖，他的援助是真诚的，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快地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应该以开放的心态接受，这也是对国际主义义务的履行。况且，我们现在确实困难，有援助为什么不要？”
他话里话外，透着对莫斯科的无限尊崇，仿佛拒绝就是背离了革命阵营。但在座的人都清楚，王先生真正想的，是借苏联的势来抬高自己在党内的地位，重温他当年带着“尚方宝剑”回来的旧梦。
“困难是客观存在的，”领导人接过话头，目光锐利地扫过王明，“但解决困难，要靠我们发动群众，靠正确的政策，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施舍上。吃了人家的嘴软，拿了人家的手短。这个道理，很简单。我们不能为了点物资，就把自己的独立性给卖了。”
讨论持续到后半夜。最终，意见趋于一致：对斯大林“好意”的回复必须极其谨慎，既要维护与苏联的关系，更不能丧失原则。
几天后，一封措辞委婉但立场坚定的回电从延安发出。电文感谢了“苏联同志和共产国际的关心”，但着重强调了中共正在进行的“自力更生的有效斗争”，并表示当前“通过敌后根据地自身发展，完全可以支撑抗战”。电文最后暗示，真正的国际主义支持，应是“尊重各国党独立自主地领导本国革命斗争的权利”。
这封回电，如同一盆冷水，浇在了斯大林和贝利亚的算盘上。它清晰地传递了一个信息：中共已经成熟，不再是那个可以任由外部势力摆布的幼年政党。他们选择了一条更为艰难但能掌握自己命运的道路——依靠人民，独立自主。
而在西北的窑洞里，领袖们更加紧了整风运动的步伐，他们要彻底清除党内那种把苏联经验神圣化、把共产国际指示教条化的思想根源。这一次与莫斯科的微妙交锋，让他们更加坚信：中国的革命，最终必须由中国人，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