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苏羽柔，今年24岁。
24岁，听起来还是个很年轻的年纪，对吗？在很多人的想象里，这个年纪的女孩，可能刚刚大学毕业，对未来充满憧憬，生活里应该充满了阳光和欢笑。但对我来说，不是这样的。这24年，我好像已经活完了别人一辈子那么长，经历了太多、太多。
我也不是生来就是现在这样的。我也曾有过……非常幸福、非常明亮的童年。虽然那很短暂，像一场美好的梦。
我的爸爸和妈妈，他们都是最普通的工人，在城东的老纺织厂工作了一辈子。我是他们的独生女，是他们全部的希望和宝贝。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家住在一个很旧的筒子楼里，房子很小，夏天屋顶会漏水，需要用盆子接着，滴滴答答的声音像下雨；冬天墙壁透风，很冷，我们要裹着厚厚的棉被。但是，这些都没关系，真的没关系。
因为爸爸下班总会变魔术一样，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用皱巴巴糖纸包着的水果糖，或者一根小小的头绳。妈妈会把我破了的膝盖仔细缝上可爱的小花。他们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却总是把能买到的最好的东西都给了我。我们一家三口挤在那个小房子里，吃着简单的饭菜，听着爸爸妈妈讲厂里的趣事，那时候，屋子里满满的都是笑声，是温暖。那是我这辈子，最快乐、最安稳的时光。
可是，这一切，在我十岁那年，彻底碎了。
我爸爸病了，是肺癌。发现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我们那点微薄的积蓄，在巨大的医疗费用面前，就像一滴水掉进了沙漠，瞬间就没了。我们借遍了所有能借的亲戚，可还是不够。最后，我们连住院的钱都交不起了，医院把我们赶了出来。爸爸只能躺在家里，后来连止痛药都买不起。
我记得最后那段日子，他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躺在家里那张吱呀作响的旧木板床上，疼得浑身蜷缩，额头上全是冷汗，一声接一声地痛苦呻吟。那声音，我这辈子都忘不掉。妈妈只能在一旁无助地哭，紧紧抓着他的手。
后来，连家里也待不下去了，我妈妈求了很多人，才被允许在医院昏暗、嘈杂的走廊里，找了一张临时的折叠床。他就躺在那条人来人往的走廊里，在周围病人、家属和医生护士的脚步声、说话声中，一点一点地耗尽了他最后的生命。
我就在旁边，眼睁睁地看着。看着他因为极度的痛苦而扭曲的脸，听着他越来越微弱的呻吟，看着他张着嘴，却再也吸不进一口气……最后，他就那样，在我和妈妈面前，睁着眼睛，停止了呼吸。
我爸爸，是活活疼死、穷死的。
从那天起，我的童年，我的快乐，我那个虽然破旧但温暖的家，就全都跟着他一起死了。我没有再真正开心地笑过。我的心，从十岁那年，就破了一个大洞，呼呼地灌着冷风。后面发生的所有事，我走上这条路……或许，从爸爸死在医院走廊的那一天起，就已经埋下了种子。
爸爸去世以后，家里的天就塌了一半。妈妈一个人，用她那双因为常年纺织而有些变形的手，硬是挑起了我们母女俩生活的全部重担。她在厂里干更累的活儿，接更多的手工活回家做，常常熬到深夜。我记得有好心的邻居、亲戚劝她，趁着年纪还不算太大，再找个人吧，好歹是个依靠。
可她每次都是摇摇头，语气很轻却很坚定地说：“不找了。我就守着我们小柔，把她拉扯大，平平安安的就行。”
就这样，我们母女俩，真正开始了相依为命的日子。日子过得很紧，妈妈的眉头总是皱着，但她在吃穿上从来没亏待过我。
上初中那会儿，我心里憋着一股劲，我知道妈妈不容易，我也想过要通过学习改变命运。我真的很努力地学习过，成绩也还不错。那时候，心里还残存着一点点微弱的希望。
后来，我考上了市里一所不错的高中，也就是在那里，我碰到了周若媛。她和我同班。她家那么有钱，是那种我只能在电视和杂志上看到的有钱。她就像活在另一个世界的人，光芒四射，无忧无虑。不知道为什么，她好像挺喜欢我，主动来和我做朋友。
和她在一起，我的压力很大。我怕她看出我的窘迫，看出我和她之间的云泥之别。我努力装出自然、大方的样子，小心翼翼地维持着那份脆弱的友谊。我不敢邀请她去我家，总是找各种借口推脱；她送我的那些在我看来很贵重的小礼物，我既渴望又害怕，接受时心里充满了难堪的自卑。我拼命地想表现得和她平等，但我知道，我们从来就不在一条起跑线上。
高三那年，对我们家来说，更是雪上加霜。我们住了那么多年的那个破旧的筒子楼，终于要拆迁了。来的拆迁公司的人，像一群凶狠的狼狗，态度蛮横，根本不给我们这些住户多少商量和准备的余地。他们在我家门口那面斑驳的墙上，用红色的油漆，刷了一个巨大无比的“拆”字，外面还画了一个冰冷的圆圈。那个字，像一道流血的伤疤，刻在了墙上，也刻进了我的心里。直到现在，我有时候做噩梦，还会梦到那个血红狰狞的大字，它像一个烙印，提醒着我我们是多么的弱小和无力。
我们家无权无势，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人去争取合理的权益。妈妈和我，就像狂风里的两棵草，只能任由摆布。最后，我们被迫搬离了那个承载着我所有童年记忆、也记录着我们一家三口短暂幸福的地方。拿到的拆迁补偿款，少得可怜，根本不够在原来的地段租房。我们只能搬到更远、更偏僻的城乡结合部，租了一间更小、更破的房子。
从那时候起，我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骑着一辆破旧的二手自行车，蹬上半个多小时，穿过尘土飞扬的街道，才能赶到学校。那段路，很长，很累，尤其是在冬天，寒风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但我没有别的选择。
虽然家里的条件那么艰苦，每天来回一个多小时的自行车路程也很累，但我还是咬着牙坚持每天按时去上学。我心里还抱着一个念头，就是希望能考上一个好一点的大学，将来找份好工作，让妈妈能轻松一点，不用再那么拼命。这几乎成了支撑我坚持下去的唯一动力。
可是，命运并没有因为我的努力而对我有丝毫的怜悯。那是冬天的一个下午，因为放学后做值日，我离开学校比平时晚了一些。天色阴沉沉的，我像往常一样，骑着那辆吱呀作响的自行车，拼命地往家赶。那天，天黑得特别早，等我快骑到我们租住的那个片区时，四周已经几乎完全黑透了，路灯昏暗，很多地方甚至根本没有灯。
就在我拐进一条回家必经的、非常偏僻的小巷子时，突然从暗处蹿出来两个黑影，猛地拦在了我的自行车前面。我吓得差点从车上摔下来。那是两个完全陌生的男人，借着远处一点微弱的光，我能看出他们长得很高大魁梧，嘴里还骂骂咧咧地说着不堪入耳的脏话。
我当时害怕极了，心脏快要跳出嗓子眼。我想掉头，想喊叫，可他们已经围了上来。他们看准了四下无人，其中一个一把捂住我的嘴，另一人粗暴地拽住我的胳膊和自行车，把我连人带车狠狠地拖进了旁边一个早已废弃、没有门窗的违章建筑里。
里面又黑又冷，充满了垃圾和灰尘的味道。我想喊“救命”，想求他们放过我，可是那只肮脏、粗糙的大手死死地捂住了我的嘴，力气大得惊人，我不仅发不出任何声音，甚至连呼吸都变得极其困难，感觉自己下一秒就要窒息晕过去。我拼命地挣扎，用脚踢，用手抓，可我的力气在他们面前，就像蚂蚁撼树一样微不足道。
就那样……在那片黑暗和绝望里，我被那两个畜生……轮流施暴了。整个过程，我感觉自己像死了一样，灵魂好像飘出了身体，麻木地看着下面发生的可怕的一切。时间变得无比漫长，每一秒都是煎熬。
不知道过了多久，他们终于停了下来，系好裤子，像扔垃圾一样把我丢在冰冷的地上，然后骂骂咧咧地、大摇大摆地离开了。
我瘫在地上，浑身都在发抖，身上很疼，心里更是一片冰冷的死寂。我还那么小，才十几岁，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脑子里一片空白。报警？我甚至不敢去想，巨大的羞耻感和恐惧把我紧紧地包裹着。
我在那片黑暗里不知道躺了多久，直到冰冷的寒意刺透了我的骨头。我才挣扎着爬起来，用袖子胡乱地擦掉脸上、身上的污秽和血迹，颤抖着把被扯得凌乱不堪的衣服勉强穿好。然后，我扶着墙，一步一步地挪出去，找到我那辆倒在地上的破自行车，艰难地推着它，一步一步地往家走。每走一步，下身都传来撕裂般的疼痛，但比身体更痛的，是那颗已经千疮百孔的心。
回到家，妈妈果然还在加班，没有回来。我看着空荡荡、冷冰冰的屋子，心里反而松了一口气。我把自己关进狭小的卫生间，把身上那套脏了的衣服脱下来，塞进角落，用力地洗脸，想把那些肮脏的触感和味道都洗掉。我看着镜子里那个脸色惨白、眼神空洞的女孩，告诉自己，要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不能让妈妈看出来，不能再给她添麻烦了。
我努力地对着镜子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然后走出卫生间。可是，我的心在那一刻，已经碎了，正在无声地流血，流出来的，是冰冷的绝望。从那以后，我觉得自己再也不干净了，身体和灵魂，都彻底脏了。
自从那次事情之后，我感觉自己整个人都被抽空了。我不敢对任何人说起自己的遭遇，我怕别人笑话我。坐在教室里，看着黑板，老师的声音好像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传过来，嗡嗡作响，我却怎么也听不进去他们在讲什么。我只能看到老师的嘴巴在一张一合，那些公式、定理、古文，像天书一样从我眼前飘过，却进不到我的脑子里。
我的成绩，毫无悬念地一落千丈。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皱着眉头问我：“苏羽柔，你最近怎么回事？成绩怎么下滑得这么厉害？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
我看着老师关切又带着责备的眼神，张了张嘴，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我能说什么呢？说我被强暴了，说我每天晚上都会做噩梦，说我的心总是在滴血，说我觉得自己脏透了，不配再拥有光明的未来吗？我只能低下头，死死地咬着嘴唇，直到尝到血腥味。
妈妈并没有过多地责怪我。她看着我心不在焉、日渐消瘦的样子，只是心疼地叹了口气，以为我是学习压力太大，又加上营养不良，太累了。她摸着我的头说：“小柔，考不上好大学也没关系，别把自己逼得太紧，身体要紧。” 她越是这样，我心里就越难受，越觉得自己是个负担，是个废物。
终于到了高考那天。考点外面人山人海，很多同学的父母都来了，陪着孩子，不停地叮嘱、鼓励，有的还穿着旗袍寓意“旗开得胜”。我看着他们，心里酸涩得要命。
而我妈妈呢？她为了能早点去上班，多挣那几十块钱的全勤奖，天没亮就出门了。临走前，她只是匆匆对我说了一句“好好考”，连一顿早饭都没能给我准备。家里的方便面已经吃完了，我找不到什么吃的东西，就那样饿着肚子，走进了决定很多人命运的考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