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二年(1127年)五月初,应天府(今河南商丘)。这座位于汴京东南不过数百里的城池,此刻成为了残宋势力最后的希望所在。城内外弥漫着一种混杂着悲痛、惶惑与微弱期盼的复杂情绪。从北方不断传来的噩耗——二帝北狩、汴京遭掠、宗庙倾覆——像沉重的铅块压在每个人心头,但一缕微光,也正悄然于此凝聚。
这缕微光,便是康王赵构。他是徽宗第九子,钦宗之弟,也是“靖康之变”中极少数的幸运者——此前曾被作为人质送往金营,却因故被遣返,后又奉命外出募兵,奇迹般地躲过了汴京陷落和被俘北去的厄运。此刻,他成了赵宋皇统仅存的最具合法性的继承人。
一、 残垣中的冠冕
应天府的南京鸿庆宫,远不及汴京皇宫的万一,殿宇略显破败,但在今日,却承载着重建社稷的重任。五月初一,天色阴沉,仿佛苍天亦在为这破碎的山河垂泪。宫门前,从各地赶来的文武官员、军将代表,以及自发聚集的士民,人人面色凝重,目光都聚焦在那扇缓缓开启的宫门上。
赵构在宗泽、张俊等将领及部分文臣的簇拥下,步出宫门。他年仅二十一岁,面容清癯,眉宇间带着与其年龄不符的沉重与惊悸。靖康年间的种种,尤其是作为人质在金营的短暂经历,在他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他望向台下黑压压的人群,看到的是无数双饱含血泪、期盼他擎起这面将倾大厦的眼睛。
没有繁琐的仪仗,没有盛大的乐章。典礼在一种近乎悲壮的肃穆中进行。祭祀天地、禀告宗庙(虽宗庙已远在沦陷的汴京)的仪式被尽可能简化。当那顶在仓促间备好的天子冠冕被戴到赵构头上时,他感到的不是君临天下的喜悦,而是如山崩般压下的责任与恐惧。
他改元“建炎”,意在取“建”立秩序,以“炎”宋火德克金之寒。诏书宣读完毕,台下群臣与军民山呼“万岁”,声音嘶哑却带着一种破釜沉舟的决绝。赵构,此刻起成为了宋高宗,南宋王朝的第一位皇帝。然而,这顶在残垣断壁间加冕的皇冠,从一开始就浸透着“国破家亡”的悲凉与“避敌南迁”的争议。
二、 李纲拜相
新朝初立,百废待兴,首要之事便是确定执政班底,明确国是。在众多呼吁中,一个名字被反复提及——李纲。这位在第一次汴京围城时力挽狂澜的硬骨头,虽被钦宗罢黜,但其威望与能力,在此时显得尤为珍贵。
赵构对李纲的感情是复杂的。他深知李纲是擎天之才,但也忌惮其刚直强硬、力主抗金的姿态,这与他内心深处对金人的恐惧以及希图苟安的想法有所抵牾。然而,此刻民心士气皆系于抗金复国,他不得不顺应时势。
建炎元年六月,诏书下达,任命李纲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即右相)。当风尘仆仆的李纲从南方赶到应天府陛见时,赵构亲自出宫门迎接,执手涕泣:“朕常恨靖康中不能复用卿,以至于此!今日中兴大业,非卿不可!”
李纲风骨依旧,并未因皇帝的礼遇而沾沾自喜,他即刻切中时弊,上了一封长达数千言的《十议书》,系统阐述了他的治国方略:
1. 议国是: 坚决反对割地求和,主张“战、守、避”三者结合,但核心是战与守,将恢复中原定为不可动摇的国策。
2. 议巡幸: 认为应暂驻襄、邓等战略要地,以示不忘故都,激励士气,反对直接远遁江南。
3. 议赦令: 主张严肃法纪,对张邦昌等僭逆附金者明正典刑,以肃清朝廷。
4. 议僭逆: 坚决要求处置伪楚皇帝张邦昌。
5. 议伪命: 清算那些接受金人伪职的官员。
6. 议战: 整顿军制,在黄河、江淮沿线设置帅府,委任重臣,积极防御。
7. 议守: 加固战略城池,训练民兵,实行坚壁清野。
8. 议本政: 改革中央官制,提高行政效率。
9. 议责成: 明确将帅、地方长官职责,赋予其相应权力。
10. 议修德: 建议皇帝修身克己,励精图治,收揽天下人心。
这《十议》如同一剂猛药,意图彻底扭转北宋末年以来的颓靡之风。赵构虽表面上全部采纳,但内心对其中严厉清算、坚决抗金的部分,尤其是处置张邦昌(他曾与赵构有旧,且其称帝实为被迫),已生出迟疑与不满。
三、 宗泽守汴
与李纲在中央统筹全局相呼应的,是老将宗泽在地方的苦心经营。李纲深知开封的战略意义和象征意义,极力推荐时年已近七旬的宗泽为东京留守,知开封府。
宗泽受命于危难之际,当他抵达满目疮痍的汴京城时,看到的是断壁残垣,饿殍遍野,盗匪横行,金兵游骑不时出没。他没有气馁,立刻以铁腕手段整顿秩序,肃清内匪,修筑城防。同时,他以其巨大的个人威望和真诚的态度,广泛联络、收编活跃在黄河南北的义军。
王善的“河东忠义军”、丁进的“八字军”、杨进的“太行忠义社”……这些原本各自为战、甚至被朝廷视为“匪寇”的武装力量,在国破家亡的关头,被宗泽一一招抚,汇聚在“抗金复宋”的大旗之下。他坐镇开封,如同一块磁石,吸引了无数渴望复仇的忠勇之士。很快,他麾下聚集了百万义兵,战马数千匹,将原本岌岌可危的开封,经营得铁桶一般,成为插在金军南下道路上的一颗坚硬钉子。
宗泽接连不断地上疏高宗,详细汇报防务情况,并恳切请求皇帝尽快回銮汴京,以系天下之心,鼓舞士气,主持北伐大计。他坚信,只要皇帝归来,登高一呼,四方劲旅云集,恢复旧疆指日可待。他的奏疏言辞恳切,充满了老臣的赤诚与名将的远见。
四、 暗流涌动
然而,新生的建炎朝廷内部,远非铁板一块。以御营司都统制王渊、内侍省押班康履为代表的一批近臣,以及因拥立有功而受宠的武将如张俊等人,敏锐地察觉到了高宗内心对金兵的恐惧和对安逸的渴望。他们逐渐形成了一个主张“暂避兵锋”、“南巡吴越”的集团。
他们不断在高宗耳边吹风:
“陛下,汴京距金虏太近,实为险地,万一有失,宗社何托?”
“李相公主战过激,恐再引来金人主力,届时局面不可收拾。”
“东南财赋充盈,足以立国,且长江天堑,可保无虞…”
这些言论,深深契合了赵构潜意识里的退缩之意。他对宗泽那些慷慨激昂的还都请求,开始感到压力与不耐烦,往往以“方今粮饷未集,兵力未充”、“俟条件稍备,即当还都”等理由敷衍推脱。
李纲在朝中,既要面对恢复千头万绪的艰难国事,又要与这股日益强大的投降妥协势力进行斗争。他力主处死张邦昌,最终虽得以执行,却加剧了与妥协派的矛盾。他规划部署的防御体系,也因高宗的犹豫和妥协派的掣肘,而难以完全展开。
建炎元年的这个夏天,南宋王朝在应天府草草成立。它像一株在废墟上艰难萌发的幼苗,一方面拥有李纲、宗泽这样力图中兴的栋梁,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其根基深处,已然埋下了“避战求和”的种子。南渡的船,已经起锚,只是航向是北上抗敌,还是偏安一隅,仍在激烈的争夺与摇摆之中。帝国的命运,系于这微妙的平衡之上。
(第六卷 第十九章 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