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审的“心理震慑”,如同第一记重锤,砸开了蔡孝乾(“张先生”)心理防线的一道裂缝。谷正文那冷静的摊牌和看似给予选择、实则步步紧逼的姿态,让蔡孝乾意识到,单纯的抵赖在眼前这个可怕的对手面前,已毫无意义。他陷入了巨大的恐惧、挣扎和崩溃的边缘。
然而,谷正文并未给他喘息的机会。他深知,对于蔡孝乾这种级别的对手,必须趁热打铁,用无可辩驳的铁证,彻底碾碎其残存的侥幸心理,将其逼入绝境,方能撬开他的嘴。
短暂的沉寂后,谷正文对身旁的助手微微颔首。助手会意,转身从门外取进一个沉重的牛皮纸档案袋,放在审讯桌上。
谷正文不紧不慢地打开档案袋的系绳,动作从容得像是在翻阅一份普通公文。他从里面取出了一叠照片、文件和实物证据,在桌上一一摊开。每拿出一件,他都用冰冷的目光扫过蔡孝乾惨白的脸,仿佛在欣赏猎物最后的挣扎。
“看来,蔡先生对自己的‘生意’记得不太清楚。”谷正文的声音依旧平稳,却带着刺骨的寒意,“没关系,我这里有些东西,或许能帮你回忆起来。”
他首先拿起几张放大的黑白照片,推到蔡孝乾眼前。照片清晰地显示着蔡孝乾与不同人物在多个地点接头的瞬间——有时在咖啡馆角落,有时在公园长椅,有时在深夜的街角。照片旁标注着详细的时间、地点。
“这位是‘老刀’,负责你的财务,对吧?”谷正文指着照片上一个人影,“上个月十五号,你在‘春风茶馆’后巷交给他什么东西?”
“这位是‘陈太太’,你的重要联络员,”他又指向另一张照片,“三天前的傍晚,在中山公园,她递给你一个牛皮纸袋,里面是什么?”
照片的清晰度和细节的精确,让蔡孝乾浑身发冷,对方连这些隐秘的接头都了如指掌!
不等蔡孝乾反应,谷正文又拿起几份文件副本。那是从安全屋搜出的、盖有“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字样印章的正式文件,内容包括工作计划、人员名单(部分)、经费报表等。虽然关键名字被涂抹,但组织的存在和活动性质已暴露无遗。
“这些公文,‘张老板’的生意需要用这种格式来做账吗?”谷正文的语气带着讥讽。
接着,他拿出了更致命的证据——一套完整的密电码本、几张写满密码数字的纸条,以及一台被拆解的小型电台零件。
“这个,”谷正文拿起密电码本,在手里掂了掂,“也是你记流水账用的?还有这台电台,‘张老板’是用来收听股市行情,还是……和某个特定的‘总部’联系?”
最后,他抛出了最沉重的一击——一叠银行票据和几张香港某商号的汇票存根,金额巨大,与蔡孝乾声称的“小本生意”完全不符。
“这些钱,蔡先生,以你明面上那间小文具店的收入,恐怕几辈子也赚不到吧?解释一下它们的来源和用途?”
谷正文并没有咆哮,他只是将这些物证一件件、有条不紊地展示出来,每一件都像一把冰冷的凿子,狠狠凿击着蔡孝乾已经摇摇欲坠的心理堤防。他精准地指出了每件证据与蔡孝乾之前谎言的矛盾之处,逻辑严密,无懈可击。
蔡孝乾的脸色,随着一件件铁证的呈现,从惨白变为死灰,豆大的汗珠不断从额头滚落,浸湿了衣领。他的身体开始不受控制地剧烈颤抖,眼神涣散,嘴唇哆嗦着,却发不出一个完整的音节。他试图避开那些证据,但谷正文那锐利如刀的目光,却逼得他无处可逃。
谎言,在铁证面前,彻底崩塌了。他不仅无法再伪装成“安分商人”,连最低限度的辩解都变得苍白可笑。对方掌握的证据之详实、之精准,远远超出了他最坏的想象。这意味着,不仅他本人彻底暴露,整个组织的核心机密也已大量泄露。
“蔡孝乾,”谷正文的声音如同最终的审判,在死寂的审讯室里回荡,“戏,该演完了。你的身份,你的组织,你做过什么,我们一清二楚。再负隅顽抗,除了让你自己死得更痛苦、更毫无价值之外,没有任何意义。”
他身体前倾,目光如炬,死死盯住蔡孝乾绝望的双眼:“现在,告诉我,和你一起被捕的那几个人,具体负责什么?你们在台北还有哪些联络点?你的上级是谁?联络方式是什么?说出来,是你现在唯一可能的选择。”
巨大的心理压力和铁证的冲击,让蔡孝乾的精神濒临崩溃。他双手抱头,发出痛苦的呜咽声,心理防线正在土崩瓦解。证据链的施压,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下一步,将是决定他以及许多人生死的最终抉择——是顽抗到底,还是屈膝投降?天平,正在向深渊一侧倾斜。而谷正文,正冷静地等待着猎物自己跳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