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天竺数字”于朝野间引发新一轮议论之际，一个意想不到的契机，为陷入僵局的江南整顿带来了破局的曙光。
这契机，并非来自庙堂之上的谋略，亦非源于《京报》的舆论攻势，而是来自边陲的一场突然的军事冲突。
秋高马肥，鞑靼小王子部果然如杨一清所预警，集结精骑数万，大举寇边，主攻方向正是宣府镇外围。
杨一清早有准备，依托坚固城防和严整的军阵，沉着应战。
然而，一支约千人的鞑靼精锐骑兵，利用其对地形的熟悉，绕过正面防线，企图穿插至宣府后方，劫掠粮道，动摇明军阵脚。
若是往常，面对如此灵活的敌骑，明军往往被动防守，疲于奔命。
但这一次，情况有所不同。
杨一清根据皇帝之前的构想和与周遇吉的建议，在大同镇试点强化的那个千户所中，临时抽调了约三百名最精悍、骑术最精熟的士卒，配以双马和最好的弓矢，组成了一支临时的“快速反应分队”，由一名悍勇善战的游击将军率领。
这支分队人数虽少，但动作极其迅猛。在得到夜不收准确情报后，他们连夜出击，并非去正面拦截那支千人敌骑，而是凭借更优的机动性和对本方地形的熟悉，直扑那支敌骑预计的汇合点和后勤补给隐匿区域！
结果大出意料！这支明军小分队如同神兵天降，不仅成功袭扰了敌骑的后方，焚毁了一处小型补给点，迫使那支千人敌骑不得不回援，更在运动中抓住战机，利用一次精妙的伏击，以微小代价重创了其中约两百骑，余部溃散。
虽然未能全歼，但这无疑是明军近年来在野战中，面对同等数量鞑靼精骑取得的一次罕见胜利！
极大地鼓舞了前线士气，也挫败了鞑靼此次入寇的锐气。
捷报以八百里加急传入京师，朝野为之振奋！
朱厚照览奏，大喜过望！他等的就是这个！
这不仅仅是一场战术胜利，更是对他军事改革思路的初步验证，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他立刻下旨，重赏杨一清及有功将士，尤其厚赏那支“快速反应分队”的所有成员。同时，他做了一系列紧锣密鼓的部署：
第一，他让费宏在《京报》上，以最大篇幅，浓墨重彩地报道此次“宣府前捷”，详细描述了杨一清如何根据“新的练兵思路”（隐去朱厚照直接指导），组建精锐，如何巧妙运用，以及前线将士如何奋勇杀敌。文章极力突出了“新法练兵”带来的成效，将其与以往被动挨打的局面形成鲜明对比。
第二，他亲自指示费宏，要将此次胜利与漕运整顿直接联系起来。在诏书中，经多番润色后：“宣府将士前线浴血，赖陛下圣明，杨都调度有方，亦赖军饷粮秣勉力维持。然，若漕运弊政不除，则前方将士浴血所得之战果，恐将因后方粮饷不继而付诸东流！江南整顿，非为苛责，实为保障边关，巩固国防之根本！凡有识之士，当明此理，共克时艰！”
这道诏书，如同一把精准的钥匙，将江南整顿的合理性与紧迫性，与一场实实在在的、关系到国家安全的军事胜利牢牢绑定！任何再以“扰民”、“苛烈”为由反对整顿的言论，在这份诏书和前线捷报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甚至有了“不恤将士”、“不顾国危”的嫌疑。
第三，他给文贵去了一道密谕，内容极其简短有力：“宣府捷报已至，时机已到。可借此势，果断处置一二跳梁，以立威权，推进新规，勿再迟疑！”
这一套组合拳，效果立竿见影。
在江南，那些原本气焰嚣张、软抵抗的官绅，顿时傻了眼。前线打了胜仗，皇帝把整顿漕运提到了“保障国防”的高度，谁还敢在这个时候公然跳出来说个“不”字？那岂不是自认是国贼？文贵抓住时机，雷厉风行，连续查处了数个此前证据确凿但碍于阻力未能立刻动手的“浮收”、“包漕”案子，将几个背景较浅、但民愤较大的胥吏和粮长依法严办，并借势强力推行“定耗羡”等新规，阻力大减。
在朝堂，原本那些受江南势力影响、为反对而反对的官员，声音也瞬间小了下去。首辅刘健、次辅李东阳等重臣，更是联名上表，盛赞皇帝陛下“文治武功”，并明确表态支持漕运整顿，以固国本。
甚至连仁寿宫的张太后，在听闻边关大捷，又见皇帝将此与漕运整顿成功关联后，那冰封的脸上也似乎松动了一丝。她虽仍少与皇帝见面，但却在一次与命妇的闲谈中，不经意地提了一句：“皇帝如今…倒也有些他父皇当年的样子了。”这已是一种难得的、隐晦的认可。
司礼监刘瑾见风使舵最快，立刻转变口风，大肆宣扬皇帝“英明神武”，并严令手下不得再非议漕运整顿之事。
破局之机，来自一场边关的胜利，但抓住并放大这个机会，将其政治效用发挥到极致的，则是朱厚照超越时代的洞察力和精准的谋略。
他成功地将军事、政治、舆论三条战线打通，形成合力，一举扭转了江南的被动局面。
改革，终于突破了最顽固的阻碍，开始向着更深层次推进。
而朱厚照知道，这只是一个新的开始，接下来，如何将军事改革的试点经验推广，如何巩固漕运整顿的成果并将其制度化，将是更严峻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