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0月13日，武汉第三机床厂。
清晨的薄雾还未散去，厂区门口已经围满了人。工人们举着横幅，上面用红漆刷着“保卫国有资产”“反对非法改制”几个大字。几个上了年纪的老工人坐在厂门口的水泥墩上，沉默地抽着烟，眼神警惕地盯着远处驶来的车队。
谢一扬坐在黑色奔驰的后座，指尖轻轻敲击着车窗边缘，目光扫过那些愤怒的面孔，嘴角微微上扬。
“老板，厂里还有三百多号工人没签买断协议。”张铁柱的机械臂递过一份名单，上面密密麻麻地标注着红圈，“工会主席刘建国带头闹事，昨晚还组织人把财务室的账本锁了。”
“锁账本？”谢一扬轻笑一声，从西装内袋里抽出一份文件，上面盖着鲜红的公章，“市里已经批了破产清算，账本锁不锁有什么区别？”
他降下车窗，朝外吐出一口烟，烟雾在晨光中缓缓散开。远处，几辆印着“江城设备搬迁有限公司”字样的卡车缓缓驶入厂区，车身上还喷着“专业设备拆装”“政府指定合作单位”的字样。
“让他们动作快点。”谢一扬淡淡道，“今天之内，我要看到所有德国机床装上货车。”
厂区内，刘建国正带着一群工人堵在车间门口。
“大家别怕！他们没权利动我们的设备！”刘建国五十多岁，身材魁梧，声音洪亮，“这些机床是国家财产，他们凭什么拆走？！”
工人们群情激愤，有人抄起扳手，有人拎着钢管，死死挡在车间大门前。
就在这时，那几辆“设备搬迁”卡车停了下来，车门一开，跳下来二十多个身穿工装、头戴安全帽的壮汉。领头的男人戴着墨镜，手里拎着一根橡胶棍，笑眯眯地走过来。
“各位师傅，麻烦让一让。”他语气轻松，像是真的来干活的，“我们是市里派来拆设备的，别耽误时间。”
“放屁！”刘建国上前一步，怒目而视，“你们有批文吗？有手续吗？谁允许你们动厂里的设备？！”
墨镜男咧嘴一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在刘建国面前晃了晃：“看清楚，破产清算通知书，市里盖的章。”
刘建国一把抢过来，仔细一看，脸色骤变：“假的！这公章不对！”
墨镜男的笑容瞬间消失，橡胶棍在掌心拍了拍：“老东西，别给脸不要脸。”
他话音未落，身后那群“工人”已经齐刷刷地从腰间抽出钢管、甩棍，甚至还有人从卡车底下拖出了几把明晃晃的砍刀。
工人们瞬间骚动起来，有人后退，有人怒吼着往前冲。
“跟他们拼了！”
“保卫机床！”
谢一扬坐在车里，远远地看着这场闹剧。
车间门口已经乱成一团，钢管砸在肉体上的闷响、惨叫声、怒骂声混成一片。张铁柱的机械眼闪烁着红光，实时传输着画面——几个工人被打得头破血流，倒在地上抽搐；刘建国被三个壮汉按在地上，橡胶棍雨点般落在他背上；而那些“设备搬迁”人员已经冲进车间，开始拆卸那几台价值千万的德国进口数控机床。
“老板，警方那边已经打点好了。”张铁柱低声道，“至少半小时内不会有人来。”
谢一扬点点头，目光落在车间最深处的那台五轴联动加工中心上——那是第三机床厂最后的宝贝，德国货，全国都没几台。
“那台机器，今晚必须运到深圳。”他淡淡道，“买家已经付了定金。”
半小时后，厂区门口的血迹还没干透，几辆卡车已经满载着拆解的机床部件扬长而去。工人们或躺或坐，满脸是血，眼神绝望。
刘建国挣扎着爬起来，嘴角渗血，颤抖着摸出手机，拨通了市纪委的电话。
“喂？我要举报！武汉第三机床厂国有资产被非法侵占！对，就是扬帆集团！他们——”
他的话还没说完，一只戴着皮手套的手突然伸过来，夺走了他的手机。
刘建国抬头，对上了一张笑眯眯的脸——是那个墨镜男。
“老刘啊，你儿子在武汉大学读大二吧？”墨镜男把玩着手机，语气轻松，“学机械的？挺有出息啊。”
刘建国的瞳孔骤然收缩。
墨镜男拍了拍他的脸，声音压得极低：“谢总让我带句话——你要是再闹，你儿子明天就会因为‘盗窃实验室设备’被开除，学籍档案里还会多一条‘涉嫌猥亵女同学’的记录。”
刘建国的脸色瞬间惨白。
墨镜男把手机塞回他手里，转身走向卡车，临走前还回头笑了笑：“对了，你老婆在人民医院当护士吧？最近医患纠纷挺多的，小心点。”
当天深夜，深圳某私人码头。
谢一扬站在集装箱前，看着那台五轴联动加工中心被吊装进一艘开往东南亚的货轮。
“买家验过货了？”他问。
张铁柱点头：“越南人很满意，又加了五十万美金。”
谢一扬笑了笑，转身走向奔驰车。夜风吹过，江面上泛起细碎的波纹，倒映着远处武汉的灯火。
“明天，武汉晚报会登一条新闻。”他拉开车门，语气轻松，“《第三机床厂破产清算顺利完成，职工安置方案获一致通过》。”
车门关上，引擎轰鸣，黑色的奔驰驶入夜色中。
而在他们身后，那艘货轮缓缓离港，甲板上的集装箱里，装着一家国企最后的血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