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业十一年，岁在乙亥，对于匍匐在大隋王朝最后的余晖下的亿万黎庶而言，是浸透了血泪与绝望的一年。连年的征伐、无休止的徭役、层叠不穷的苛捐杂税，早已榨干了民间的最后一丝膏血。户口逃亡者十之五六，荒野白骨累累，而啸聚山林的“盗贼”则如雨后的蝗虫，剿之不尽，扑之复起。面对这糜烂至极、几乎失控的局势，深居九重的隋帝杨广，非但没有反思绥靖，反而下达了一道堪称荒谬的诏令：强制百姓尽数迁入城内居住，田地就近分配，并要求自郡县以至驿亭、村坞，皆需修筑城堡，试图以这种坚壁清野、画地为牢的方式，来禁锢已然沸腾的民怨，维系那摇摇欲坠的统治。这道诏令如同最后一根稻草，压垮了无数本就艰难求生的家庭，流离失所者不计其数，烽火反而在更为广阔的土地上蔓延开来。
上谷，贼帅王须拔悍然自称“漫天王”，立国号“燕”，公然与隋室分庭抗礼；魏刀儿则号“历山飞”，部众拥十余万，北连突厥以为奥援，南寇燕赵之地，铁蹄所至，州县震恐。卢明月再度聚拢十万之众，寇掠陈、汝，声势复炽。而在城父，一个名叫朱粲的小小县佐史，因罪亡命，竟也聚众起事，自称“迦楼罗王”，其部众号“可达寒贼”，凶残暴虐尤甚，转掠荆、沔及山南诸郡县，所过之处，竟行屠灭之策，鸡犬不留，唯余白地，其行径令人发指。大隋的版图之上，已是千疮百孔，烽烟四起。
然而，对于志得意满、仍沉浸在“四夷宾服”幻梦中的杨广而言，大业十一年，更是其帝王尊严被践踏得体无完肤的一年。
八月，杨广不顾国内糜烂，再次巡游北塞，意图向突厥展示天朝威仪。初八，行驾正逶迤于塞外雄浑而苍凉的山川之间，一场巨大的危机骤然降临，突厥始毕可汗亲率骑兵数十万，如草原上骤起的风暴，意图突袭天子车驾！幸得嫁与突厥的隋室宗女义成公主，心向故国，冒险抢先遣使告变。
十二日，惊惶失措的车驾如同丧家之犬，仓皇驰入雁门郡城。十三日，突厥铁骑便如乌云压城，将雁门围得水泄不通。城中君臣上下，惶怖不可终日，匆忙间拆毁民屋以充守御之具。雁门城中兵民十五万，存粮仅能支撑二十日。更可怕的是，雁门郡所属四十一座城池，在突厥疾风骤雨般的攻势下，竟被接连攻陷三十九座，唯余雁门、崞县（由齐王杨暕率后军驻守）苦苦支撑。
突厥集中兵力，对雁门发起一波猛似一波的急攻，流矢甚至射到了杨广的御座之前！这位平素威严莫测、刚愎自用的帝王，此刻竟吓得魂飞魄散，抱着幼子赵王杨杲失声痛哭，双目尽肿，哪还有半分天子气度？
危难之际，群臣意见纷纭。左卫大将军宇文述劝皇帝挑选数千精锐骑兵，冒险溃围而出；纳言苏威则坚决反对：“据城坚守，我方尚有余力；轻骑突围，正是突厥所长。陛下乃万乘之尊，岂可轻蹈险地！”民部尚书樊子盖也泣血劝谏：“陛下若乘危侥幸，一旦狼狈失据，追悔何及！不如据坚城以挫其锐气，同时坐镇征调四方兵马入援。陛下若能亲抚将士，明告不再征讨高丽，并厚悬赏格，必能人人自奋，何愁危局不解！”
内史侍郎萧瑀（皇后萧氏之弟）更是献上关键之策：“突厥习俗，可贺敦（可汗之妻，此处指义成公主）可参与军谋。义成公主既以帝女身份和亲，必依仗大国为援。若遣一使者告知困境，即便无益，也无大损。再者，将士们此刻最担忧的，是陛下脱困之后，又会重启辽东之役。若陛下能明发诏书，宣告赦免高丽、专讨突厥，则众心安定，必能人自为战！”
虞世基也趁机劝说加重赏格，并下诏停止辽东之役。走投无路的杨广，不得不一一采纳。他亲巡城防将士，许下重诺：“努力击贼！若能保全，凡在行阵者，勿忧富贵，朕必不使有司弄刀笔克扣尔等勋劳！”随即下令：“守城有功者，无官直接授予六品官，赐帛百段；有官者依次超级进阶！”使者往来慰劳，相望于道。一时间，守军士气大振，昼夜拒战，死伤虽众，却顶住了突厥的猛烈攻势。
二十四日，诏令天下募兵，守令竞相赴难。在这纷至沓来的援军中，有一个年仅十六岁的少年，他就是太原留守李渊的次子：李世民。他应募隶属屯卫将军云定兴麾下，敏锐地洞察到敌我形势，向云定兴献策：“始毕敢举兵围天子，必是断定我仓促间无法组织大军救援。我军应昼则广布旌旗数十里不绝，夜则钲鼓相应，制造疑兵，使虏寇误判我救兵大至，必望风遁去。否则，彼众我寡，若其全军来战，我军必不能支。”云定兴采纳其议。同时，杨广也秘密遣使向义成公主求救。公主得讯，依计遣使告始毕可汗“北边有急”。恰在此时，东都及诸郡援军也已抵达忻口。
九月，十五日，在各种因素作用下，始毕可汗终于解围而去。杨广派人侦察，见山谷空旷，已无胡马，这才惊魂稍定，遣两千骑兵追击，至马邑，俘获突厥老弱二千余人而还。一场险些颠覆帝国中枢的巨大危机，总算侥幸度过。但经此雁门之围，杨广的帝王威严扫地，内心的恐惧与猜忌也愈发深重。
与杨广的“龙困浅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李渊的“鱼入大海”。
此前，李渊被任命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承制黜陟选补郡县文武官，并负责征发河东兵讨捕群盗。这一任命，如同将猛虎放归山林，赋予了李渊在山西、河东地区极大的军政权力。他行至龙门，便遇贼帅母端儿来犯，李渊沉着应战，亲自射杀数十人，一举破敌，展现出不俗的军事才能，初露锋芒。
而在十二月，民部尚书樊子盖受命征讨绛郡贼帅敬盘陀等人。樊子盖手段酷烈，不分善恶，自汾水以北，将村坞尽数焚毁，对投降的贼众也一律坑杀。如此暴行，非但未能平息匪患，反而激得百姓怨愤滔天，更加紧密地聚拢为盗，局势愈发不可收拾。
杨广见状，只得下诏以李渊替代樊子盖。李渊一改樊子盖的酷烈作风，对来降者，皆引置左右，推诚以待。由是贼众闻风，纷纷归降，前后达数万人。其余党羽则散入他郡。李渊此举，不仅迅速稳定了河东局势，更在无形中收揽了人心，积蓄了力量，为他日后晋阳起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困一兴，一天子一臣子，在这大业十一年的岁末，命运的轨迹已悄然分野。北方的突厥之患暂解，但帝国根基的崩塌声，已愈发清晰可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