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三年五月的第一天，重庆的太阳被浓重的湿气包裹，透射下一种病态的、昏黄的光。参谋本部作战室的空气凝重得几乎无法呼吸。四月三十日傍晚收到的那份“号号作战”训令，如同一块巨石，沉甸甸地压在我、以及我面前这幅巨大沙盘所代表的鄂西战区所有人的心上。
横山勇的野心，远超“抢粮”。他要的是石牌，是威胁陪都的咽喉。
我的目光，死死盯住沙盘上那道自宜昌向西、骤然收紧的长江水道。石牌，这个在地图上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点，在接下来的三十天里，将成为决定国运的绞肉机。而我，作为这场豪赌的庄家，已经押上了我手中最精锐的筹码。
五月的第一周，是从南线的崩溃开始的。
正如我四月底的判断，横山勇的计划是三路并进，但他的发动却充满了欺骗性。五月五日，这个日子似乎总与耻辱和战斗相连。凌晨，日军第十一军的炮火，首先在长江北岸的第三十三集团军冯治安部防线前响起，声势浩大，飞机、大炮，似乎要将整个防线掀翻。
冯治安的电报急如星火，他判断日军主力将由此渡江。
“沉住气。”我对手下的作战处长说，声音因为彻夜未眠而显得异常沙哑，“告诉冯治安，守住阵地，但不准他调动预备队。这只是噪音。”
我的判断是正确的。真正的雷霆，在南面，在洞庭湖的烟波浩渺间。
五月五日夜，就在北线炮火连天之际，日军第三师团和第十三师团的主力，在华容、石首一线，利用夜色和暴雨，登上了他们早已准备好的大量民船和机动火轮。他们像一群幽灵，扑向了洞庭湖西岸我第二十九集团军的防线。
第二十九集团军的防线，主要由川军和一些整补不久的中央军部队组成，绵延上百公里，遍布水网、沼泽。这是一个几乎无法防守的地形。
五月六日，天刚蒙蒙亮，安乡、南县的守军，几乎是在同一时间遭到了日军的猛烈攻击。日军的战术极为老练，他们以小型炮艇搭载步兵炮，沿无数水道强行渗透，重炮则在后方进行火力覆盖。
“日军已在安乡强行登陆！”“南县西面防线被突破！”“番号不明之敌穿插至我军侧后！”
电报一封接一封，每一封都带着血腥味。第二十九集团军的抵抗不可谓不顽强，许多哨所和据点，都是在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后沉寂的。但是，面对日军两个精锐师团的全力一击，这条脆弱的防线还是在二十四小时内，被撕得粉碎。
孙连仲的电话几乎是吼着打过来的：“慈璋！南线顶不住了！王缵绪的部队已经开始溃散！安乡守军怕是……全完了！我请求，立刻调动江防军吴奇伟主力南下增援，否则南线将全线崩溃！”
我抓着冰冷的话筒，闭上了眼睛。我能想象到孙连仲此刻的焦急，他是一个爱兵如子的将领，眼睁睁看着一个集团军在自己面前融化，这种痛苦非人所能忍受。
“孙长官。”我开口，强迫自己的声音保持平稳，“我四月三十日的命令，依然有效。江防军，一兵一卒不准动。”
“韩夏！”他直呼我的名字，这是极度愤怒的表现，“你这是在用二十九集团军的命，去赌你那个虚无缥|缥渺的判断！如果横山勇的主力真的就在南线，我们都将是罪人！”
“如果石牌丢了，我们现在就已经是罪人了。”我冷冷地打断他，“王缵绪的任务，就是节节抵抗，诱敌深入。他现在‘崩溃’得越快，横山勇就越会相信，他的主力在南线，他的计划成功了。这正是我们想要的。”
“你……”电话那头的呼吸声粗重得像风箱。
“孙长官。”我放缓了语气，“我不是在赌。你看地图。安乡、南县失守，日军下一步会去哪里？他们会沿着澧水，扑向常德。而谁在那里等着他们？”
孙连仲沉默了。
“王耀武的第七十四军。”我替他回答，“我给二十九集团军的任务是‘诱敌’，给七十四军的任务是‘顶住’。你现在要做的，是收拢二十九集团军的残部，在常德外围构筑第二道防线，配合王耀武作战。至于江防，交给我。”
我挂断了电话，感到一阵眩晕。我是在拿数万人的性命做赌注，我是一个冷酷的刽子手。但我的理智告诉我，这是唯一的办法。横山勇的“号号作战”，南线是“号”，北线是“号”，而真正的杀招，是那个没有被喊出来的“石牌”。
我转向温毓庆：“命令空军，所有能飞的飞机，不管是要护航的，还是要侦察的，全部给我飞到洞庭湖上空。我要知道山本三男和赤鹿理的屁股现在在哪！他们越是深入，我就越要让他们暴露在阳光下。”
五月的第二周，战局糜烂如预料之中。
安乡、南县相继沦陷。日军第三、第十三师团，在付出一定代价后，彻底撕开了洞庭湖防线。他们没有停留，而是分兵两路，一路沿澧水西进，直逼常德；一路则向西南方向穿插，企图切断常德与湘西的联系。
与此同时，一直蛰伏在弥陀寺一线的日军第三十九师团，也终于露出了獠牙。他们没有南下，而是向北，猛攻我第十集团军王敬久部v的防线，其目标直指王耀武第七十四军的侧翼。
横山勇的意图昭然若揭：他要用三个师团的兵力，在常德外围，全歼我的第七十四军，并吃掉溃散的第二十九集团军。他以为，我的战略预备队，只有七十四军。
五月十二日，王耀武的电报来了。
“敌第三十九师团猛攻我澧水防线。敌第十三师团先头部队已抵近常德东门。我部正与两路日军激战。其中第五十七师余程万部在常德北门外，顶住了敌三十九师团的十余次冲锋。第五十一师在侧翼亦与敌十三师团遭遇。部队伤亡重大，弹药消耗奇快。王耀武恳请韩次长，准许空投补给，并示后续方略。”
王耀武的电报，一如既往的沉稳，但字里行间透出的压力，几乎要溢出纸面。他一个军，正在硬扛日军两个师团的夹击。
“好一个王耀武！”我忍不住赞叹。这才是我的“虎贲”！
“回电。”我口述道，“第一，嘉奖第七十四军。令该部，不惜一切代价，必须在常德一线，将日军第三十九、第十三师团拖住至少十天。十天之内，常德不得有失。”
“第二，告诉王耀武，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已经下令，第九战区方面，正调集部队向其靠拢。”
“第三，空军。命令空军，从今天起，所有轰炸机，停止对日军后方武汉的骚扰性轰炸。集中所有p-40战机和b-25轰炸机，全部给我飞到常德去！目标，澧水上的日军浮桥，日军第三十九师团的炮兵阵地！”
我停顿了一下，看着沙盘上，那个从桃源出发，正向北艰难机动的蓝色箭头——那是我最后的王牌，方天的主力。
“第四，告诉王耀武。”我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方天，已经在路上了。”
我没有告诉王耀武，方天的任务，不是去救他。
就在南线打成一锅粥，王耀武在常德外围浴血奋战，横山勇以为他已经抓住了我的主力，并且即将取得一场大胜的时候……
五月十五日。
长江上游，宜昌西面，那片被孙连仲误以为是“佯攻”的战场，突然爆发了。
“慈璋！慈璋！”温毓庆这一次是真的失态了，他冲进作战室，手里拿着一份刚刚破译的日军电文，“石牌！日军在石牌！五月十四日夜，日军第十师团和独立混成第十七旅团，在宜昌西面，强渡长江！”
作战室里所有的喧嚣，瞬间凝固。
我猛地冲到沙盘前。宜昌西面……强渡长江……
“他们在哪登陆的？”我的声音在发抖，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亢奋。
“地点……沙滩、石马……他们避开了我军正面炮火，利用峡谷的掩护，在南岸登陆了！他们的目标，是迂回石牌要塞的侧后，直插我江防军总司令部驻地——偏岩！”
横山勇！好一个横山勇！
他用三个师团在南线大张旗鼓，吸引了我（他以为）的全部注意力和主力。然后，他才亮出了他真正的，也是最致命的毒牙。他没有选择从正面强攻石牌这个布满炮台的要塞，而是选择从最险峻、最不可能徒步通过的峡谷地带，用他最精锐的山地部队，进行一次“斩首”行动。
他要绕到石牌的背后，一举打掉我的指挥中枢，让整个江防线瘫痪。
“吴奇伟呢？他的电报呢？”我吼道。
“来了！”一名参谋递上一份电报，“吴奇伟总司令报告，敌军攻势极为猛烈。敌军山炮部队已经占领了北岸高地，对我南岸阵地进行直射。他……他正在组织部队，在偏岩一线，与日军展开白刃战！”
白刃战！
吴奇伟，堂堂江防军总司令，居然已经被逼到要和日本人拼刺刀的地步了！
“慈璋……”作战室里的所有人，都用一种近乎绝望的眼神看着我。
南线，七十四军被围。
中线，石牌要塞侧后被日军插入，总司令部危在旦夕。
北线，冯治安的三十三集团军被日军第十师团的另一部死死牵制。
横山勇的“号号作战”，在这一刻，似乎已经取得了完美的胜利。我的部署，我的预判，在绝对的实力和精妙的战术面前，似乎……一败涂地。
我感到一阵冰冷的寒意从脚底升起。我低估了横山勇的疯狂。他不是在玩“声东击西”，他是在玩“声东击东”！他用南线的“主攻”作掩护，来发动中线的“真正主攻”。
五月第三周，是我穿越以来，最黑暗的一周。
五月十六日。吴奇伟总司令部被迫后撤。日军占领偏岩。
五月十七日。日军第十师团主力，会同独立混成第十七旅团，开始从侧后，猛攻石牌要塞的各个高地。石牌要塞，这个长江咽喉，彻底暴露在日军的炮火之下。
五月十八日。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发来绝电。他没有再请求调兵，他只是通报：“我已令吴奇伟，死守石牌。石牌若失，我孙连仲，当在巴东石牌上游自沉长江，以谢国人。”
我木然地看着电报。我知道，现在任何语言上的安慰都是苍白的。
“命令。”我开口，声音平静得可怕，“第一，回电孙连仲。石牌不会失。告诉他，我的‘锤子’，已经举起来了。”
我走到沙盘前，拿起代表方天的那个箭头。它已经抵达了湘鄂交界处的渔洋关。
“第二，给方天发电。”我指着地图，“b方案，即刻执行。放弃原定北上支援常德的计划。全军，转向！向东！目标，宜都、长阳！给我像一把烧红的刀子，切开日军第十师团的屁股！”
这是我最后的预备队。我原计划是用他来给常德解围，或者在日军攻石牌时侧击。现在，他必须去救石牌，救吴奇伟，救重庆。
“第三。”我看向温毓庆，“告诉王耀武。南线，常德。我不管他有多困难，他还得再顶七天。七天之内，他就是南线的‘石牌’。他多顶一天，方天在北线的压力就小一分。”
“第四。”我深吸一口气，“给吴奇伟发电。告诉他，他不是一个人。他麾下的部队……告诉他，胡琏的阵地，就是中国的阵地。他必须在石牌要塞的正面，顶住日军的强攻。侧后，交给方天。”
五月十九日。日军第十师团开始对石牌正面高地——天台观、牛场、朱家坪——发动集团冲锋。
五月二十日。天台观失守。第十一师的守军，全营殉国。
五月二十一日。吴奇伟的电报：“朱家坪阵地五次易手。我军已无完兵，然士气高昂。胡琏师长亲赴前线，立誓与阵地共存亡。”
我读着电报，指甲深深地掐进了肉里。我仿佛能听到峡谷中那惨烈的喊杀声，能闻到那刺鼻的硝烟和血腥味。
五月二十二日。方天的第十八军主力，终于如期出现在日军第十师团的侧后。这支生力军的出现，如同幽灵一般。日军的后勤补给线宜都至长阳被方天一刀斩断。
五月二十三日。正在石牌前线督战的日军第十师团长佐佐木到一，惊恐地发现自己的后路被抄了。他开始疯狂地给横山勇发电求援。
五月二十四日。横山勇的回复来了。但不是援兵。
温毓庆拿着破译的电文，脸上带着一种奇异的、混合着狂喜和疲惫的表情：“慈璋……横山勇……他下令了。”
“下令什么？”
“全线撤退。”温毓庆的声音都在颤抖，“五月二十三日晚。他下令，南线的第三、第十三、第三十九师团，鉴于‘作战目的已经达成’，且‘遭遇敌军顽强抵抗’，开始全线后撤。中线的第十师团，鉴于‘侧后遭遇敌军重兵突袭’，立即停止对石牌的攻击，收缩兵力，退回宜昌。”
我愣住了。
赢了？
就这么……赢了？
五月第四周，战局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
五月二十五日。南线。原本在常德外围苦苦支撑的王耀武第七十四军，突然发现当面的日军正在潮水般退去。王耀武立刻组织部队，全线反击。
五月二十六日。中线。石牌。胡琏的第十一师，从阵地里爬出来，对着日军的背影，发起了追击。方天的第十八军主力，则在日军的归路上，设置了无数的伏击圈。
五月二十七日。北线。冯治安的第三十三集团军，也开始了反攻。
横山勇的“号号作战”，在发动了二十余天后，以一种近乎虎头蛇尾的方式，仓促收场。他深入洞庭湖的三个师团，被王耀武死死钉住；他用以“斩首”的精锐，被吴奇伟胡琏部的死守和方天的突袭，打断了脊梁。
他低估了我的韧性，更低估了我在石牌决一死战的决心。
五月三十日。重庆。
作战室里，洋溢着一股劫后余生的喜悦。参谋们在小声地庆祝，讨论着这次“鄂西大捷”。
我站在沙盘前，一动不动。红色的箭头日军正在全面东退，蓝色的箭头我军正在奋力追击。从战果上看，我们收复了所有失地，日军伤亡惨重（据报至少两万以上），而我们，保住了石牌，保住了重庆。
这无疑是一场大胜。
“慈璋。”温毓庆走了过来，“第六战区孙长官的贺电。他……他在电话里，哭了。”
我点点头，心中五味杂陈。
“还有这个。”温毓庆递给我一份文件，神情严肃了起来，“这是我们从王耀武那里得到的，一份缴获的日军第三十九师团的作战日志。”
我接了过来。
“慈璋，你看这一页。”温毓庆指着其中一段。
那是一段关于日军在常德外围作战的记录。我草草看去，忽然，几个字眼跳进了我的眼帘。
“……敌第七十四军之抵抗，其顽强程度，远超预期。然其侧翼之第二十九集团军，则不堪一击，望风而溃……常德城防，似坚实，实则……可乘之机……”
我的心，猛地一沉。
“还有这个。”温毓庆又递给我一份审讯报告，“这是方天抓到的一个日军第十师团的俘虏的供词。他说，在进攻石牌之前，他们内部的作战计划，除了石牌，还有一个备选方案……”
“是什么？”
“常德。”
我抬起头，看向墙上的巨幅地图。
横山勇这次败了。他败在了计划过于复杂，兵力分散。他败在了他以为我会用预备队去救南线，而我却把预备队藏在了石牌的侧后。
但是，他通过这次“号号作战”，却得到了他最想要的东西——情报。
他试探出了我军的虚实。他知道了二十九集团军不堪一击，他知道了七十四军虽然能打，但孤立无援。他也知道了，石牌，是我绝对的死穴，我会不惜一切代价去保卫。
我慢慢地走到沙盘前，伸手，将代表第七十四军的蓝色小旗，插回了常德城。
“毓庆。”
“在。”
“横山勇会回来的。”我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绝，“他这次用十万人，三路进攻，佯攻常德，主攻石牌。他失败了。”
“下一次，”我看着温毓庆，“他会用他所有的主力，只打一个地方。”
“哪里？”
我的手指，重重地按在了常德那颗孤独的棋子上。
“他会回来，为今天的失败复仇。他会用一场更残酷的血战，来洗刷石牌的耻辱。告诉王耀武，告诉余程万……准备死守常德吧。”
五月的胜利喜悦，在这一刻，荡然无存。一场更大的风暴，已经在远方的地平线上，开始酝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