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大连之后，轻车熟路地来到警备区。我把稿子交给何处长，他给我一百元钱稿费，收下青苞米，又给了我十元钱。赵主亲自给联络部打电话，让我马上回岛，准备参加“军区新闻报道培训班”。我第二天坐船回广鹿，伍干事告诉我一个重要消息：仇科长头几天到要塞区开会，在报道组那里看到一份文件。
为了加强军区新闻报道队伍力量，保留骨干，李德生司令员亲自出面，和总政干部部协商了十个破格提干名额。旅大警备区副兵团级别，分到两个名额。
仇科长推荐董太锋，让要塞区宣传处报道组非常为难。经首长提名推荐上来的，已经有了几十个人选。军区干部部、保卫部、新闻处严格把关，九项条件一项不合格都不能入选。赵主任和仇科长、伍干事，逐条和我对照：
一、政治面貌：党员。董太锋不是党员，不合格。
二、独立在军报上过稿。董太锋已经上稿六篇，合格。
三、兵龄不超过五年。董太锋超了三年，不合格。
四、年龄不超过二十五周岁。董太锋超了四岁，不合格。
五、没有作风问题。董太锋更不合格。曹小花多次给部队各级党委写信告状。北小圈“五好”说孩子是董太锋的，还把多少个姑娘的肚子搞大了。
六、没犯过有影响的错误。董太锋不合格，制造了“僵指事件”、“放大炮”等事件，沸沸扬扬人人皆知，有的还惊动了上层。
七、没发生过新闻失实事件。董太锋不合格。采写潭有劲长诗《怒海风云》严重失实，军报和军区组织联合调查组进行调查。
八、本职工作表现良好。董太锋不合格。常年在外面帮忙，何来本职工作。
九、必须由基层层层推荐、各级党支部、党委评议产生。董太锋不合格。即
使每个连队推荐一名，也绝无可能。
除了第二条，其余八条，董太锋都不合格。要是以百分制标准，董太锋还不到20分。 军区要求：任何单位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借这次破格提拔报道骨干机会搞不正之风。就算要塞区选定了某个人，还有警备区这一关。就算警备区选定了某个人，还有军区这一关，最后还得通过文化、专业考试等多次筛选。
赵主任遗憾地对我说：“我们及时得到了消息，也做了最大努力。你的刻苦和付出、成就和业绩、水平和影响力，远远超出一个战士的奉献。按我们的愿望，全军区提拔一个报道骨干也非你莫属。先不论其他不利条件，部队对年龄要求是由特殊性质所决定，我们这一级政治机关只有这么大权限。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你在服役期间刻苦努力，经历各种磨练，具备从事各种文字工作的能力。你为部队新闻报道和文学创作做出了很大贡献，我们仍要为你负责。你回连队要安心工作，在复员之前，我们派人到你家乡政府介绍情况，为你联系工作。”
政治部对我已经仁至义尽，我很感动，表示：“我复员之后，一定把部队的好传统好作风带到地方，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个兵，好好工作为部队增光。”
赵主任说：“我不是说你现在就复员，也不是说你必须复员。我们仍在等待和创造机会，有一线希望就要做百分之百的努力，争取把你留住。”
我的一句不该说的话，顺嘴溜出来：“我早就成了习惯性流产。”
话已出口覆水难收。我赶紧赔礼道歉，赵主任他们都笑了。
守备区在高三连搞“正规化试点”，我又回到五班，仍担任二枪手。连日大雨，岛上水灾严重，“轰隆隆”的洪水盖过潮水的“哗哗”声。连队昼夜待命，时刻准备抢险救灾。“北小圈”生产队进水，连队全体出动，把牲口牵进山上坑道内。小盐场低洼处几户群众被淹，连队帮他们把家搬进了营房。柳条商店门前公路被大水冲断，来往守备区的车辆，都从高三连门前绕行。
每天，我随连队一起去柳条抢修公路，弄得一身水一身泥。
大雨终于停了，连队又投入到紧张的训练当中。 那天晚上，我在阵地上站二班岗。第一次站岗时的情景，仿佛刚刚发生。我回顾当兵之前的酸甜苦辣，当兵之后的坎坷艰难，既有损失更有收获。还有那一个个不翼而飞的宝贵机遇，我颤栗的灵魂，如同风中的枯叶。怨天尤人，会挫伤锐气和上进心。我一辈子都要锲而不舍地磨锉，捏紧小油绳不断悬爬，哪怕遍体鳞伤鲜血淋漓……
一轮皎洁的明月悬挂在“萝卜墩”上空，我想起今天是中秋节。
月光在一幅月景画上涂了层亮色，将整座海岛凝固在静谧与祥和之中。
当兵之前每年中秋节晚上，爷爷在院子里放张小桌子，摆上葡萄、大枣、月饼等供品。圆圆的月亮从董千溪家房顶爬上来，照亮了半座院子，爷爷点燃一刀纸，面朝月亮跪地磕三个头，然后起身吃点水果和月饼。他不知道锯倒了多少棵杨树和柳树，此时月亮上的吴刚，却永远砍不倒一棵桂树。嫦娥奔月管他什么事，他和奶奶过了一辈子也打了一辈子。但是，爷爷敬畏日月星辰天地神灵和节气，祈祷风调雨顺好年景。此时，爷爷一定和往年一样，在院子里虔诚拜月。
除了枪和子弹袋，我也带来连里为每个战士分的十块月饼。从小到大的中秋节，我从来没吃过一整块月饼。父亲买回一斤月饼，一共四块，给爷爷奶奶三块，只剩下一块。妈妈把一块月饼掰成六小块，分给我们姊妹六个每个人一小块。
妈妈掰碎那块月饼时，一定掰碎了她的心，天上的月亮缺了一边。她一定想起远在黑龙江的三妹妹，自从那一年离开，已经几年没回家了。妈妈象征性地捏了点月饼渣，夸张地放进嘴里，我才一口吞下那块月饼。别人家再好，也不如在父母身边。我攒够四十元钱，通信员到柳条邮电局，托他寄给远方的妹妹。
岗楼重新修建，垫高了地基，夏天不热冬天不冷，再也不用钻枪坑了。
不知不觉，一块乌云遮住了月亮。整个天地，变成一座大枪坑。
我刚进到岗楼里，外面狂风大作电闪雷鸣，暴雨“哗哗”地倾泄下来。老天爷泼完了水，暴雨骤停，天地间豁然亮了。月光从乌云缝隙中透下来，月亮刀片一样快速穿游，切割粘连在天壁上的云块。乌云迅速退去，携带着霹雳闪电，一直轰鸣去往远方天际。被雨水洗过的月亮和星星活了，景物景色全活了。
“哞——”地一声，“北小圈”生产队传来牛叫，一定是牛郎降临人间。
此时此刻，海对面的大陆是一位慈祥的母亲，把一块月饼掰成了六座海岛，分别是广鹿岛、大长山岛、小长山岛、獐子岛、石城岛，海洋岛。
若干座小岛、礁石、砣子，是散落的月饼渣。月亮是块月饼，太阳是块月饼，地球是块月饼，天上的繁星是月饼渣。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今年的八月十五，我一个人吃十块月饼。发表在解放军文艺的那篇散文《八月十五吃月饼》，不过是画饼充饥。我把月饼放在炮衣上面，虔诚拜月。
我对未来的美好憧憬，都在这虔诚的一拜之中。
营里指示连里，重新为我安排了单独宿舍，不参加任何训练和活动，一心一意搞好复习，甚至让炊事员送饭。赵主任怕连队不安静，让我到招待所复习。
我感谢首长关怀，诚恳地表示：我任何时候都是高三连的一个战士，没有任何理由搞特殊。与其大张旗鼓兴师动众，不如息旗匽鼓不动声色，免得难堪。
这场竞争空前激烈，我几乎没个条件都不合格，连参加考试的资格都没有，更别说破格提干。我仍在五班，只利用训练间隙和中午、晚上时间看书复习。
那些“消息”“通讯”“速写”“特写”等概念，我早已烂熟于心。那些概念又如同一群人攀爬一根细绳，“劈里啪啦”地掉下来，一个都记不住。
再有半个月，军区就要举行考试，要塞区一直没确定参加考试人员。
要塞区检查组来守备区检查军容风纪和板报，我利用业余时间给全连官兵理发，手磨出水泡，帮助新文书出了板报。检查组来守备区检查，高三连的军容风纪最好，文书出的板报获得第一名。没几天，新文书被调到要塞区直工处。
连队战士们愿意吃我炒的菜。那天，我刚到炊事班帮厨炒菜，伍干事来电话，要塞区同意将我的档案送到军区。报道组长乔干事，宁肯冒着转业风险，力排众议不遗余力，为我争取名额。否则，即使我生出三头六臂，也是残疾一个。
乔干事吐露：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是军区文化部新闻科龚科长。他是延安时期的老记者，职务不算高，绝对老资格。他不能一锤定音，说话却一言九鼎。
由于他的坚持，才将无关人员全部退回，为真正的报道骨干创造机会。
广鹿岛盛产银针鱼，和上面打交道都用银针鱼铺路。伍干事替我买了六斤干银针鱼，已托人捎走。他说这六斤银针鱼，比在前进报上六篇稿子都管用。
能做到的，政治部全都做到了，做不到的也做到了。
除了感谢感动感恩，我也感到了束手无策，只能听天由命。
经过要塞区、警备区层层筛选和军区把关，我和大连“210医院”赵明等五位战士，被确定去军区参加新闻学习班考试。全军区七十个人当中录取五十个人，学习班结业后再淘汰四十个人，最后只有十个人才能破格提干。
赵主任说：“你已经迈出艰难的第一步，抓住希望的稻草千万别松手！”
我表示：不管结果如何，我都要勇闯难关，和命运决一雌雄。
这次出岛与以往不同，我肩负着改变命运的使命，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登陆艇前挡板激起的飞浪，从船顶上凌空掠过。哪怕登陆艇倾覆，我也要奋力游到大陆。大大小小的水团如同曲射炮炮弹，划着弧线落到船上。躲在枪衣等物体后面的人，无不被浇成落汤鸡。我不是老船长，但是老常客，选择的位置虽然暴露，但是刁钻，在死角之内滴水未沾，还能尽情领略海水从头顶飞过的壮观情景。
下了船，坐十五路公共汽车到白山路招待所住宿。
后墙外，某电影制片厂正在拍摄故事片《祝你幸福》。一辆园林喷水车朝天空喷水，制造暴雨骤降的效果。男、女主人公在冷雨中谈情说爱，卿卿我我缠缠绵绵。“幸福”当来之不易，几个镜头下来，演员浑身哆嗦，不断喝酒取暖。
招待所撤了蚊帐，残余的蚊子把仇恨集中在最后时刻。
第二天，火车八点钟准时出发。我坐在车厢里也像站在甲板上看海景。远方广阔的原野、茂密的森林和错落有致的村落，不断被摇进慢镜头。近处是快镜头，我在一闪即逝的景色和人群中，发现和体验似曾相识的场景和记忆。
下午，火车到达沈阳站。过了太原街往北一拐，到了军区第一招待所。
我和要塞区的两个战友同船共渡同车共行，只是相见不相识。他们谦虚地说：“我们俩只是为你陪考，在复员之前逛一逛省城。”我说：“我的条件太差，是躺在手术台上的濒危患者，医生和患者都说了不算，只有死神说了算。”
两个人都说：“冲你说的这几句话，比我俩强十倍。据说这次考试只是象征性的，你已经被‘内定’提干，工资从这个月算起。”我连连摇头苦笑：“如果‘内定’淘汰，我倒坚信不疑。”两个人说：“那就等着瞧吧。”
第二天早饭后，考试人员集合，到对面“八一剧场体育馆”对号入座。
我的位置是15排69号，又向外延伸了8个空座位。要是用数字解读：69年我15岁去当小兵，体检落选，又报了8年名才当上兵，不知这些数字是否吉祥。我再一看，前后左右密密麻麻的座位、头顶上一块块天花板，都能组成奇妙的数字，让我联想到以前、现在和未来。继续联想，我连哪一天哪一时哪一刻夭折，都一目了然了。我闭上眼睛坐在座位上，如同一只等待被宰杀的羔羊。
大家交头接耳，都在谈论那位龚科长。他亲自监考，此时还没露面。
我幻想那些小银针鱼，此时正密密麻麻地围住龚科长唼喋，喋喋不休地提醒：一定要照顾要塞区那个叫董太锋的超龄考生一定要照顾要塞区那个……”
离考试还剩下十分钟，龚科长在几个军官的陪同下，从外面走进来。
他小老头戴眼镜，一身旧军装缀一副不能再旧的领章，足以证明老资格。
全场顿时静悄悄，每个人身上仿佛都栓着一根维系身家性命的细钱，密密麻麻地攥在龚科长手中。他说的每一个字，梅花结一样维系着每个人的命运。
我怎么看，他都不像收受某考生六斤银针鱼的样子。否则他不会一个字一个字地宣布考场纪律吓唬我，如同一块块砖头压在我的心头。更让我做贼心虚的是，他说有的部队弄虚作假涂改档案，发现一例退回一例，已经退回九例。我们还准备退回一例，保卫部正在用“碳十四”进行测定……完了完了！第十例非我莫属了。我在档案上做过什么手脚，尽管天知地知我知，都瞒不过碳十四。假如龚科长没当场把我赶出考场杀一儆百，肯定是那六斤银针鱼起了作用。更让我心惊肉跳的是，龚科长言之凿凿地说：“有的部队派专人送礼，这回你可送赔了。我们的做法是：一是要按礼物进行减分，直至将人和礼物一并退回原部队。”
我赶紧把脑袋埋到桌子下面，害怕龚科长让人把那袋银针鱼拿出来，喊要塞区的董太锋到前面来，做为反面典型，带着银针鱼被狼狈地驱出考场。
我终于熬过这黑色的几秒钟，想象中的事情都没发生，长长地松了口气。
上午考语文。考语文不如说考常识。我积累丰厚，不答满分也答高分。考作文我也第一个交卷，假如只考作文并按交卷顺序录取，我才敢说“非我莫属”。下午考政治，我一道题都没答错。我虽然没因为那六斤银针鱼被驱离考场，注定要因为银针鱼而被减分。加上政治面貌、年龄超大、涂改档案等种种不利因素，即使我科科考满分，三下五除二也得被减为零分以下，不敢存半丝侥幸。
第二天上午的新闻考试才是关键，也出人意料，听采访录音写一篇消息。我为首长表演打火箭筒，耳朵曾经被震聋。嘈杂的采访录音，仿佛来自唐洼海边靶场，眼前全是白花花的靶标，耳朵里面不断震撼着“嗵”“嗵”的爆炸声。
我束手无策，如同无法驾驭惊涛骇浪中的一艘小船。此时，我骨子里那把锉刀锋芒毕露，顿时有了压舱石。太阳上面的小哥哥，正顺窗帘缝隙投进一线阳光。我十指紧紧地捏住命运的小油绳，向人生的巅峰一分分一寸寸地悬爬。
部队提倡新闻改革，尤其语言要形象生动。
如：“在某部队考核现场，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只见一枚手榴弹划着一道弯弯的弧线，落在六十七米白线上”等等，都是被崇尚的好新闻。
我发挥文学创作的想像力，将在录音机嘈杂声中纪录下来的只言片语，进行补缀虚拟，按要求写出一篇不超过五百字的新闻。下午考“数理化”，那些数字和公式，顿时变成拼命奔逃的野鸡和兔子，还有李大先生的大针管子。我被梦魇缚住手脚，变成了第二个“白卷先生”。我在考场上坐到最后，和跪在法场上等待枪决一样难熬。如果说新闻专业考试是小西山屯，语文、政治、作文等考试是大西山屯，政治面貌、年龄大、“数理化”等，是两屯之间难以逾越的大沙岗子。哪怕那六斤银针鱼复活变成说客，也无法将吴下阿蒙变成唐寅潘安。
考完试，龚科长开会，让逛街的、会战友的考生们按时归队。十天之内，军区向各部队公布被录取的学员名单。他所说的“三天之内走干净”，也做为这次考试的部分成绩。我又犯了疑心病，觉得“干净”两个字只对我一个人而言。“干净”就是“落榜”，更是斩草除根。在龚科长手中，我的那根线被无情掐断。
我漂浮在空中，只等着“啪叽”一声摔进广鹿岛。到了年底，再“嗖”地一声复员回到小西山。六斤银针鱼仍没被退回，虽然希望渺茫，还有幻想。
我恨不能立刻逃离此地，让龚科长退不成银针鱼。假如还有一线希望，只寄托在坚信我已经“内定”的两位战友身上了，还有“工资从这个月算起”。
我漫无边际地在省城大街上往前走，以为这样就能解脱。
伍干事在电话里说：“你考完试千万别回岛，否则回去正好赶上老兵复员。你先回家，十天之后，到警备区尹干事那里听结果。你别对考试报有什么希望，仍要做好复员的心理准备。如果必须复员，我再给你拍加急电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