押运车停下的时候，天刚蒙蒙亮。
晨雾还没散，像一层轻纱盖在市局地下车库的铁门上，空气里混着湿气和淡淡的机油味。我推开车门，脚踩到地上时膝盖有点发麻——这一路跑了十一个小时，山路颠簸得厉害，信号断了好几次，中途还被查了三回，神经一直绷得紧紧的。冷风从通道口吹进来，刮得脖子一凉，我不由自主缩了缩肩膀。
赵勇跟在我后面下车，走路还是有点瘸。他左腿上的伤是三个月前那次行动留下的，爆炸后他冲进火场背出了两个人，自己却被砸伤了。医生说恢复得不错，但他走起路来总带着点滞涩，像是身体还记得疼。可他从没喊过一声累，也没提过要休息。自从我们接手“回声计划”这个案子，他就再没真正松过一口气。
李悦走在最后，怀里抱着一个密封箱。箱子不大，但看着就很重，外壳是防磁合金做的，上面贴着一张泛黄的标签：“AN-186-K7”。字迹被高温烤得微微卷边，边缘还有焦黑的痕迹，好像曾经烧过一样。她手臂轻轻抖了一下，马上调整姿势，把箱子抱得更稳了些。她一向话不多，做事干净利落，可今天眉心微皱，眼神沉得不像平时。
我们三个一路沉默，穿过两道安检门。第一道是普通的金属探测，第二道就复杂多了——虹膜扫描、指纹验证、心跳比对，一层接一层。证据中心的安保级别特别高，毕竟这里存的不只是物证，更是六段差点被人抹去的人生。
我把硬盘交到技术科那个年轻女警手里。她戴着无尘手套，接过设备后立刻放进真空舱，再连上内网系统。一边操作一边低声报出编号：“AN-186-K7，接收人：陈默；移交单位：特别调查组；时间戳：06:43。”屏幕闪了几下，数据录入完成，跳出绿色的确认框。
我在交接单上签下名字，笔尖顿了顿。这不是普通的签字，而是一种承诺——对死者的交代，也是给活着的人一个答案。
“这批数据不能经手第三人。”我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尤其是加密部分，优先交给李悦处理。”
她点点头，没多问。在这个级别的案件里，信任就是不说破的秘密。有些问题不该问，也无人能答。
我们转身离开，走廊灯光惨白，映在光滑的地砖上，拉出三道影子，长长短短地拖在地上。我的影子最长，斜斜地伸向电梯口，像一道没解开的谜题。
会议室在七楼东侧，常年照不到阳光，窗帘半拉着，只透进一丝微弱的晨光。桌上堆着前两天的案卷，几张打印纸散乱摊开，上面全是红笔圈画和潦草批注。角落里放着个咖啡杯，杯底残留着干涸的褐色痕迹，也不知道是谁忘了拿走。
我打开笔记本，调出六名受害者的生理参数表。心率、血压、脑电波、睡眠周期……这些数字背后曾是一个个真实的生命。现在它们只是冰冷的曲线，在屏幕上无声起伏。
赵勇倒了杯热水坐下，左手撑着桌角，右手轻轻揉着腿上的绷带。他没说话，只是盯着屏幕一角的照片——那是Z-1生前最后一张监控截图，一个穿灰色夹克的男人蹲在救助站门口抽烟，侧脸模糊，只有右耳上的疤痕清晰可见。
“先从身份查起吧。”我说，“他们不是凭空消失的，一定有来路。哪怕社会忘了他们，我们也得把名字找回来。”
李悦坐在靠窗的位置，插上便携终端，开始拆解K-7主机里的日志文件。她的手指飞快敲击键盘，屏幕上滚过一串串代码，绿色字符像小溪一样流淌。但她眉头一直没松，反而越皱越紧。
“档案被清过三次以上。”她终于开口，声音很轻，“原始户籍信息全删了，连备份服务器都被物理销毁。剩下的只有生物特征和脑波记录。”
我盯着那份脑波图谱。a波异常活跃，δ波持续低振幅波动，说明这些人长期处于浅睡或意识模糊状态。这绝不是自然现象，而是人为干预的结果。
“那就用脑波反推。”我说，“公共监控库里有没有匹配的人？”
她摇头：“普通人不会频繁出现在摄像头下，尤其是这类人。他们是‘看不见’的——没有固定住址，不用手机支付，不坐公交，连医院都不去。除非……他们曾经被收容过。”
空气一下子安静下来。
赵勇抬起头，声音沙哑：“城南那个救助站，三年前关停的那家？我记得当时报过失踪协查，名单上有几个名字后来再也没出现过。”
“就是它。”我翻开平板，调出一张模糊截图，“代号Z-1的男人，曾在那儿出现过一次，穿灰色夹克，右耳有旧伤。据目击者说，他是半夜来的，身上有酒味，说是工厂裁员租不了房，只能来这儿凑合一晚。”
李悦立刻接入市局影像库，设定筛选条件：时间范围锁定三年前冬季，体貌特征为男性、三十至四十岁、右耳疤痕、常穿深色外套，活动区域集中在城南老工业区周边。系统开始自动检索，进度条缓慢爬升。
半小时后，一段十秒的录像跳了出来——画面晃动，像素粗糙，但足够辨认：一个男人蹲在铁门前抽烟，烟头明明灭灭，脸侧对着镜头，耳朵上的疤痕清清楚楚。
“是他。”我盯着画面，心跳猛地一沉，“再查这家救助站的背景。”
赵勇拨通分局档案室电话，申请调取社会组织备案资料。等的时候，他低声问我：“你说这些人是怎么被盯上的？为什么偏偏是他们？”
我望着窗外渐渐亮起来的天空，缓缓说：“不是随机的。他们是社会上看不见的人。没地址，没亲人联系，丢了也不会有人报案。这种状态最容易被人利用——就像垃圾一样，没人捡，也没人管，谁都可以悄悄拿走。”
李悦突然出声：“查到了。这家机构名义上是民间公益组织，叫‘暖阳之家’，实际出资方是一家叫‘恒源物流’的公司。而这家公司，十年前注册时的法人代表，是周雄的堂弟。”
我和赵勇对视一眼，心里同时一沉。
“又是猛虎帮。”赵勇冷笑一声，拳头不自觉攥紧，“打着救助的旗号抓人，转手就送进地下实验室做人实验。真是好手段。”
“不止是抓人。”我点开Z-1的轨迹图，把他人生的关键节点列出来：工厂裁员→租房到期→街头流浪→进入救助站→失联。“你看他的生活线：失业、流离、求助、被骗、囚禁。每一步都在往下掉，没人拉他一把。等到走投无路，随便一个‘好心人’递来的饭盒，都能让他跟着走。”
李悦听着，手指慢慢停下，目光落在那一行行断裂的时间轴上。
“所以‘回声计划’选中他们，不是因为他们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他们……已经被这个世界放弃了。”她说，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
没人接话。
窗外传来早班警员的脚步声，皮鞋敲地的声音由远及近，又渐渐走远。有人笑着聊昨晚的球赛，有人抱怨咖啡机坏了。日常的喧嚣透过玻璃传进来，和屋内的沉重形成鲜明对比。
我走到白板前，拿起笔，画了一条向下的斜线。在线底端写下三个字：Z-1。
“失业、流离、收容、诱骗、囚禁。”我一边写一边说，“这不是一个人的命运，是五个受害者的共同路径。第六个信息不全，但从脑波来看，也是长期营养不良、严重缺乏维生素的状态。”
赵勇盯着那条线看了很久，忽然问：“你是不是想查更多？”
“我想知道，全市还有多少这样的人。”我说，“那些没名字、没地址、没人关心的流浪者，会不会已经有下一个被盯上了？他们可能正睡在桥洞下，蹲在便利店门口啃冷馒头，而某双眼睛已经在暗处标记了他们。”
李悦抬头，眼神坚定：“我可以做个模型，用低保记录、救助站登记、医院急诊流浪病人台账做交叉分析，筛出高风险人群——连续三个月没领补助、无固定住所、多次露宿公园或车站的，列为一级预警对象。”
“不只是筛。”我补充道，“我们要建预警机制。一旦发现符合高危特征的人，就自动推送给辖区派出所核实，安排临时安置，必要时启动心理干预。”
赵勇皱眉：“可这不是刑警队的事。咱们管破案，不管安置。”
“但如果不管，他们就会变成下一个实验品。”我指着白板，“我们抓了周雄，毁了据点，可只要还有人在黑暗里爬行，这种事就不会停。犯罪不会停止，只会换目标。”
李悦轻声说：“昨天夜里，我翻了一遍所有受害者的脑波日志。他们在昏迷期间，大脑反复播放同一段记忆——不是痛苦的画面，不是刑具，也不是恐惧的表情。是家人的脸，是吃饭的桌子，是小时候上学的路。他们在梦里拼命抓住这些，好像只要记得，就不算彻底没了。”
她顿了顿，声音有点抖：“他们不是不想活，是没人告诉他们还能活。”
会议室安静下来。墙上的钟指向七点十八分，秒针滴答作响，像在数着时间的重量。
我拿起笔，在白板空白处郑重写下一句话：“不是他们选择了犯罪，是系统遗忘了他们。”
赵勇沉默片刻，掏出手机拨了个号：“我联系老城区片警，让他们调最近半年辖区内露宿人员登记表。另外，我去趟民政局，看看能不能拿到近三年救助名单。”
李悦也重新戴上耳机，开始编写数据比对程序。她的屏幕分成三块，一边跑身份匹配算法，一边接入城市监控网，第三块正在生成一份公开寻亲公告的模板。
“我把六个人的照片脱敏处理后发出去。”她说，“面部细节模糊化，保留基本轮廓和衣着特征，配上简短描述。也许有人在找他们。”
我没反对。有时候一张脸，就能唤醒一段被埋葬的关系。一个母亲看到相似的身影，会想起多年未归的儿子；一个妹妹认出哥哥常穿的夹克，便会报警追问下落。希望不在宏大叙事里，而在某个深夜刷手机的瞬间。
八点整，第一批数据结果出来了。除了Z-1，另一名受害者L-9曾在城东精神病院短暂登记过，身份证明是伪造的，监护人栏填的是空号。入院记录显示，他自称“头痛、记忆混乱”，但拒绝治疗，三天后自行离开。
“又是假信息。”赵勇咬牙，“这些人连病都看不起，只能被塞进私人诊所，一步步骗进陷阱。等他们神志不清了，就成了‘自愿参与者’。”
我盯着L-9的名字，忽然想起什么：“照片背后写着‘记忆清洗完成，待移植’。他们在清除记忆之前，会不会做过心理评估？留下过谈话记录？”
李悦立刻搜索关键词：“心理访谈”“记忆提取”“情感锚点”。二十分钟后，她在一份加密附件里找到一段音频残片——格式损坏严重，音质破碎，但仍能分辨出是个女人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
“我不想忘……我还记得我女儿五岁生日那天，我给她买了红裙子……她说妈妈你是世界上最美的仙女……我还记得她笑着扑进我怀里……求你们别把我带走……我还记得……我还记得……”
录音到这里中断，只剩下电流杂音，滋滋作响，像呜咽。
李悦关掉文件，眼圈有点红。她摘下耳机，低头整理袖口，动作很慢，像是在压抑某种情绪。
“我们拿回来的不只是证据。”我说，“是六条差点被抹掉的人生。他们的记忆曾被当作垃圾删除，而现在，我们要一件件捡回来。”
赵勇站起来，抓起外套：“我现在就去民政局。你俩继续挖，有任何新线索随时叫我。”
门关上后，脚步声渐行渐远。
李悦看着我，声音很轻：“你觉得，我们能阻止下一个吗？”
我望向窗外。阳光终于穿透云层，洒在对面大楼的玻璃幕墙上，反射出一片金光。
“不一定。”我说，“但我们至少现在，知道了该往哪儿看了。”
她点点头，继续低头敲键盘。
我坐回椅子，翻开一本纸质档案，是Z-1的初步调查报告。纸页泛黄，边角卷曲，像是从旧箱子里翻出来的。我一页页往下看，手指划过一行小字：“最后一次领取失业金日期：三年前十一月十七日。此后无任何社保缴纳记录。”
笔尖停在这句话上。
我拿出钢笔，在本子上写下：“真正的正义，不止于审判罪恶，更在于不让无辜者滑向深渊。”
就在这时，李悦的终端突然发出提示音，清脆而急促。
一条新消息跳出：
【脑波匹配成功】
L-9真实姓名：徐文芳，原籍临川县，育有一女，二零一九年报案失踪，父亲已故，母亲失联。
备注：其女现年十二岁，由外祖母抚养，家庭经济困难，曾申请司法援助未果。
我猛地站起身，心跳骤然加快。
“找到了。”我说，声音有些发抖，“她不是编号，她叫徐文芳。”
李悦抬起头，眼中泛起泪光。
我们终于，把她找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