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云飞在初步肃清匪患、安定社会秩序后,点燃的第二把火——一场旨在恢复生产、与民休养、争取民心的“温和版”土地改革。这把火,关乎根基,牵动人心,其难度和风险,丝毫不亚于军事清剿。
防区巡礼的惨状历历在目。楚云飞深知,匪患的根源在于赤贫,而赤贫的根源,十之八九在于土地。晋西北地瘠民贫,土地兼并却异常严重。大部分良田集中在少数地主、豪强手中,如已被镇压的刘寿山之流。广大农民或为佃户,承受着高达五六成甚至七成的沉重地租,辛苦一年,所剩无几,遇上天灾人祸,便只能借高利贷,最终卖儿鬻女,家破人亡;或为贫农,守着几分薄田,产出微薄,难以为继。这种极度的不公和绝望,是滋生土匪和动荡的温床。不安抚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任何统治都如同沙上筑塔。
然而,楚云飞也清醒地认识到,在当下环境,推行激进的土地革命(如打土豪、分田地)无异于自取灭亡。这不仅会立刻激起境内残余地主豪强的拼死反抗,更会触怒阎锡山以及整个北方军阀地主阶层的敏感神经,使他瞬间成为众矢之的。他必须找到一条既能缓解尖锐矛盾、争取底层民心,又不至于过早挑战现有土地制度底线、引发剧烈动荡的中间道路。
“楚氏土改”三策:改良而非革命
经过与方立功、几位读过些新书、了解些南方农运情况的年轻参谋,甚至私下请教了两位本地开明士绅后,楚云飞制定并强力推行了一套被称为“休养民生、鼓励垦殖”的温和改革方案,核心有三:
1. 限租减息(核心举措):
楚云飞以“剿匪司令”和兼管民政的名义,颁布《晋西北三县租佃条例》,明确规定:
“二五减租”: 强制规定地主收取的地租,一律在原有基础上减低百分之二十五(即“二五减租”)。例如,原本交五斗租的,现在只交三斗七升五。这是对农民最直接、最实在的让步。
“减息保本”: 严厉禁止“驴打滚”式的高利贷,规定民间借贷年息最高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对以往债务,利息超过本金的,一律停利还本,利息超过本金两倍的,本利停付。此举旨在减轻农民债务负担,避免其因债破产。
保障佃权: 规定地主不得随意撤佃,如无特殊原因(如佃户严重怠耕),租约到期应优先续租给原佃户,稳定农民预期。
此令一出,底层农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称楚司令为“活菩萨”。但地主乡绅阶层则一片哗然,暗中抵制、阳奉阴违者大有人在。
针对地少人多的矛盾,楚云飞下令:
谁垦谁有: 公告防区内所有无主荒山、荒地,鼓励农民(尤其是退伍安置的士兵和安置的流民)开垦,垦熟之地,三年内免征粮税,并发给地契,承认其所有权。这极大地激发了农民开发边际土地的积极性。
设立“农贷所”: 从剿匪缴获、罚没款及省府拨付的有限经费中,挤出一部分,设立官方的“农民借贷所”,以远低于高利贷的利息,向贫苦农民提供购买种子、农具、牲畜的小额贷款,帮助他们恢复生产。
楚云飞深知“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他利用农闲时节,以“以工代赈”的方式,组织农民兴修小型塘坝、水渠,抗旱防涝。同时,设法从太原农事试验场引进少量耐寒耐旱的优良黍、豆种子,在条件较好的地区小范围推广,以期提高单产。
改革绝非一帆风顺。减租令遭遇了巨大阻力。一些大地主联合起来,软磨硬抗,或暗中威胁佃户不得减租,或谎报灾情要求缓减。甚至有乡绅联名向阎锡山告状,污蔑楚云飞“勾结赤匪,煽动佃户抗租,图谋不轨”。
面对阻力,楚云飞展现了强硬的手腕和灵活的策略。
在河曲县,一个与省城官员有姻亲关系的大地主公然抗命,殴打下乡宣传政策的政工人员。楚云飞毫不留情,立即派兵将其拘拿,召开公审大会,以其“抗命毁法、殴辱公务”的罪名,当众杖责,并罚没部分田产充作农贷基金。此举极大震慑了观望和抵制的乡绅。
同时,楚云飞也注重拉拢那些愿意合作的开明地主。他亲自宴请几位率先响应减租的地主,给予“模范乡绅”称号,并在政策上给予一定倾斜(如优先承包一些小型工程)。他还向阎锡山呈送详细报告,说明减租是为了“安抚流亡、恢复生产、增加税基”,是“乱世安民之策,绝非赤化”,并附上开明士绅的支持信,成功化解了上层的疑虑。
在基层,楚云飞授意政工人员,暗中引导农民按村、按堡成立“佃户互助会”或“垦荒合作社”,团结起来,共同与地主谈判租额,抵御欺压,这实际上是农会的雏形,极大地增强了农民的话语权。
尽管阻力重重,但在楚云飞的强力推动和底层农民的拥护下,这套温和的土改政策还是逐渐推行开来。到了秋收时节,效果初步显现:许多佃户家中第一次有了余粮,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新垦的荒地上长出了绿油油的庄稼;小型水利设施在当年的秋旱中发挥了一定作用。社会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缓和,百姓对楚云飞政权的认同感空前提高,兵源和税源也变得更加稳定。
更重要的是,这次改革,让楚云飞深刻体会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真理。他意识到,只有让老百姓吃饱饭、有盼头,才能获得最坚实的支持,才能拥有持续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