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检陷入了深深的郁闷之中。他实在想不通，自己明明是一心为民，命锦衣卫接诉状、惩豪强、拿胥吏，做的桩桩件件都是打击恶势力、为民伸张正义的好事，为何锦衣卫的名声不见好转，反而在朝野上下变得愈发臭名昭着？
在这南方，锦衣卫的名声怎么没有好转呢？“朕让他们去做好事，为何反倒招来更多骂名？明明北方就很好啊。”
其实，这位穿越而来的皇帝犯了一个关键的认知错误——他误以为名声来自于普罗大众的口碑。然而，在大明王朝，真正掌握着舆论笔杆和话语权的，从来都不是沉默的大多数百姓，而是“士林”清议，是那些读书人、官僚和乡绅集团。
锦衣卫近来这系列举动，在朱由检看来是“为民除害”，但在士大夫眼中，却无一不是在太岁头上动土：
接诉状、审“妻告夫”？这是在动摇“夫为妻纲”的伦理根基！
抓胥吏、惩豪强？这是在挑战地方乡绅体系和胥吏网络的固有利益！
越权办案、直拿监生？这是在破坏“刑不上大夫”的潜规则，践踏士人的体面！
每一桩每一件，刀刀都砍在了“士林”最看重的特权和社会秩序之上。他们怎能不恨？怎能不骂？于是，弹劾的奏疏飞向通政司，私下的抨击汇聚成汹涌的暗流，通过各级官员、书院讲学、诗文唱和等方式，将锦衣卫和李若琏、李国禄等人描绘成“祸乱朝纲、败坏伦常”的国之巨蠹。这种来自统治阶层内部的强大声浪，轻而易举地淹没了底层微弱的好感。
而真正的百姓之声，却很难穿透重重宫墙，到达皇帝的耳边。朱由检不会知道，在南京的某些街巷里，开始有胆大的菜农对着巡逻的锦衣卫队伍讨好地笑笑；不会知道有老妇因为拿回了被侵占的几亩薄田，在家中立了长生牌位的同时，也会感念一句“锦衣卫的老爷们办了实事”；更不会知道，市井间流传着“遇冤屈，寻锦衣”的悄悄话——这是大明开国二百余年来都未曾有过的景象。
这些细微的改变，如同涓涓细流，无法改变舆论的汪洋大海，也无法上达天听。坐在乾清宫中的朱由检，每日批阅的奏章、听到的禀报，依然充斥着士大夫们义正词严的抨击与警告。
于是，他只能继续郁闷着，困惑于自己明明种下了善因，为何结出的却是恶果。他并不知道，自己领导的这场改革，其真正的斗争对象，从来都不是几个具体的坏人，而是整个盘根错节的旧秩序与利益集团。在这场斗争中，被他用作武器的锦衣卫，注定要承受所有的火力，成为士林口中十恶不赦的“坏名声”代表。
就在朱由检对着那堆弹劾奏疏，百思不得其解、满脸郁闷之际，殿外宦官通传，海关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杨嗣昌请求晋见。
这位被朱由检一手破格提拔、几乎一步登天的宠臣快步走入殿内，一眼便瞧见了自家陛下那愁眉不展的模样。他略一思索近来朝野风波，心下便已了然。
“陛下，”杨嗣昌行礼毕，带着一丝了然的微笑，温和开口：“臣观陛下眉宇不展，可是仍在为那锦衣卫名声之事烦忧？”
朱由检闻言，抬起眼，叹了口气：“文弱来了。正是此事，朕实在想不通，明明是为民做主的善政，为何却招致如此多的口诛笔伐？难道朕真的做错了？”
杨嗣昌从容一笑，宽慰道：“陛下所虑，在臣看来，实不足为意。陛下岂不闻‘林中木秀，风必摧之’？如今这汹汹之言，看似猛烈，实则皆出自江南士林之口，无非是些陈词滥调、泛泛空谈，于国计民生并无半分益处，徒增喧嚣罢了。”
他话锋一转，语气变得肯定：“陛下可知，李若琏、李国禄所为，在民间市井之中，却是另一番光景？臣听闻，南京城内，寻常百姓如今见了飞鱼服，虽仍有畏惧，却亦有人敢主动上前指路，甚至道一声‘军爷辛苦’。此等景象，在我朝二百余年里，何曾有过？”
“那些士大夫奏疏里，自然不会告诉陛下，有多少被胥吏豪强欺压的升斗小民，因北镇抚司雷厉风行而拿回田产、申了冤屈；他们更不会提及，陛下特许妇人申冤之政，虽施行艰难，却终究给了那些身处绝境之人一线生机。这些实实在在的人心向背，又岂是几篇纸上空论所能抹杀的？”
杨嗣昌一番话，如同拨云见日，点明了舆论与民心的区别，也道破了士林清议的实质。朱由检听罢，紧锁的眉头终于稍稍舒展，若有所思。
朱由检沉吟片刻，继续问道：“文弱所言，朕稍得宽慰。然朕仍有一惑：“为何北方情形却大不相同？朕命锦衣卫常驻重要驿站，为往来商旅、赶考士子提供护卫，清剿沿途盗匪，保一方百姓平安。他们同样稽查不法，拿问贪墨的胥吏乃至地方豪强，为何北地的弹劾奏疏却远少于江南？反应何以如此迥异？”
杨嗣昌似乎早已料到皇帝会有此问，他从容应答：“陛下明鉴，此间差异，正在于南北地情民心截然不同。”
“北方诸省，久经战乱，烽火频仍，民生凋敝。百姓所求，首在‘安’字。能有强有力之机构肃清盗匪，护佑道路，稽查蠹吏，使其能稍得喘息，耕种贩运，便是莫大的德政。且九边重镇，军伍气息浓厚，行事更重实效，而非空谈。锦衣卫在此等地方行此等实事，正如雪中送炭，自然深得民心，阻力亦小。”
“而江南则不然。”杨嗣昌话锋一转，“江南承平已久，士绅势力盘根错节，最重‘规矩’与‘体统’。其地繁华，所争者已非生存之资，而是门户之见、清议之名、科举之途与地方话语之权。陛下令锦衣卫所为之事——接民讼、查豪强、乃至介入家务——在彼辈看来，无不是在挑战其数百年来赖以安身立命的秩序与特权。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而破人‘体统’，更是毁其根基。故而其反应自然激烈百倍。”
“简而言之，”杨嗣昌总结道，“于北方，锦衣卫是做加法，于乱世中增添了一份秩序，故受欢迎；于江南，锦衣卫却似在做减法，试图从那已固化的利益格局中剥离出不公，故招致反弹。其所遇阻力之大小，正反映了其地旧势力之强弱深浅啊。”
接着，杨嗣昌从袖中取出一本装帧清晰的账册，恭敬地呈递给朱由检：“陛下，此乃去年新建天津卫、金山卫两大海关之岁入总览。经臣与户部堂官反复核验，剔除各项开支，岁末净得税银…约计二百万两。”
朱由检接过那本沉甸甸的账册，刚一翻开，看到那赫然在目的数字，内心“蹭”地一下便窜起一团无名火。他猛地抬起头，眼中尽是难以置信的怒意：“二百万两？！岂有此理！那宁波、广州、泉州三处老市舶司，加起来一年才给朕解来五十万两！还年年跟朕哭穷，说什么海寇猖獗、番商不至！这…这差的也太多了！”
这巨大的数字反差，如同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抽在那些经营已久、却成效不彰的旧口岸管理衙门脸上，也更印证了朱由检心中早已有之的猜疑——不是海上没银子，而是有太多的银子，在旧的体系里，不知流入了谁的私囊！
杨嗣昌见皇帝震怒，并未立即劝慰，反而冷静地补充道：“陛下息怒。此二百万事关重大，正说明陛下力排众议，于天津、金山另设新关、推行新制之举，实乃英明！新关由陛下钦定章程，臣等委派专员管理，税吏皆由北镇抚司背景之人充任，贪墨之路几近断绝，税银方能涓滴归公。反观那三处老市舶司…” 他话语适时一顿，留下无尽的想象空间。
“嗯！爱卿所言，切中要害，深得朕心！” 他猛地站起身，决然道：“既如此，旧制顽疾已深，不必再留颜面。着朕口谕：即日起，宁波、广州、泉州三处旧港市舶司，一律停罢裁撤！所有对外贸易及船舶管理之权，尽数移交由海关部统一接管！原三司官吏，一律接受新衙门的核查甄别，再行叙用！”
“臣，领旨！” 杨嗣昌毫不迟疑，当即躬身应命。他深知这道口谕意味着什么——这绝非简单的衙门合并，而是陛下以这两百万两实打实的税收为基点，要对把持东南海贸近百年的旧利益集团动一次彻底的大手术。
他略一沉吟，便清晰无误地复述要点，以示郑重：“陛下圣断！臣即刻拟旨，明发天下：裁撤浙、闽、粤三地旧市舶司，其一切职掌、文书、档册及现存税银，即刻封存，等候海关总署派员接收点验。所有原属官吏，暂留原职听候审查，不得延误公务，不得销毁文书，不得私自调动款项。新设之三港海关部主事官员，将由臣从天津、金山二卫得力干员中择优调派，务必使新政畅通无阻。”
“嗯！此事务必办得稳妥。朕再下一道旨意：着令何可纲、郑芝龙，暂时调任至你海关部麾下听用，协理此番口岸改制之事，暂听你调遣。”
他语气沉稳：“何可纲麾下五千精锐，可弹压地方，以防宵小作乱；郑芝龙人现在扬州，告诉他漕运的事情先放放，有他二人助你，一则可借其力迅速掌控局面，二则…也将他们置于新体制之下，免得在旧港故吏的牵扯下，另生出什么不必要的乱子。”
“臣，遵旨！”杨嗣昌闻言，心中不由一震，随即深深俯首领命。他立刻领会了陛下此举更深层的用意——这已不仅仅是行政上的改制，更是精妙的权力制衡与布局。
陛下这是要将两位手握重兵的实力将领，暂时纳入新的海关体系内。一方面是利用何可纲的陆上威慑力与郑芝龙的海上影响力，为海关改制提供强有力的武力后盾，确保新政推行无人敢阻；另一方面，也是借此机会，将这两股重要的军事-海上力量更直接地置于中央的管辖视野之下，防止他们在地方与旧势力纠缠过深，甚至被拉拢利用，从而从根本上杜绝可能产生的割据隐患。
“陛下深谋远虑，臣叹服。”杨嗣昌由衷说道，“有此二位将军鼎力相助，臣必能尽快肃清积弊，将三港海关事务纳入正轨，使陛下新政畅行无阻！”
朱由检沉吟片刻，补充道：“此事关系重大，牵扯东南沿海命脉，更关乎每年数百万两的税银。文弱，若有空闲…便亲自跑一趟宁波、广州、泉州，替朕坐镇督办。有你亲临，朕方能安心，免得底下人阳奉阴违，或出了什么意想不到的岔子。”
杨嗣昌闻言，立刻深深躬身：“陛下所虑极是！臣遵旨！三港改制，非比寻常，其间利益盘根错节，必有宵小之辈不甘失势，暗中作梗。臣必当亲赴东南，持陛下钦赐节符，总理三港海关交接事宜。定当厘清账目、肃清积弊、选拔干员，将新制稳稳落地，绝不使陛下心血付诸东流，亦绝不令税银再有分毫流失！”
这惊人的差距从何而来？根源正在于管理体制的截然不同。
天津港乃三年前彻底建成，金山卫港亦是在同期完成了大规模扩建。这两座新兴港口，从未经历过旧市舶司的盘剥，从诞生之初便由朱由检力排众议新成立的海关部直接统辖，施行一套全新的、高效而透明的管理制度。
其优势显而易见：港口规模更大，设施更新，能同时停靠容纳更多的海船；更重要的是，几乎没有旧式吏胥层层盘剥、官员上下其手的空间。 海关部的税吏多为新招募或从北镇抚司系统调来的背景清白的干员，监管体系相对健全，税银征收后几乎能全额解送京师。
并且，新政规定，船主只需买海关签发的勘合文书，便可合法出海贸易，手续简便透明。这勘合文书之前规定至北京购买，但如今朱由检已将首都迁至南京，对于东南沿海的商贾而言，前往南京办理反而比远赴北京更为便利。
而恰恰是这“便利”，几乎将朱由检的海关税收拦腰截断。 商人们纷纷涌入南京，从海关部购买廉价的勘合文书，随后却并未选择北方的天津、金山新港，而是转头就驶向了更近、更熟悉的传统三港——宁波、广州、泉州。然而，朱由检此前秉持着“两条腿走路”、循序渐进的改革方针，并未同步裁撤这三处的旧市舶司。
这就导致了一个极其荒诞的局面：商人手持朝廷新发的合法证件，进入的却仍是那个腐朽不堪的旧系统。三港市舶司的官员胥吏岂会放过到嘴的肥肉？他们照样层层勾结，巧立名目，对过往商船课以重税、强收杂费，极尽敲诈勒索之能事，中饱私囊已成常态。巨大的贸易利润，绝大部分并未流入国库，而是肥了无数蛀虫的私囊。
此前因迁都事大，百事缠身，朱由检未能第一时间对三港动刀。如今，听着杨嗣昌的报告，眼看着本该属于自己的巨额税收就这样白白流失，皇帝的心头都在滴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