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在床上昏睡了一天一夜。我守在旁边，几乎没合眼，每次听到一点动静都会惊跳起来，手里下意识地去摸那根靠在床边的棒球棍。院子里那摊黑灰还在，风一吹就动一下，像某种不散的阴魂。
第二天傍晚，母亲终于悠悠转醒。她眼神先是茫然，随即被巨大的恐惧攫住，猛地抓住我的手：“那东西……那东西……”
“没了，”我反握住她冰凉粗糙的手，尽量让声音平稳，“妈，它没了。被我打散了。”
她愣愣地看着我，浑浊的眼睛里泪水涌了出来，顺着深刻的皱纹蜿蜒而下。她没再问细节，只是死死攥着我的手，仿佛一松开我就会消失。那种劫后余生的战栗，在我们母子之间无声地传递。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默默收拾着残局。我找来木板，勉强把撞碎的院门修补好。地上的裂痕无法抹去，就用泥土粗略填平。院子里那摊黑灰，我铲了起来，走到村外的河边，远远抛进了湍急的河水里。看着灰烬被浑浊的河水卷走、吞噬，心里那根紧绷的弦，似乎才稍微松动了一丁点。
村子里的气氛也变得怪异。没人来串门，也没人问我家院门怎么了。只有偶尔，我能从路过院墙外的村民眼中，看到一种混合着敬畏、恐惧和疏离的眼神。他们大概听到了那晚的动静，看到了破碎的院门，再加上后山石兽断角的消息不胫而走，一种无声的流言在村里蔓延。我和母亲，仿佛成了两个带着不祥印记的人。
铁柱和狗娃，我儿时的玩伴，在我回来的这些天，一次也没出现过。
又过了两天，母亲的身体稍微好些了，能下床走动。她坐在院子里晒太阳，眼神却总是空洞地望着后山的方向。
“妈，我该回城里了。”我收拾着简单的行李，说道。工作不能再拖，而且，这个村子，我也一刻都不想多待。
母亲身体微微一颤，转过头看我，张了张嘴，最终只是叹了口气，低声道：“走吧……走了好……走了干净。”她站起身，步履有些蹒跚地走进里屋，拿出一个用红布缝制的小小的三角形东西，塞进我手里，“拿着，庙里求的……虽然……唉，戴着吧，图个心安。”
那符箓带着淡淡的香火味，布料很新。我捏在手里，点了点头，塞进了贴身的衣兜。我知道，这或许没什么用，但这是母亲唯一能做的了。
临走前，我又去了一次后山。
不是去那座荒庙。而是在能望见庙门的山坡上停了下来。
夕阳给荒废的庙宇和那只残缺的石兽镀上了一层凄艳的橘红色。断角的石兽沉默地立在暮色里，比之前少了些许狰狞，却多了一种难以言说的诡异和空洞。它还在那里，但里面那个“东西”，确实已经不在了。
山风吹过，带着晚秋的凉意。我站了一会儿，转身下山，没有再回头。
回到城里，生活似乎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班，下班，吃饭，睡觉。但有些东西，彻底变了。
我开始惧怕过于安静的环境，尤其害怕听到类似“嗒……嗒……”的滴水声或者脚步声。夜里必须开着灯才能入睡，一点轻微的响动都会让我惊醒，冷汗涔涔地摸向枕边——那里，一直放着那根从老家带回来的棒球棍。
它成了我床头不可或缺的摆设，冰冷的金属质感能让我在惊醒的瞬间确认自己还活在现实。同事问我怎么放根棍子在床边，我只笑笑说防身。他们不会懂。
偶尔，在深夜里，半梦半醒间，我仿佛还能闻到那股若有若无的、混合着淤泥和焦糊气味的腥臭。还会猛地坐起，心脏狂跳，觉得床边的阴影里，立着一个模糊的、缺失了独角的轮廓。
但每次打开灯，那里都空无一物。
我知道，那东西或许真的消失了。可它带来的寒意，它在我生命里撕开的那道口子，已经和那段被篡改、被诅咒的童年记忆缠绕在一起，深深地烙进了我的骨头上，融进了我的血液里。
每个月，我都会给母亲打电话。她的声音渐渐恢复了平静，但绝口不提那件事，也不问我在城里的生活细节，只是反复叮嘱我“好好吃饭，注意安全”。我们都心照不宣地回避着某个核心的恐惧。
那根棒球棍，一直立在我的床头。
它提醒着我，有些禁忌，一旦触碰，代价远超想象。也提醒着我，那个生我养我的村庄，它的泥土之下，不仅仅埋藏着庄稼的根系。
窗外的城市霓虹闪烁，彻夜不息。
我躺在灯光下，闭上眼睛。
黑暗中，仿佛又能看到那座荒庙，看到那只断角的石兽，在月光下，沉默地咧着嘴。
风穿过破败的窗棂。
呜咽作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