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荒历，三皇时代落幕逾百年，人族部落联盟经少昊治世，已在黄河中下游流域站稳根基，部落炊烟绵延千里，田垄间五谷初成，渔猎与农耕并行的生计模式，让族群人口较伏羲、神农时期翻了三倍有余。然彼时人族尚无精准历法，春耕秋收全凭祖辈口传的星象草木经验，若遇天象异常，轻则作物歉收，重则部落迁徙，颛顼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少昊手中接过了人皇之位，也接过了“定天时、安民生”的重担。
颛顼继位之初，便亲率族中长老踏遍人族聚居之地。在姜水流域的神农旧部，他见农人们因误判播种时节，将粟种播在霜未消的田地里，幼苗刚冒尖便被冻僵；在黄河东岸的东夷部落，渔人们因不知潮汐与星辰的关联，数次在大潮来临时被困浅滩，损失惨重。回到都城穷桑（注：依洪荒人族部落设定，穷桑为少昊、颛顼时期人族核心聚居地，位于古黄河下游平原）的当晚，颛顼立于部落议事的土台之上，望着头顶漫天星辰，指尖无意识地划过腰间由女娲亲赠的蛇纹玉璧——那是三皇传承的信物，玉璧上隐现的星痕，似在无声提醒他：人族要兴，必先解“天时”之困。
次日清晨，颛顼便传下号令，在穷桑城外开辟“观星台”。此台并非后世砖石所砌，而是以洪荒特有的“息壤”夯筑，高约九丈，台面平整如镜，可容纳数十人同时观测。他从各部落召集了三类人：一是擅长辨星的“星师”，多为伏羲时期便传承下来的老者，能识北斗、辨日月轨迹；二是熟悉草木物候的“农师”，知晓桃李开花、蝉鸣蛙叫与时节的关联；三是擅长记录的“书师”，以兽骨、竹简为载体，将每日观测所得一一记录。鸿蒙宗的玄空大长老听闻此事，特意派了两名源初弟子前来相助，带来了龙宇道尊亲手绘制的“简易星图”——图上标注了二十八宿的大致方位，以及日月运行的周期性轨迹，这成了颛顼定历的关键基石。
观星工作始于仲春，彼时北斗七星的斗柄指向东方，颛顼命星师们每日辰时（注：依洪荒人族对时辰的初步划分，辰时为日出后两刻）记录斗柄方位，申时（日落前两刻）观测太阳在西山的落点，同时让农师们记录田间作物的生长状态——粟苗的高度、豆叶的数量、麦穗的抽穗时间，皆被详细刻在竹简上。起初，观测团队常因天气受阻：阴雨天看不见星辰，沙尘暴会掩盖太阳轨迹，颛顼便亲自主持修订“补测之法”——若某日无法观测，则以前后三日的轨迹推算，再结合物候验证，确保数据不缺。
这般观测持续了整整十二个月。当斗柄再次指向东方时，书师们将所有竹简汇总，竟堆满了半间议事房。颛顼召来星师、农师与源初弟子，共同梳理数据：从首次观测到斗柄回归原位，共计三百六十个昼夜。期间，太阳共在南北回归线间移动两次（后世称“回归年”），草木经历了“生、长、荣、枯”四序，河水有两次汛期、两次枯水期。源初弟子对照龙宇的星图，发现这三百六十日的周期，恰与二十八宿的运行周期相合——角宿初现于东方地平线，到再次初现，正是三百六十日。
“若以三百六十日为一年，当如何划分时节？”颛顼手指竹简上的“物候记录”，向众人发问。星师们提议依北斗斗柄指向分四季：斗柄东指为春，南指为夏，西指为秋，北指为冬，每季九十日。农师们则补充：春季当设“启蛰”（后世惊蛰）、“春分”，提醒播种；夏季设“夏至”、“暑至”（后世小暑），提醒灌溉；秋季设“秋分”、“霜至”（后世霜降），提醒收割；冬季设“冬至”、“寒至”（后世小寒），提醒储粮。颛顼采纳了两方建议，将一年分为四季，每季九十日，共三百六十日，又在每季中选定两个关键“节气点”，作为人族生产生活的指引。
历法初成之日，颛顼亲自登上观星台，向全族人宣告：“自今日起，人族有历！一年三百六十日，分春夏秋冬四季，每季九十日。春播、夏耕、秋收、冬藏，皆依此历而行！”台下族人欢呼雀跃，农人们捧着粟种，激动地相互转告“明年再也不会误了播种”；渔人们则将潮汐与节气的关联刻在木桨上，以备出海时查看。玄空大长老听闻历法定成，特意从昆仑虚送来“测时沙漏”——以洪荒特产的“流金沙”制成，沙漏流尽为一个时辰，助人族更精准地掌握时间，这也让颛顼的历法从“观星定年”向“计时定日”迈进了一步。
然颛顼并未满足于此。他发现，三百六十日的历法虽能指导日常生产，但每过三年，便会出现“节气滞后”的现象——比如本该在春分播种的作物，若仍按原历播种，会因实际气温偏低而生长缓慢。源初弟子想起龙宇道尊曾提过的“岁差”概念，便向颛顼解释：“天地运行并非绝对规整，三百六十日与真正的‘天地周期’（后世回归年约365.24天）略有偏差，需每三年增补五日，方能让历法与天时相合。”颛顼当即命人记录“补日之法”，规定每三年在年末增设“岁余日”，此五日不属四季，用于族人祭祀天地、欢庆丰收，既补历法之缺，又凝聚族群人心。
颛顼定历的消息很快传遍洪荒。天庭的昊天天帝特意派仙使送来“星纹玉圭”，玉圭上刻有精确的日月轨迹，以示对人族历法的认可；女娲娘娘则亲至穷桑，见人族依历法耕作，田垄整齐、仓廪充实，不禁感叹：“伏羲启人族之智，神农授人族之食，颛顼定人族之时，三皇之功，足以撑人族万载基业！”就连隐居在万寿山五庄观的镇元子，也托弟子送来人参果幼苗，言“历法定，则农兴；农兴，则人旺，此果当赠人族，助其繁衍生息”。
此后，颛顼命书师将历法刻在巨大的石碑上，立于穷桑、姜水、黄河东岸等十处人族核心部落，供族人随时查看。他还挑选聪慧子弟，让其学习观星、推算之法，组成“历官”团队，代代传承历法修订之责。这套“一年三百六十日”的历法雏形，虽不如后世五帝时期的“十二月置闰”精准，却为华夏历法奠定了根基——从神农时期的“草木记时”，到颛顼的“星辰定年”，人族首次摆脱了对自然物候的单纯依赖，以天地运行规律为依据，开启了“顺天应时”的文明新阶段。
若干年后，颛顼的继任者帝喾，在其历法基础上增设“小月”，将一年细化为十二个月；再到尧、舜时期，羲和、常羲观测日月运行，最终确立“一岁十二月，置闰月以正四时”的制度，而这一切的起点，皆源自颛顼在穷桑观星台上，那三百六十个日夜的坚守与推算。当后世黄帝部落的历官将颛顼历法收录入《黄帝内经》下卷，存于鸿蒙宗藏经阁时，玄空大长老在批注中写道：“颛顼定历，非仅定天时，实定人族兴之根基——知天时者，方知进退；知进退者，方能长久。”
颛顼深知历法若仅存于石碑、流于“历官”之手，终难惠及偏远部落。彼时人族聚居地已从黄河中下游向南北延伸，北至燕山脚下的游牧部落，南达长江流域的渔耕族群，这些部落或因山川阻隔，或因语言差异，对“三百六十日历”知之甚少。于是他亲率一支“传历队”，携刻有历法的竹简、绘制的星图，踏上了巡游之路。
传历队首站便是燕山脚下的“燕部”。此部落以游牧为生，靠观察草木枯荣判断迁徙时机，曾因误判寒冬降临，导致半数牛羊冻毙。颛顼亲自为燕部族人讲解：“斗柄北指时，寒冬至，需提前将牛羊赶至背风山谷；斗柄东指时，春草生，可迁回草原放牧。”他还让星师在燕部搭建简易观星台，教族人辨识北斗七星——这是最易观测的星象，即便在草原夜色中，也能凭斗柄指向判断时节。燕部族长握着颛顼递来的星图竹简，眼眶泛红：“此前迁徙全凭运气，如今有了历法，族人再也不用受冻饿之苦！”
向南行至长江流域的“江部”，情形又有不同。江部族人以捕鱼、种稻为生，对河水涨落的时间极为敏感。颛顼发现，江部的“稻作周期”与黄河流域的粟作周期相差两月——黄河流域春播秋收，江部则因气候温暖，冬播夏收。他当即命书师修订局部历法，在江部的竹简上注明“斗柄南指时，江水解冻可播种；斗柄西指时，稻穗成熟当收割”，并结合江水汛期规律，补充“春汛前需加固堤坝，秋汛后宜修补渔网”的指引。江部族人依此调整农事，当年稻子收成便比往年多了三成，族长特意将新收的稻米装满陶罐，作为礼物赠予颛顼，称其为“人族的‘天时引路人’”。
巡游途中，颛顼还遇到了一个棘手问题：部分部落仍信奉“巫祝断时”，认为历法是“冒犯天地的人造之物”，不愿接受。在淮水流域的“淮部”，巫祝当着族人的面，将传历队带来的竹简扔在地上，宣称“时节由天神掌控，凡人推算皆是虚妄”。颛顼并未动怒，而是邀巫祝一同登上观星台。连续七日，他与巫祝一同观测斗柄方位、记录太阳轨迹，当第七日傍晚，斗柄恰好如历法所测般指向西方，且田间粟穗正如“霜至”节气描述的那样开始泛黄时，巫祝终于低头：“人皇所定之历，合天地规律，是我愚钝，误了族人。”此后，淮部不仅主动学习历法，还派巫祝加入传历队，以“巫祝身份”向其他部落讲解历法的合理性，让更多人放下疑虑。
历经半年巡游，“三百六十日历”终于传遍人族主要部落。回到穷桑时，颛顼带回的不仅是各部落的感谢之物，更有一份“历法修正录”——记录了不同地域的物候差异、星辰观测偏差。他召来星师、农师与源初弟子，以这份修正录为依据，对历法进行首次增补：在“四季九十日”的基础上，为南北部落分别标注“地域时差”，比如北方部落“寒至”比南方早十五日，南方部落“启蛰”比北方早十日；同时新增“物候对照表”，将不同地域的草木、鸟兽变化与节气对应，让人族无论居于何处，皆能依历行事。
源初弟子将这次增补的历法抄录成册，送往昆仑虚鸿蒙宗。玄空大长老见后，特意前往起源殿向龙宇道尊禀报。龙宇立于殿中，手持历法竹简，望着殿外虚无之海的微光，缓缓道：“颛顼此举，看似是修历，实则是在‘统人族之心’。历法同，则时序同；时序同，则生产同；生产同，则族群认同感生——这才是人族大兴的关键。”随后，龙宇命玄空将这份“增补历法”存入藏经阁，并特意标注“人族首部跨地域历法”，还取来一块“定星玉”，命玄空转赠颛顼，此玉能感应星辰轨迹，可辅助修正历法偏差，为人族后续修订历法提供助力。
颛顼收到定星玉时，正值人族秋收时节。他亲自带着定星玉登上观星台，当玉面映出的星辰轨迹与历法推算完全吻合时，台下族人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那一日，穷桑部落举行了盛大的“祭历仪式”，族人将新收的五谷、捕获的猎物摆上祭台，祭拜天地的同时，也感谢颛顼为族群定下“天时之规”。仪式上，颛顼手持定星玉，对全族人说：“此历非我一人之功，是星师的观测、农师的验证、各族的协力，更是道尊与鸿蒙宗的相助。往后，历法官需代代相传，随天地变化修正历法，让我人族永远‘顺天时而兴’！”
自颛顼定历后，人族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稳定发展期。黄河流域的粟田连成一片，长江流域的稻田郁郁葱葱，游牧部落的牛羊数量翻倍，部落间因“误判时节”引发的冲突大幅减少。更重要的是，“三百六十日历”成了人族的“文化纽带”——无论部落语言、习俗有何不同，只要提及“春分播种”“冬至储粮”，便能达成共识。这种共识，为后来黄帝统一人族部落、定百家姓、立华夏根基，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若干年后，颛顼年迈，将人皇之位传予帝喾。传位时，他除了移交女娲亲赠的蛇纹玉璧，还将那本“增补历法”、定星玉与观星台的观测记录一并交付。帝喾接过这些“天时之证”，在颛顼的注视下，登上观星台，望着与当年相同的北斗七星，暗下决心：要在颛顼历法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时节，让人族的“天时之学”更上一层。而此时的鸿蒙宗藏经阁中，玄空大长老正提笔在《人族历法发展史》中写道：“颛顼定三百六十日历，是为人族‘知天’之始；自此，人族不再是被动顺应自然的族群，而是能以智慧洞察天地规律，借天时之力谋生存、图发展的文明——此乃颛顼对人族最大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