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毁物证后的日子，仿佛骤然间被抽去了所有的波澜。杨士奇严格遵循着陛下的旨意，将自己彻底禁锢于翰林院的一方天地之中。他不再涉足兵部职方司，不再与任何可能牵扯海事、边务的官员私下往来，甚至连与东宫的日常讲读，也因陛下那句“暂不入直”而彻底断绝。每日里，他只是往返于翰林院与城南寓所之间，青衫徒步，神色淡漠，如同一个真正的、只知与故纸堆打交道的清流词臣。
翰林院的同僚们，起初还对他抱有几分好奇与探究，但见他日复一日，只是埋首于《永乐大典》的繁复校勘，或是考证某些早已无人问津的先秦典籍异文，便也渐渐失了兴趣。在众人眼中，这位曾几度掀起朝堂风波、简在帝心的杨侍讲，似乎终于认清了现实，收敛了锋芒，安心做他的太平官了。
唯有杨士奇自己知道，这份平静之下，是何等的暗流汹涌。他看似两耳不闻窗外事，实则心神无时无刻不在捕捉着朝堂之上的每一丝风吹草动。
他通过公开的邸报，关注着北征将士的封赏事宜。汉王朱高煦果然获赐最厚，金银田宅不计，其麾下将领也多有超擢，一时间，汉王府门前车水马龙，投靠者络绎不绝，其势焰熏天，几乎盖过了东宫。太子朱高炽则愈发沉默，称病的次数越来越多，监国理政也多是依例而行，鲜有主张，仿佛彻底淡出了权力的中心。
他又留意到，关于整饬海防的议题，已无人再提。兵部那边，吴郎中之流愈发得意，似乎他们主张的“北重南轻”、“海疆靖平”论调已然成为了朝堂共识。而郑和，自西苑暖阁一别后，便再无公开露面和发声，下西洋的庞大计划仿佛被彻底遗忘，龙江船厂的喧嚣似乎也平息了不少。
这一切的迹象，都指向一个结论：在陛下有意或无意的纵容下，以北疆军功为代表的强硬势力，已然全面压制了其他声音，包括对东南海疆潜在隐患的担忧。那个隐藏在秘密航道之后的巨大阴影，似乎也因此获得了更为宽松的喘息之机。
杨士奇心中忧虑日深，但他谨记陛下的警告，不敢越雷池半步。他只能像一头受伤的野兽，在洞穴中默默舔舐伤口，积蓄力量，同时用最敏锐的感官，观察着洞外的风云变幻。
这一日，他在校勘《礼记·王制篇》时，于“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一句旁，看到了一段前朝大儒关于“平衡”与“制衡”的注解，心中忽有所感。帝王之术，在于平衡。陛下如今大力扶植汉王，打压太子，或许并非全然出于偏爱，亦是为了制衡？毕竟，一个过于强势的储君，对在位之君而言，并非全然是福。那么，陛下对他杨士奇的“冷藏”，是否也包含着某种制衡的考量？既用其才，又抑其势，既借他敲打某些势力，又不让他真正坐大？
这个念头让他悚然一惊，却又觉得合情合理。若果真如此，那么他目前的蛰伏，或许并非绝境，反而是一种必要的生存智慧。
就在他沉思之际，一名翰林院的书吏送来了一摞新抄录的文书，说是通政司刚送来的、需要翰林院归档的各地奏报副本。这类文书通常冗杂琐碎，多为地方雨雪粮价等寻常事宜，少有人细看。
杨士奇本欲如常搁置一旁，目光却无意间扫到了最上面一份来自“浙江市舶司”的例行奏报。他心中微动，状若随意地拿起，快速浏览起来。
奏报内容大多是老生常谈，无非是近期到港番船数量、抽解税银数额等。但在末尾，有一句不起眼的附注，却引起了杨士奇的注意：“……然，近有暹罗、占城海商数人，言及月前于外洋见有不明大舰游弋，形制非我朝官船，亦非寻常商舶，行踪飘忽，疑是……疑是前元海寇余孽之新船，已饬令沿海卫所加意巡防……”
不明大舰？形制非官非商？前元海寇余孽？
杨士奇的瞳孔微微收缩。这看似寻常的“海寇”字样，落在他眼中，却与之前周老吏所言、与那焚毁的草图、与秘密航道和私运军械的阴影，隐隐重合！
是巧合？还是那股势力，在朝廷放松警惕之后，又开始蠢蠢欲动，甚至活动得更加猖獗，以至于连番商都有所察觉？
他的心猛地揪紧。对手并未因他的蛰伏而收敛，反而可能变本加厉！而朝廷，却沉浸在北方大胜的喜悦中，对此潜在的巨大威胁视而不见！
他紧紧攥住了那份奏报副本。一股强烈的冲动涌上心头，他想要立刻写下一份奏疏，将这不起眼的线索与之前的种种疑点联系起来，再次向陛下陈明利害！
但，陛下的警告如同冰水，瞬间浇灭了他心头的火焰。“不得再擅自调查……翰林院才是你该待的地方……”
他缓缓松开了手，将那份奏报轻轻放回原处，与其他文书混在一起，仿佛从未细看过。
不能动。至少，现在不能动。
他重新拿起朱笔，将注意力强行拉回到眼前的《礼记》校勘上。笔尖落下，勾勒出一抹鲜红的印记，如同心头滴落的血。
蛰伏，是为了更准确地观察。
观变，是为了等待那稍纵即逝的时机。
他必须忍耐，必须等待。等待对手露出更大的破绽，等待陛下所谓的“自有计较”浮出水面，或是等待……这看似铁板一块的局势，出现一丝他可以利用的裂缝。
窗外，秋日最后的蝉鸣，声嘶力竭，仿佛在做着最后的挣扎。
杨士奇低下头，继续他的校勘工作，神情专注而平静。
只是那紧握笔杆的手，透露出他内心深处，远未平息的波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