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室里，恒温恒湿的环境中弥漫着淡淡的樟木香气。程远戴着白手套，小心翼翼地展开一卷刚完成修复的宋代海图残卷——绢布边缘虽有磨损，但墨线依然清晰，从泉州湾蜿蜒向西的航线用朱砂勾勒，沿途标注的“笔架山”“白茅港”“三佛齐”等地名，如同一串跨越时空的坐标，串联起南宋航海者的探索轨迹。
“根据钮仲勋先生的研究，《郑和航海图》属于针路图系统，而这个系统的源头可追溯至宋代，”程远指着残卷上“丁未针三十更抵三佛齐”的墨书注记，笔尖轻轻划过绢布，“徐兢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记载‘若晦冥，则用指南浮针，以揆南北’，证明宋代已将罗盘用于航海，针路图随之诞生。这卷残卷经碳十四检测，年代为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年），比《郑和航海图》早近三百年，是目前发现最早的针路图实物。”
林珊操控着高倍光谱扫描仪，将残卷的细节逐一录入系统。屏幕上，残卷的绘制特征被放大：“笔架山”以三角轮廓勾勒，山体线条简洁有力，如同从海面仰望的实景；“白茅港”则用半月形曲线表示港湾，内侧标注“可泊舟五十”，画法生动直观。“这种写景式绘法，与《郑和航海图》中‘大横琴岛’‘南汇嘴’的对景图如出一辙，”林珊指着扫描图中的细节，“你看残卷上‘双屿门水道’的标注，用虚线表示航道，旁注‘水深三丈，避东侧暗礁’，这种实用信息的标注方式，在《郑和航海图》中被进一步完善，如‘官屿溜用庚酉针一百五十更抵木骨都束’的注记，不仅有针位、更数，还补充了‘夜观北极星七指’的牵星数据。”
郑海峰则将残卷上的地名与《诸蕃志》《岛夷志略》等文献对照，发现“三佛齐”“占城”“兰里”等地名在后续文献中均有延续，且位置标注逐步精准。“宋代海图的地名体系为《郑和航海图》奠定了基础，”他翻出元代汪大渊的《岛夷志略》，“汪大渊记载三佛齐‘控扼南海之咽喉’，而这卷残卷已将其标注为‘诸国往来必泊之所’，到《郑和航海图》时，更是详细绘制了三佛齐港的码头布局，可见地理认知是代代积累的。”
负责修复残卷的陈阿婆今年78岁，是泉州陈氏海商的后裔。她捧着残卷，指腹轻轻摩挲着“白茅港”的字样，眼中泛起泪光：“我爷爷曾跟我说，清末民初时，我们陈家的商船还照着祖传的‘老海图’走南洋，图上也有‘白茅港’‘笔架山’这些名字。当时我还不信，现在看到这卷宋图，才知道祖先的海图原来是有传承的。”程远握住陈阿婆的手，轻声说：“这卷残卷不仅是文物，更是航海智慧的‘基因密码’，您家族的故事，正是这份传承的鲜活见证。”
南京图书馆的特藏部里，阳光透过雕花窗棂，洒在泛黄的古籍上。程远团队围着展柜中的《武备志》明代善本，目光聚焦在卷二百四十收录的《郑和航海图》上——这是目前保存最完整的明代版本，与清代抄本、英国牛津大学藏本、日本内阁文库藏本存在诸多关键差异。
“《郑和航海图》原名《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是手卷式形制，”程远指着善本中折叠的海图，“明末茅元仪编纂《武备志》时，为适配书本版式，将其改为分页折叠的书本式，共20页，从南京宝船厂至东非木骨都束，航线连贯。但我们对比发现，清代抄本在复刻时，误将‘龙涎屿至锡兰山’段的7条针路注记遗漏，而这7条针路正是理解郑和西洋航线的关键。”
林珊将善本与牛津大学藏本的高清扫描件投影在屏幕上，逐一对比细节：“善本中‘宝船厂至长江口’段的方位为上南下北，与实际航行视角一致，方便船员对照海岸线定位；而牛津藏本为了符合西方地图‘上北下南’的习惯，将这段方位强行修改，导致航线与海岸线错位。比如善本中‘江阴县’标注在长江北岸，与实际地理位置相符，牛津藏本却将其画在南岸，明显失真。”
欧阳宗明则专注于善本中的“对景图”研究。海图中“大横琴岛”的对景图旁，用小字标注“从西南方视，山形如横琴”，下方还画有简易的等高线，示意山体坡度；“南汇嘴”的对景图则标注“潮落时可见浅滩，红草覆盖”，这些细节在其他版本中均被简化。“这些对景图是古代的‘实景导航图’，”欧阳宗明解释道，“船员在海上看到相似山形，就能对照海图确定位置。善本保存的28幅对景图，比其他版本多了6幅，其中‘古里港灯塔’的对景图，详细绘制了灯塔的层数和顶部的了望台，为研究明代航海设施提供了唯一实物依据。”
在拍摄善本中“忽鲁谟斯”段的海图时，一名年轻研究员因操作失误，碰倒了展柜旁的台灯，强光瞬间直射在海图上。程远反应迅速，立刻扑上前关闭台灯，并用事先准备好的遮光布覆盖展柜。“古海图的墨料含朱砂和松香，对强光敏感，长时间照射会导致墨色褪色、绢布脆化，”他额头渗着汗珠，检查海图无异常后才松了口气，“幸好我们提前制定了应急方案，否则这处‘忽鲁谟斯港针路注记’可能就毁了——这可是研究郑和抵达波斯湾的关键证据。”随后，团队调整拍摄方案，改用冷光源LEd灯，照度控制在50勒克斯以内，确保文物安全。
“海探七号”穿越马六甲海峡，停靠在苏门答腊西北端的布腊斯岛——根据《郑和航海图》注记，这里正是“龙涎屿”，因盛产龙涎香得名，也是郑和船队“自苏门答腊往西洋”的重要补给站。程远站在岛上的古码头遗址前，手里捧着《郑和航海图》的复刻本，图上“龙涎屿东南有暗礁，用壬丙针十更抵锡兰山”的标注，在阳光下与眼前的海域形成清晰对照。
“《郑和航海图》的针路和更数不是凭空绘制的，而是船员实际航行的总结，”程远指着海图上的航线，“我们用现代航海软件测算，从龙涎屿到锡兰山的直线距离约1200海里，明代‘一更’约合60里（30海里），‘十更’正好是300海里，考虑到航线需绕开暗礁，实际航程与‘十更’基本吻合，证明海图的准确性。”
郑海峰的团队操控“海眼-4000”多波束声呐，对龙涎屿东南海域进行扫描。屏幕上，一处长约500米的暗礁群清晰显现，位置与海图中“龙涎屿东南暗礁”的标注完全一致。“暗礁顶部最浅处仅3米，刚好是古代帆船的吃水深度，若不绕行必触礁，”郑海峰兴奋地说，“这就是海图注记‘避东南暗礁’的原因，也证明郑和船队确实在此处积累了航行经验。”
随后，考古队在古码头遗址的泥沙中展开发掘。欧阳宗明的探铲触到一块坚硬的石质构件，清理后，一块刻有“永乐七年，郑和舟师过此，用壬丙针往锡兰山”的明代石碑露出全貌——碑体为花岗岩材质，文字为楷书，落款处还有“内官监造”的印记。“碳十四检测显示，石碑的年代是1409±3年，正好是永乐七年，与郑和第三次下西洋的时间吻合，”欧阳宗明用软毛刷清理碑面，“这是《郑和航海图》针路的直接实物证据，说明海图的标注是对实际航行的记录。”
方美怿则在码头旁的货栈遗址中，发现了大量明代青花瓷残片。其中一片碗底刻着“永乐年制”款识，青花料为苏麻离青，胎土是景德镇高岭土，与泉州“清和号”沉船出土的瓷器完全一致；还有一片瓷盘上绘着龙涎香的图案，旁题“龙涎屿所产”。“这些瓷器是郑和船队的贸易品或补给物资，”方美怿用光谱仪检测，“瓷片的分布范围从码头延伸至内陆300米，证明龙涎屿不仅是停靠点，还是船队的物资中转站，与海图中‘龙涎屿可停泊、补淡水’的注记相符。”
在货栈遗址旁的墓葬区，考古队发现了一具单人墓葬。骸骨蜷缩侧卧，右手仍保持着握笔的姿势，身旁放着一个残破的罗盘和一本用棉纸写的《航海手记》残页。手记上用墨笔写着：“永乐七年，随船队过龙涎屿，补淡水三桶、椰子百枚，夜观北极星，定壬丙针，明日往锡兰山。”法医对骸骨进行检测，发现其年龄约30岁，牙齿磨损严重，牙结石中残留着椰子、咸鱼和高粱的成分，腰椎有明显的劳损痕迹。“这位水手应该长期从事航海工作，”法医分析道，“他的骸骨和手记，印证了《郑和航海图》记载的航线是真实的航行轨迹，也让我们看到了船队普通成员的生活细节。”
“海探七号”抵达斯里兰卡西南海岸的科伦坡港——《郑和航海图》中的“锡兰山”，也是郑和西洋航线中连接印度半岛与东非的关键中转港。程远站在科伦坡的古灯塔遗址前，手里捧着《郑和航海图》，图上“锡兰山港用庚酉针二十更抵古里”的针路注记，与遗址出土的明代文物相互印证，勾勒出600年前的航海图景。
“《郑和航海图》对锡兰山的地理认知，比前代文献有显着突破，”程远指着海图上的标注，“元代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中仅记载锡兰山‘产红宝石、蓝宝石’，对港口和航线的描述极为简略；而《郑和航海图》不仅标注了‘锡兰山港’‘宝石山’‘淡水河’三个关键地点，还详细注记‘锡兰山港内水深五丈，可容百船’‘宝石山在港东十里，山中有矿洞’，甚至标注了‘灯塔山’的位置，可见航海者对当地地理的了解已非常深入。”
林珊的团队在古灯塔遗址展开发掘，发现了一座明代砖石结构的灯塔基座。基座呈八角形，边长1.5米，中心残留着木质灯柱的痕迹，基座外侧刻着“永乐十二年，郑和督造”的字样。“灯塔的建筑风格与南京龙江船厂的明代官式建筑一致，”林珊测量着基座尺寸，“根据残存的构件推测，灯塔原高约10米，顶部装有油灯，夜间可指引船只入港，这与《郑和航海图》中‘锡兰山有灯塔，夜见灯光可入港’的注记完全吻合。”
欧阳宗明则在科伦坡古港的贸易市场遗址中，有了更惊人的发现：一枚明代“永乐通宝”铜钱与一块波斯银币并排埋在泥沙中，铜钱边缘有明显的流通痕迹，银币上刻着波斯萨法维王朝的印记。“‘永乐通宝’是郑和船队携带的货币，波斯银币则是阿拉伯商人的常用货币，”欧阳宗明分析道，“两者出土位置相近，证明锡兰山港是东西方贸易的枢纽，船队在此与阿拉伯商人交换商品，这也解释了《郑和航海图》为何将锡兰山列为重要中转港——它不仅是航线节点，更是贸易中心。”
方美怿还在市场遗址的窖穴中，发现了一批明代瓷器和香料。瓷器包括青花瓷碗、青瓷盘，部分瓷碗上绘着斯里兰卡佛教图案，显然是为当地市场定制；香料则有胡椒、檀香、龙涎香，经检测，胡椒来自斯里兰卡南部的马塔拉地区，与《郑和航海图》中“锡兰山南部产胡椒”的注记相符。“这些文物证明，郑和船队的贸易并非单向输出，而是根据当地需求调整商品，”方美怿说，“这种‘定制化’贸易，体现了《郑和航海图》背后对不同地区地理、文化、经济的深入认知。”
斯里兰卡中央文化基金会的考古学家阿肖克，带着一本祖传的《锡兰山航海日志》来到考古队。日志用僧伽罗文和中文混合书写，封面已泛黄，但字迹清晰，记载了明代永乐年间，他的祖先——一位名叫维克拉玛的斯里兰卡向导，协助郑和船队绘制锡兰山段海图的经历：“永乐十二年，郑太监至锡兰山，命吾指引港口水道，标注暗礁位置。吾告以‘港西三里有浅滩，潮落时可见’，太监大喜，命人绘图记录，赐吾瓷器十件。”
阿肖克翻到日志的中间页，指着一幅手绘的锡兰山港地图：“你看，这幅图上的‘灯塔山’‘淡水河’位置，与《郑和航海图》完全一致，只是画法更简略。我的家族世代相传，这幅图是郑和船队的画师根据吾祖的指引绘制的。”程远接过日志，仔细对比地图细节，感慨道：“这就是《郑和航海图》的魅力——它不是一人一时的创作，而是中外航海者共同智慧的结晶。你的祖先和郑和船队的合作，正是古代海洋文明互鉴的生动体现。”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举办“古海图异同——从宋代到明代的航海智慧”特展。展厅内，宋代残卷、《郑和航海图》明代善本、清代《西南洋各番针路方向图》并置展出，通过全息投影技术，将三张海图的航线、标注、绘法逐一对比，直观呈现中国古海图的传承与演变。程远站在展台前，向参观者详细解读三者的异同。
“首先看相同点，核心在于‘传承性’，”程远指着全息投影中重叠的航线，“第一，针路标注体系一致。宋代残卷的‘丁未针三十更抵三佛齐’，与《郑和航海图》的‘庚酉针一百五十更抵木骨都束’，均采用‘针位+更数’的格式，其中‘针位’对应罗盘二十四向，‘更数’表示航程，这种标注方式被后世海图一直沿用。第二，地物绘法一脉相承。两者均采用写景式画法，如宋代残卷的‘笔架山’画成三角轮廓，《郑和航海图》的‘大横琴岛’绘成对景图，都追求‘所见即所画’，方便船员对照实景定位。第三，地名分类标准相同。宋代残卷将地名分为‘山名’‘港名’‘水道名’三类，《郑和航海图》在此基础上细化为‘山名、水域名、港湾名、航道名、岛屿名、礁石名’等六类，分类逻辑完全一致。”
“再看不同点，这些差异体现了‘发展性’，”程远切换投影画面，展示三张海图的细节对比，“第一，内容丰富度的突破。宋代残卷仅标注30个地名，覆盖范围限于南海至东南亚；《郑和航海图》标注了约500个地名，其中外域地名300个，覆盖南海、印度洋、阿拉伯海、红海至东非海岸，地理范围扩大了十倍以上。同时，《郑和航海图》还新增了水深注记（如‘此处水深三丈’）、牵星数据（如‘北极星七指’）、航行注意事项（如‘避沙塘浅’），这些信息在宋代海图中完全缺失，大幅提升了海图的实用性。”
“第二，导航技术的整合，”程远指着《郑和航海图》中的牵星注记，“宋代海图仅依赖罗盘和陆标导航，而《郑和航海图》将‘针路’‘牵星术’‘陆标对景’三种导航技术结合。比如‘官屿溜至木骨都束’段，既标注‘庚酉针一百五十更’的针路，又注记‘夜观北极星七指’的牵星数据，还绘制了‘木骨都束山’的对景图，三种技术相互印证，确保航行精准。这种“多技术整合”的导航模式，是宋代海图无法企及的——宋代船员在阴雨天仅能依赖罗盘，夜航则靠星象推测，容错率远低于明代。”
“第三，方位表示的灵活性，”程远展开宋代残卷的方位示意图，“宋代海图采用固定的‘上北下南’方位，无论航线如何转向，地图方位始终不变，船员需频繁换算视角，极易出错；而《郑和航海图》根据航线走向动态调整方位：‘宝船厂至长江口’段为‘上南下北’，与船员顺江而下的视角一致；‘长江口至马六甲海峡’段改为‘上北下南’，适配远洋航行的全局视角；‘孟加拉湾至东非’段又调整为‘上东下西’，方便观察印度洋季风方向。这种‘以航线为中心’的方位设计，完全服务于航海实用需求，是对宋代固定方位模式的颠覆性突破。”
“第四，地理认知的深度，”程远引用《诸蕃志》与《郑和航海图》的记载对比，“宋代赵汝适在《诸蕃志》中，对东非的描述仅为‘层拔国在西南海上，产象牙、生金’，模糊不清；而《郑和航海图》不仅标注了东非的‘木骨都束’‘不剌哇’‘竹步’三个港口，还详细注记‘木骨都束港有淡水河，可补给水’‘不剌哇产龙涎香，交易用瓷器’，甚至绘制了东非海岸的礁石分布——这种对远海地区‘港口-资源-地形’的系统性认知，是宋代航海者从未达到的高度。”
特展现场，一位从事现代航海工作的观众提问：“《郑和航海图》没有精确的经纬度和数学基础，为何能支撑远洋航行？”程远笑着走到互动屏幕前，调出《郑和航海图》“古里至忽鲁谟斯”段的针路：“它靠的是‘实践经验的量化记录’。你看，‘古里用辛戌针二十更抵忽鲁谟斯’，这里的‘辛戌针’（285°）是无数次航行验证的最优航向，‘二十更’（约1200里）是精确测算的航程；再结合‘夜观北极星六指’的牵星数据，三者形成‘方位-距离-天体高度’的三角验证体系，虽无经纬度，却比宋代的‘估算航行’精准得多。这就像老水手的‘手感’，虽无理论公式，却源于千次航行的经验沉淀。”
另一位中学生观众好奇地问：“为什么《郑和航海图》的海陆比例不一样？比如中国海岸画得很大，东非却很小。”程远指着海图中的中国海岸段解释：“这是‘实用优先’的绘制原则。宋代海图也有类似特点，但《郑和航海图》更极端——船员对中国海岸熟悉，需详细标注港口、暗礁，所以比例放大；东非海岸相对陌生，只需标注关键港口和航线，比例自然缩小。这种‘详近略远’的画法，看似不符合现代地图规范，却能让船员快速找到关键信息，是古代航海图的智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