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长抬起笔，准备宣布下一环节。
就在这时，被告方主辩律师忽然开口：“我们申请对最后一位证人的精神状况进行评估。”
林远的手指在笔记本边缘顿了一下，没有抬头。他早已预料到这一招。上一次开庭后，监察委的工作人员曾提醒他，对方可能会从证人资格入手做文章。他合上案卷夹，缓缓抽出一份文件，封面上印着市司法鉴定中心的公章，编号清晰可辨。
“审判长，”林远起身，声音平稳，“该证人已于开庭前三日完成民事行为能力评估，结论为具备完全作证能力，报告编号Jc-2023-0897，已随补充材料提交法庭。”他将副本递交给书记员，同时打开投影设备，“我们还保留了访谈录像节选，可以当庭播放。”
审判长接过材料翻阅片刻，又看了看时间戳和签字页，点头道：“报告程序合规，内容完整。驳回申请。”
被告方律师坐在原位，脸色微沉，但没有再争辩。
短暂沉默后，对方调整坐姿，换了一种语气：“原告方今日出示的所谓‘证据链’，表面上环环相扣，实则建立在情绪煽动与选择性披露之上。这位退休科员的笔记本，五年前无人问津，为何偏偏在今日成为关键？是不是有人刻意引导，制造一场针对特定机构的舆论审判？”
林远没有立即回应。他翻开自己的笔记，在一页标记过的法条旁轻轻划了道线。
“首先，”他说，“本案所有证人均由监察委独立调查询问，全程录音录像，隔离管理，不存在串通可能。其次，关于所谓的‘舆论审判’——我们从未向媒体主动泄露案情，所有信息均通过正规渠道备案公开。反而是被告方，在庭审前多次接受专访，强调‘程序合法’‘历史背景特殊’，试图影响公众判断。”
他停顿一秒，目光扫过对面：“如果真怕舆论，为什么不从一开始就依法办事？”
旁听席传来低低的议论声。被告方律师皱眉，迅速接话：“那录音呢？张维平提供的通话记录，是否经过剪辑？是否侵犯他人隐私？根据《律师执业规范》，私自录制工作对话属于违规行为！”
林远早有准备。他调出屏幕上的法律条文，逐字念道：“《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以合法手段取得、未侵害他人重大权益的视听资料，可作为证据使用。张维平作为项目协调员，其职责包括留存会议备忘与流程记录。他所保存的录音发生于办公室公共区域，内容涉及审批指令下达，属职务行为衍生资料，并非窃听或偷录。”
他转向审判席：“更重要的是，这份录音的真实性已被技术鉴定确认，与银行流水、文书修改日志相互印证。若仅因来源为内部人员留存，就否定其效力，那今后任何掩盖违法行为的人都可以说一句‘不准录音’，然后肆意妄为？”
审判长微微颔首，示意书记员记录重点。
被告方律师换了方向：“资金流向分析呢？你们说八万元是封口费，可有直接证据证明这笔钱与证词挂钩？还是说，这只是你们基于数据模型的主观推测？”
林远打开另一组文件。“第一，款项转入时间为决策变更后三小时；第二，退款说明中明确写道‘此款与会议决议无关，本人无法接受’；第三，同一时期另有两名工作人员收到类似转账，金额相同，备注一致，且均被退回。”他将三份银行凭证并列展示，“这不是推测，是事实还原。每一笔都有原始凭证支撑，每一步都能追溯源头。”
对方嘴唇抿成一条线，终于不再纠缠细节，转而提出新的论点：“即便存在个别操作瑕疵，也不能否认整体程序的正当性。当时政策环境不同，很多做法是为推进城市发展服务。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苛责过去的决定。”
林远沉默了几秒。
他重新站直身体，调出一份政府文件的扫描件，投在大屏幕上。标题清晰：《关于规范征收程序的紧急通知》。发布时间：五年前七月七日。
“这是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明文通知，”他说，“其中第四条明确规定：‘征收项目必须履行听证程序，严禁先清退后补议，杜绝任何形式的事实既成化操作。’”
他指着文档中的加粗条款：“这个案子的第一次协调会是七月九日，而清退行动发生在七月十日上午。也就是说，在国家明令禁止的情况下，他们依然选择了最不该走的路。”
他的声音不高，却一字一顿：“政策从来没有允许违法。如果有，那不是惯例，是漏洞；如果不是补上，而是反复利用，那就不是失误，是故意。今天我们不是要追究谁记错了日期，而是要问一句——为什么每一次都刚好错在同一个方向？为什么每一次受益的都是同一批人？”
法庭里安静下来。
被告方律师低头翻着材料，似乎想找出反驳的角度，但终究没有开口。
林远收回视线，看着审判席的方向。“法律的意义，不在于它能容忍多少灰色地带，而在于当有人踩过红线时，是否还有人愿意站出来指出那条线的存在。我们不需要完美无瑕的英雄，只需要一个还能说出‘不对’的人。”
他说完，坐回座位。
笔放在桌角，离笔记本不远。阳光斜照进来，落在桌面上，映出一道细长的光斑，正好横在他刚才写下的最后一个字上。
“底”。
他没有再去碰它。
被告方律师整理文件的动作慢了下来。他将几页纸叠好，放进黑色公文包，拉上拉链。另一位助理低声说了句什么，他摆了摆手。
林远的目光始终停留在前方。
他知道，这场辩护不会就此结束。对方还会找别的角度，提别的质疑，甚至可能申请延期、更换法官、提起反诉。但他们已经失去了最关键的节奏。
真相一旦被完整陈述，就再也无法被轻易抹去。
审判长翻了翻案卷，正要说话。
被告方主辩律师忽然再次起身：“我们请求调取原告近三年全部通讯记录，核查其是否存在与证人之间的非正常联络。”
林远抬眼看向他。
那人站在那里，领带依旧整齐，袖扣闪着冷光，眼神却不再像开场时那样笃定。
林远伸手，从案卷夹底部抽出一份盖有红章的文件。
“您说的这个请求，”他平静地说，“我们在三天前就预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