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两个多月紧锣密鼓的招募、整编和初步训练，至同治元年（1862年）二月，李鸿章初步集结了约6500人的淮军首批部队，主要编成树字营、铭字营、鼎字营、庆字营、盛字营以及亲兵营。树字营的营官是张树声，铭字营的营官是刘铭传，鼎字营的营官是潘鼎新，庆字营的营官是吴长庆，盛字营的营官是周盛波，亲兵营则由李鸿章直接掌握，多为亲信和精锐。
这支新生的军队，带着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军容尚显杂乱，但士气高昂，求战心切，如同一群嗷嗷待哺的雏鹰，渴望着搏击长空。
同治元年（1862年）三月初，李鸿章率领这支刚刚成军、热气腾腾的淮勇，浩浩荡荡开赴安庆，接受曾国藩的检阅和最后的指令。
安庆湘军大营辕门外，淮军各营列队肃立。虽然号衣颜色不一（多为蓝布或灰布），武器驳杂，队列也远不如百战湘军那般严整，但那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锐气和来自乡土的生命力，依然令人侧目。
曾国藩在曾国荃、彭玉麟等湘军大佬的陪同下，亲自检阅。他缓步走过队列，目光如炬，审视着这支寄托着东线希望的新军。
“少荃，”曾国藩对侍立一旁的李鸿章低语，“此军锐气可用，然未经战阵，火器亦弱。上海华洋杂处，局面复杂，非仅凭血气之勇可胜。切记：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吏治洋务皆置后图。稳扎稳打，徐图进取。”
“恩师教诲，学生谨记于心！必当以湘军精神为圭臬，练成劲旅，不负重托！”李鸿章躬身应道，语气坚定。
检阅完毕，曾国藩正式下达命令：淮军即日准备登轮，开赴上海。同时，为增强其实力并注入湘军“基因”，曾国藩特意从自己直属的亲兵营中，抽调了以韩正国、程学启（太平军降将，以勇悍着称）为首的两营精锐湘军（约千人），拨归李鸿章指挥，作为淮军初期的核心战斗力和“种子教官”。
经曾国藩推荐，李鸿章被署任为江苏巡抚，十二月改为实授。李鸿章也由曾国藩幕僚跻身封疆大吏之列。
同治元年（1862年）三月二十八日，一个载入近代军事史册的日子。在安庆码头，一场前所未有的军事运输开始了。
数艘巨大的外国洋轮（主要为英商怡和洋行、宝顺洋行的轮船，如“飞而复来”号等）喷吐着滚滚浓烟，停靠在江边。淮军士兵们带着新奇、紧张甚至些许恐惧，在军官的指挥下，有序地登上这些钢铁怪兽的甲板和船舱。湘军的战马、辎重也被小心翼翼地吊装上去。
李鸿章站在旗舰的甲板上，望着江岸上送行的曾国藩等人，心潮澎湃。身后，是他呕心沥血、一手拉起的数千淮勇子弟兵；前方，是风云诡谲、强敌环伺的上海滩。他知道，此一去，再无退路，成败荣辱，皆系于己身。
汽笛长鸣，巨大的明轮搅动着浑浊的江水。轮船缓缓离开安庆码头，顺流而下，劈波斩浪。李鸿章回望渐渐远去的安庆城和城头飘扬的湘军大旗，心中默念着恩师的嘱托，眼神却已坚定地投向了东方——那决定他个人命运，也将在未来数十年深刻影响中国国运的冒险之地：上海。
船行迅速，穿越了太平军控制的核心水域。得益于悬挂的外国旗帜和洋轮的威慑力，沿途虽有惊扰，但未遭大规模拦截。这支诞生于江淮大地、搭乘着西方蒸汽轮船的新军，正以一种极具象征意义的方式，跨越地理与时代的阻隔，驶向近代化战争与外交的最前沿。李鸿章和他的淮军，即将在黄浦江畔，开启一段波澜壮阔而又毁誉参半的历史征程。
四月的上海，春雨绵绵，带着一丝料峭的寒意。黄浦江上，几艘悬挂着米字旗、星条旗的庞大洋轮缓缓靠岸，喷吐的黑烟与江面的薄雾交织，遮蔽了外滩那些刚刚拔地而起的、气派的西式建筑轮廓。
码头上，早已聚集了一群人。有戴着高筒礼帽、手持文明棍、眼神带着好奇与审视的洋人商贾和外交官；有身着绸缎马褂、神色复杂、既盼援军又难掩失望的上海本地官绅（如吴煦、杨坊等）；还有闻讯赶来看热闹的市民，以及穿着深蓝色制服、装备精良、站得笔直的华尔洋枪队士兵，他们嘴角挂着毫不掩饰的轻蔑笑意。
当轮船的跳板放下，淮军士兵开始鱼贯而下时，码头上瞬间爆发出压抑不住的哄笑声和窃窃私语。
“天哪！这就是曾大帅派来的救兵？”
“快看他们的打扮！破衣烂衫，草鞋布袜，这…这是叫花子吧？”
“那兵器！锈迹斑斑的大刀片子，几杆破鸟铳，还有竹矛？这能打仗？给长毛送菜还差不多！”
“啧啧，看那脸色，土里土气的，怕是连电灯都没见过吧？”
“哼，就凭这些泥腿子，也想解上海之围？我看曾大帅也是黔驴技穷了！”
洋人的报纸迅速给这支新来的军队起了个刻薄而形象的绰号——“the beggars’ Army”（叫花子军）。这个称号像长了翅膀一样，迅速传遍了整个上海滩，成了街头巷尾的谈资和笑柄。
淮军士兵们听不懂洋文，但能从那些洋人、买办乃至一些衣着光鲜的本地人眼中，读出毫不掩饰的鄙夷和嘲弄。他们大多来自安徽淮北农村，习惯了泥土和汗水，何曾见过如此繁华的都市、如此奇装异服的洋人？面对林立的高楼、轰鸣的机器、光滑如镜的马路，许多人显得手足无措，眼神中充满了茫然和自卑。身上的粗布号褂、打着补丁的绑腿、沾满泥泞的草鞋，与周围西装革履、长裙曳地的景象形成了触目惊心的对比。他们扛着的武器更是寒酸：锈迹斑斑的劈山炮、老掉牙的抬枪、磨损严重的鸟铳、甚至还有不少士兵手持削尖的长竹矛！与洋枪队士兵锃亮的米尼步枪、整齐划一的蓝色制服、擦得发亮的皮靴相比，简直是两个世界的存在。
连李鸿章本人下船时，也感受到了这股扑面而来的轻视。上海道台吴煦、负责筹措饷械的买办杨坊等人虽然表面恭敬，但眼神深处的疑虑和不信任难以掩饰。租界的洋人领事更是态度倨傲，言语间只关心这支“泥腿子”军队会不会破坏租界的“秩序”和“体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