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五年的雨季，南方的雨下得黏腻，像浸了水的棉絮，缠在身上卸不掉，把整座城市泡得发潮，连空气里都飘着股若有若无的霉味。“金剪子发廊”守在市中心写字楼的底商，落地玻璃窗擦得能照见人影，冷白色的灯光从里面透出来，和隔壁咖啡馆飘出的焦糖香、斜对面酒吧震出的鼓点凑在一起，把这条街的夜晚烘得既精致，又透着股生人勿近的疏离。
阿美坐在化妆镜前，正往嘴唇上补口红。她用的是支正红色，膏体在唇峰上转了两圈，原本有些苍白的嘴唇立刻亮起来，像刚从枝头摘下来的红樱桃，艳得能滴出汁水。三十岁的她，留着一头大波浪卷发，深棕色的发梢挑染了几缕金，灯光扫过的时候，泛着细碎的光，像撒了把碎金。身上穿的是黑色吊带裙，外面套着件米色小西装，把腰肢裹得细细的，臀线也显出来——和当年在青瓦镇“靓影发廊”里穿洗得发白的粗布衬衫时比，简直是两个人。当年的阿美像株没长开的狗尾巴草，瘦得露骨；现在的她倒像朵开得正盛的夜来香，浑身都透着股熟透了的风情。
“阿美姐，12号桌的陈先生等你呢，指定要你做造型。”学徒小敏跑过来，手里还攥着半块没吃完的馒头，声音怯生生的，带着点讨好的颤音。这姑娘刚从乡下出来，看阿美的眼神里，既有敬畏，又藏着点想模仿的羡慕。
阿美站起身，指尖理了理西装下摆的褶皱，踩着五厘米的高跟鞋“噔噔噔”走到12号桌。陈先生已经坐在理发椅上了，穿件熨帖的白衬衫，领口系得一丝不苟，金丝眼镜后面的眼睛，笑的时候眯成一条缝，却总透着股算计的热。他是做金融的，每周三准来，每次都点阿美，嘴里挂着的话翻来覆去就两句：“阿美姐手艺好”“阿美姐比那些小姑娘有味道”。
“陈先生，今天还是离子烫？”阿美笑着问，声音里带着点恰到好处的热络，不远不近——像给客人梳头发时的力道，既顺了毛躁，又不会扯疼头皮，这是她在“金剪子”练了三年的本事。
陈先生从镜子里抬眼看她，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着：“嗯，再染个色，就你发梢那金，显年轻。”他的目光扫过阿美的腰，又很快移开，像块烧红的铁，碰一下就烫。
阿美拿起剪刀，“咔嚓咔嚓”地剪起来。碎头发落在蓝色围布上，像撒了把碎雪。陈先生的话多，从股市的K线图聊到刚上映的美国大片，又扯到隔壁咖啡馆的新蛋糕。阿美偶尔应一声“是嘛”“挺好的”，手里的剪刀没停——她早练就了“左耳进右耳出”的本事，客人要的不是倾听，是陪衬，是那种“被重视”的错觉。
“金剪子”比当年青瓦镇的“靓影发廊”高档得不是一星半点。墙面是刷得雪白的硅藻泥，家具是原木色的，墙上挂着几幅抽象画，角落里摆着几盆绿萝，叶子油亮。空气里飘着林老板娘选的柑橘香薰，甜丝丝的，却总盖不住藏在缝隙里的疏离——不像桂英姐的“靓影”，虽然乱，却有股子烟火气，桂英姐的大嗓门、张婶的唠叨、阿明身上的机油味，混在一起都是暖的。
林老板娘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留着干练的短发，每天穿不同的名牌套装，指尖夹着烟，说话像打算盘：“我们做服务的，要让客人舒服。怎么舒服？既要留住他们的人，也要留住他们的心。”阿美懂这话的意思——心是什么？是客人愿意为你多花钱，愿意在收工后绕路送你，愿意在酒吧里为你点一杯“蓝色妖姬”。
自从五年前在县城剪掉那一头栗色卷发，阿美就没再回去过。她辗转了三个城市，最后落在这座南方的城，进了“金剪子”。她学了离子烫、陶瓷烫，考了高级理发师证书，染了时髦的头发，画了精致的妆，把自己裹成了一个“高级发廊女”的壳。那些年的心动——阿明的冰棒、强哥的发卡，早被她像剪坏的头发一样，丢进了垃圾桶。她现在信的是手艺，是钱，是能让她在这座陌生城市租得起高档小区的底气。
收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雨还在下，淅淅沥沥的，打在玻璃上，像有人用手指轻轻敲。阿美收拾好工具，刚推开玻璃门，就看见陈先生靠在一辆黑色轿车旁，手里攥着把黑伞，伞柄是真皮的，亮得反光。
“阿美姐，这么晚了，我送你回去。”他笑着，牙齿很白，眼神里的热比在发廊里更浓，像要把她吞下去。
阿美盯着那把伞，犹豫了几秒，还是点了头。在这座连邻居姓什么都不知道的城市里，她像株被风刮断的野草，孤零零地插在水泥缝里。哪怕是虚假的暖，哪怕是带着算计的热，她也想凑过去烤烤——总比一个人走在雨里，让冰冷的雨水渗进鞋缝里强。
陈先生的车内饰是真皮的，散着股淡淡的皮革味。他没问阿美的地址，直接把车开向了酒吧街。酒吧里的音乐震得地板都在颤，彩色的射灯扫过来，把男男女女的脸照得忽明忽暗。舞池里的人扭得像水里的蛇，空气里飘着酒精、香水和汗味，混在一起，像杯变质的鸡尾酒。
陈先生点了两杯“蓝色妖姬”，递过来一杯。酒杯是高脚的，蓝色的酒水上浮着一层薄冰，像块碎掉的蓝宝石。“尝尝，这酒甜。”
阿美抿了一口，甜得发腻，带着点薄荷的凉，像极了她遇见过的那些感情——看起来漂亮，尝起来甜，咽下去却像根细针，轻轻扎在心上。她看着舞池里疯狂扭动的人，突然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像被挖走了一块，只剩下一个大洞，风从洞里穿过去，呜呜地响。
“阿美姐，你不开心？”陈先生凑过来，热气吹在她耳朵上，痒得她想躲。
阿美扯了扯嘴角，把酒杯举起来：“没有，累了。敬你，今晚不醉不归。”
那天晚上，阿美喝了很多。她跟着陈先生进了舞池，身体随着音乐扭起来，像株被风吹得东倒西歪的水草。她闭着眼睛，把那些没说出口的委屈、那些藏在壳里的孤独，都融进酒精里，融进震耳的音乐里——她想忘了自己是阿美，忘了青瓦镇的老槐树，忘了那些被辜负的期待。
凌晨两点多，车停在阿美租住的小区楼下。电梯里的镜面映出两人的影子：陈先生的西装依旧熨帖，袖扣泛着冷光；阿美裹着他递过来的针织衫，手里攥着的包带已经被捏得发皱。出了电梯，玄关的感应灯亮起来，暖黄的光扫过她亲手选的鞋柜、墙上挂着的装饰画——这房子是她攒了三年工资租的，每一处都透着用心，可此刻站在这里，她依旧像个临时落脚的过客。
陈先生突然从身后抱住她，带着威士忌的酒精味瞬间笼罩下来。他的下巴抵在她的发顶，手指顺着腰侧往上滑，指甲修剪得整齐，却像小虫子爬过皮肤，阿美心头一沉——这熟稔，是对多少女人练出来的？没等她想明白，他的嘴唇已经凑了过来，带着酒后的灼热，像块烧红的烙铁，烫得她想躲，却又懒得动。她的眼睛盯着鞋柜上那盆枯萎的多肉，叶子皱巴巴的，像她此刻的心情。
房间里的香薰机还在冒白烟，柑橘味的香气混着酒精味，显得格外别扭。陈先生的动作带着酒后的急切，阿美闭上眼睛，任由他带着自己走向卧室。窗外的车流声渐渐模糊，只有床头那盏落地灯，投下一片昏沉的光，把两人的影子拉得零散，像两团揉在一起的废纸。
第二天早上，阿美是被窗帘缝隙里钻进来的阳光晃醒的。身边的位置早凉透了，床单上留着股陌生的古龙水味，和她的柑橘香薰混在一起，像两种颜色的墨泼在纸上，泾渭分明。她起身走到客厅，看见餐桌上放着一沓崭新的一千块钱，旁边压着张便签：“昨晚很开心，下次再约。”
阿美拿起钱，指尖碰着崭新的纸币，凉得像冰。她想起五年前，强哥也是这样，留下五百块，然后匆匆离开。只是数字变了，本质没变——用身体换的温暖，终究是要花钱买的。她把钱塞进钱包，心里没什么波澜，像湖面落了片叶子，连涟漪都没起。
从那以后，阿美开始频繁地和不同的男人约会。有像陈先生这样的生意人，出手阔绰，送她名牌包；有刚毕业的大学生，眼睛亮得像星星，会给她写情诗；有离婚的中年人，说话温吞，会陪她在公园散步。她像个猎人，在欲望的丛林里逛着，看见顺眼的猎物，就凑过去；猎物走了，她也不追——反正都是过客，反正都是填不满的空洞。
她不再想阿明，不再想强哥，不再想那些青涩的、带着疼的心动。她把自己裹在厚厚的壳里，用精致的妆容、时髦的衣服、昂贵的包伪装自己，像只刺猬，竖起尖刺，既怕别人靠近，又怕自己孤单。
直到那天晚上，她在酒吧里遇见那个摄影师。男人留着及肩的长发，发梢有点卷，穿件洗得发白的花衬衫，领口敞着两颗扣子，露出锁骨上的小纹身——是只飞鸟。他叼着烟，凑过来问：“你长得真好看，要不要当我的模特？”
阿美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他和那些生意人、大学生都不一样，眼神里没有算计，没有讨好，只有艺术家的不羁，像阵自由的风。她点了头，跟着他去了工作室。
工作室在老城区的阁楼里，楼梯陡得吓人。里面摆满了照片，墙上、桌上、地上，到处都是。有夕阳下的老街，有雨里的梧桐叶，还有很多女人的肖像，每个女人的眼睛里都有光。摄影师给她拍照，用不同的灯光，不同的角度。他说：“你别笑，就看着镜头，把你心里的东西拿出来。”
阿美看着镜头，突然觉得眼睛发酸。摄影师按下快门，然后走过来，递过一张纸巾：“你眼睛里藏着很多故事。”
那句话像根针，扎破了她裹了多年的壳。她坐在地上，靠着满墙的照片，开始断断续续地说——说十七岁的夏天，说巷口的老槐树，说阿明的冰棒，说强哥的发卡，说那些被辜负的期待，说那些藏在夜里的孤独。
摄影师没说话，只是坐在她旁边，静静地听着，偶尔递过一张纸巾。等阿美说完，他轻轻抱住她，声音很轻：“过去的都过去了，以后我陪着你。”
阿美靠在他怀里，闻着他身上淡淡的烟味，突然觉得很暖。她以为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个能读懂她的人，一个能让她卸下壳的人。那天晚上，她留在了阁楼里，和他度过了一个安静的夜晚。没有酒精，没有喧嚣，只有他的呼吸声，和窗外的虫鸣。
第二天早上，阿美醒来的时候，阁楼里已经没人了。桌子上放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照片我会洗出来给你，昨晚很开心，谢谢你的故事。”
她捏着纸条，指节都泛了白。心里堵得慌，像吞了块没煮熟的红薯，又酸又涩。她走到镜子前，看见自己眼泡肿着，头发乱得像鸡窝，脸上的妆花了，口红晕到嘴角，像个小丑。她突然觉得自己很傻，傻得可笑——怎么还会相信“陪着你”这种话？怎么还会期待真心？
阿美走出阁楼，外面的阳光很刺眼，照得她眼睛生疼。她漫无目的地走在老街上，石板路湿哒哒的，是昨晚下过雨的痕迹。路边的早餐摊冒着热气，油条的香味飘过来，勾得她肚子咕咕叫，可她却没胃口。她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每个人都步履匆匆，脸上带着不同的表情，却没人注意到她的失落，没人知道她心里的洞，又大了一圈。
她走到一家小理发店门口，玻璃门上贴着“剪发十元”的纸条。她停下来，看着玻璃里的自己——头发凌乱，眼神麻木，脸上的妆花得一塌糊涂，像个被遗弃的孩子。她突然觉得，自己像个在欲望丛林里迷路的猎人，只顾着追逐眼前的野火，以为那是温暖，以为那是希望，可等火灭了，才发现手里只剩一把破碎的月光，连手心都被烫得发疼。
阿美推开门，走了进去。理发师是个五十多岁的大爷，手里拿着把旧剪刀：“姑娘，剪头发？”
“嗯，”阿美坐下，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剪短，染黑，像十几年前那样。”
大爷“哎”了一声，拿起剪刀，“咔嚓”一声，第一缕金色卷发掉在了地上。阿美盯着那缕头发，突然鼻子一酸——这头烫了染、染了烫的头发，是她的铠甲，也是她的枷锁。它让她看起来像个“城里人”，像个“高级发廊女”，却也让她离当年那个留着齐耳短发、连口红都不敢涂的阿美，越来越远。
等最后一缕黑色染膏洗掉，阿美看着镜里的自己——头发齐肩，黑得发亮，像当年在青瓦镇时那样。她摸了摸头发，指尖触到顺滑的发丝，突然觉得肩膀轻了，像卸下了压了五年的石头。
走出理发店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老街的路灯亮了，昏黄的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她走到公交站台，看着站牌上密密麻麻的线路，突然想起李姐——青瓦镇的同乡，听说在城郊开了家小发廊，生意不错。
她掏出手机，手指抖着，拨通了李姐的电话。电话接通的瞬间，她憋了一路的眼泪终于掉下来，哽咽着，声音像被雨水泡过的棉花：“李姐，我是阿美……我不想再飘了，想跟你学开理发店，像当年在青瓦镇那样，安安稳稳的，不用再装，不用再骗自己……”
电话那头，李姐的声音很暖，像桂英姐当年的大嗓门，像张婶的唠叨，像青瓦镇的老槐树：“回来吧，阿美，姐这儿永远有你的位置。”
风从站台吹过，带着点老街的烟火气。阿美挂了电话，抬头看着天上的月亮——月亮很圆，像十七岁那个晚上，照在巷口老槐树上的月亮。她摸了摸头发，黑得发亮，心里的空洞，好像终于有了一点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