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洪流在暗礁与漩涡中奔涌，看似坚固的砥柱，往往在内部开始崩裂。过去数年的冲突与积怨，如同地底运行的岩浆，终于在这一时期寻找到脆弱的缝隙，喷薄而出，灼伤了一个又一个强大的躯体。
少梁大捷的余晖尚未散尽，晋国绛都的上空却已被肃杀的秋意笼罩。赵盾的权柄如日中天，其目光所及，已容不下任何可能遮挡阳光的阴影。老臣栾枝，这位历经文、襄、灵（或当前君主）三朝，曾独撑南线、德高望重的最后一位军方元老，因其子栾盾在少梁之战后流露出的不满言论，成为了赵盾必须清除的目标。
清算来得迅速而冷酷。赵盾并未直接指责栾枝，而是授意亲信罗织罪名，指控栾盾“暗通秦使，怨望国政，意图不轨”。证据自然是“确凿”的——几次酒后狂言被刻意记录、放大，与秦国边境将领某些正常的礼节性往来被扭曲为密谋。
朝堂之上，赵盾面无表情地将“罪证”公之于众。满朝文武，噤若寒蝉。病榻上的栾枝闻讯，挣扎欲起，却呕血不止。他知道，这并非针对其子，而是赵盾对旧贵族势力最后的、也是最彻底的清算。
“赵孟（对赵盾的尊称）……”栾枝气息奄奄，面对前来“探视”的赵盾，浑浊的老眼直视着他，“老夫一生，于晋国无愧。今日之势，成王败寇，夫复何言？只望……莫要绝我栾氏祭祀……给晋国……留一分元气……”
赵盾沉默片刻，缓缓道：“栾叔之功，盾不敢忘。然国法如山，栾盾之罪，不容宽宥。栾氏其余人等，可保无恙。”
是夜，栾府被甲士包围。栾盾不愿受辱，拔剑自刎。其门下宾客、党羽被牵连者数十人，或死或逃。曾经与赵氏并肩而立、支撑晋国霸业的栾氏一族，就此凋零。消息传出，晋国旧族人人自危，公室更加形同虚设。晋侯听闻栾枝呕血而亡、栾盾伏诛，在宫中三日不食，唯有长叹。赵盾借由此事，将晋国军政权柄，彻底牢牢握于一己之手，再无任何内部力量可以制衡。晋国，已成为赵氏之晋。
夫椒之战的虎头蛇尾，以及背后复杂的政治权衡，让孙武对吴国的前景产生了深深的失望与疏离。他毕生追求的兵道，在于“全胜”与“庙算”，在于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战略利益。而如今，吴国的战略愈发被伍子胥的个人仇恨和阖闾的急躁情绪所左右，朝堂上，以伯嚭为代表的谄媚逢迎之风也开始抬头。
一日朝会，商议未来方略。伍子胥再次强烈主张积聚力量，务必尽快彻底消灭越国。伯嚭则察言观色，提出可先巩固淮泗，结交齐、鲁，待时机成熟再南北并举，话语间暗指伍子胥过于偏执。
孙武静立良久，待众人争论稍歇，他出列向阖闾深深一揖，声音平静而坚定：“大王，臣本布衣，蒙大王不弃，委以军国重任。然臣才疏学浅，近年尤感力不从心。夫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今吴国外有强楚窥伺，内有越患未除，齐晋环视，实非再度大举兴兵之良机。臣之谋略，已难合时宜。恳请大王允臣卸甲归田，潜心修习兵道，以终残年。”
举殿皆惊。阖闾愕然，再三挽留。伍子胥亦出言劝阻。但孙武去意已决，言辞恳切而决绝。他深知，他的存在已无法改变吴国日益偏离的航向，甚至可能因意见相左而卷入未来的政治漩涡。
最终，阖闾见难以挽回，只得厚赐金帛，准其归隐。孙武飘然离去，不知所终，只留下一部蕴含其毕生智慧的《孙子兵法》，以及吴国军中无尽的惋惜与一个巨大的权力空白。
孙武一去，伍子胥虽仍掌军事，但少了最重要的战略制衡与盟友。伯嚭凭借其机巧和逢迎，愈发得到阖闾信任，开始更多地参与军政决策。吴国的朝堂，失去了冷静的北极星，开始在仇恨与功利的风浪中摇摆。
蒍贾死后，楚国王廷陷入激烈的权力争夺。最终，出自楚国最大世族“若敖氏”的斗椒（字子越），凭借其家族的雄厚势力和个人的强悍作风，击败其他竞争者，登上了令尹之位。
斗椒其人，勇武过人，性情刚猛暴烈，与其族先辈、那位以智慧着称的令尹子文截然不同。他上台后，全面推翻蒍贾的休养政策，主张强硬对外。他一面加强对吴国的边境压力，一面积极干预郑、宋等中原事务，试图重新夺取晋国衰落留下的霸权空间。
然而，斗椒的专横跋扈也迅速激化了与楚王及其他贵族（如蒍氏、屈氏残余力量）的矛盾。楚王深感大权旁落，若敖氏一族“其族大，其怨多”，已严重威胁到王权。
公元前613年秋，矛盾彻底爆发。楚王联合对若敖氏不满的贵族，密谋削夺斗椒的权力。不料消息泄露，斗椒先发制人，悍然率领若敖氏私兵，于鄀都发动叛乱，围攻王宫。
“楚王无道，听信谗言，欲害功臣！我若敖氏世代忠良，岂能坐以待毙！”斗椒于宫门外怒吼，挥军猛攻。
王宫守卫拼死抵抗，鄀都陷入一片火海与厮杀。这场楚国顶级大族与王权之间的内战，惨烈异常。最终，凭借王宫禁军的殊死战斗以及其他贵族援军的陆续抵达，叛乱被勉强镇压下去。斗椒战死，若敖氏一族几乎被屠戮殆尽，只有极少数族人侥幸逃脱。
这场“若敖氏之乱”虽然以王权的惨胜告终，但对楚国的打击是毁灭性的。最大的世族被连根拔起，意味着楚国依靠世族支撑的统治体系出现了巨大的空洞。楚王虽然保住了王位，但国力大损，威信扫地，短期内再也无力对外争雄。楚国，在经历了郢都陷落、子玉蒍贾相继去世后，又遭此内乱重创，真正陷入了自春秋以来最虚弱的低谷。
吴国孙武归隐、楚国陷入内乱的消息相继传到会稽，勾践与文种、范蠡相视，皆从对方眼中看到了难以抑制的兴奋。
“天赐良机！”文种抚掌，“吴失孙武，如虎去其爪牙！楚国内乱，无力北顾，亦难牵制吴国。此时，正是我越国暗中发展的绝佳时机！”
范蠡补充道：“不仅如此。吴国伯嚭，贪财好货，可从此人身上着手。”
勾践眼中寒光一闪：“范大夫之意是？”
“行间！”范蠡低声道，“可精选珍玩美女，密遣巧言善辩之士，重金贿赂伯嚭。不需他立刻为我越国做事，只需其在吴王与伍子胥面前，时常为我越国美言，淡化我越国威胁，离间吴国君臣即可。此谓‘养痈遗患’，待其势成，一击可破！”
勾践当即采纳。越国一方面加紧内政建设，训练士卒，另一方面，一条无形的、淬毒的暗线，悄然伸向了吴国的权力中枢。勾践的隐忍，开始从内部的励精图治，转向对外部敌人的主动渗透与腐蚀。
董狐的竹简，记录下了这三年间倾覆的砥柱与涌动的暗流：
“周匡王五年（前614），晋栾枝卒，其子栾盾以罪诛，栾氏衰。吴孙武请归，隐。六年（前613），楚令尹斗椒以若敖氏叛，攻王宫，败死，若敖族灭。越王勾践阴遣使赂吴太宰伯嚭。”
栾枝、孙武、斗椒，这些曾经或支撑一国，或影响天下格局的人物，相继以不同的方式退出舞台。他们的离去，标志着旧的力量格局彻底瓦解。晋国赵氏独大，吴国失去战略平衡，楚国元气大伤，唯有越国在暗处悄然滋长。天下大势，在血与火的荡涤后，正朝着一个更加未知，也更加残酷的战国时代，加速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