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9月1日，武汉钢铁厂第七分厂
夜色如墨，钢厂高炉喷吐的赤红铁水映亮了半边天，空气里弥漫着硫磺与焦炭的刺鼻气味。
谢一扬站在第七分厂锈迹斑斑的铁门外，指尖夹着的红塔山在夜风中明明灭灭。身后，张铁柱单手按着腰间的军刺，缺了半截的小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刀柄——这是罗湖口岸那场血战后留下的纪念。
“小谢老板，陈卫国这老狐狸约半夜见面，摆明了没憋好屁。”张铁柱啐了口唾沫，钢渣路面上顿时腾起一缕白烟。
谢一扬轻笑，烟头在指间转了个圈：“他当然没憋好屁——可咱们要的，不就是他这点臭不可闻的‘屁’？”
话音未落，铁门“吱呀”一声裂开道缝，探出张油光满面的胖脸。
“谢老板？”陈卫国压低嗓音，警服外套下露出钢厂工装的蓝领子，“走西门，监控坏了。”
账本里的“幽灵钢材”
第七分厂仓库深处，陈卫国掀开防尘布，露出摞成山的特种合金钢锭，每一块都印着“军工特供”的钢印。
“上个月‘报废’的二十吨mc-5型硅钢，全在这儿了。”陈卫国掏出手帕擦汗，脖颈上的金链子随着动作晃荡，“按黑市价，一吨值八万，但……”
谢一扬屈指敲了敲钢锭，金属嗡鸣在仓库里荡出回音。他忽然抬脚踹翻最外层的钢锭，“轰隆”巨响中，露出内层发黑的劣质钢材。
“陈厂长，拿次品充军工货？”谢一扬似笑非笑，“重庆兵工厂的人可不是瞎子。”
陈卫国脸色骤变，肥手猛地按住腰间——那里别着把54式手枪。
张铁柱的军刺已抵上他后心。
“别急。”谢一扬慢条斯理地翻开随身账本，“第七分厂去年实际产量比报表多3700吨，这些‘幽灵钢材’……”他指尖在某页重重一划，“全进了你小舅子在深圳的贸易公司。”
冷汗顺着陈卫国的双下巴滴落。他当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1990年的中国，侵吞国有资产够吃十颗枪子儿。
三产公司的“金蝉脱壳”
“谢老板想要什么？”陈卫国瘫坐在钢锭上，警服腋下渗出深色汗渍。
谢一扬合上账本，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份《武钢三产公司改制试点方案》，红头文件上还带着油墨香。
“国家马上要推‘抓大放小’政策，武钢这些三产公司……”他点了点文件末尾的空白处，“会以‘盘活资产’名义，低价转让给私人。”
陈卫国瞳孔骤缩。作为国企老油条，他太懂这套操作——把优质资产注入三产公司，再通过“改制”贱卖，神不知鬼不觉完成国有资产私有化。
“您负责把第七分厂的‘不良资产’……”谢一扬在“不良”二字上加重音，“划转到三产公司，我安排香港壳公司接盘。”他推过张支票，“首期200万港币，存在你女儿伦敦的账户。”
夜风卷着钢渣拍打窗户，陈卫国盯着支票上“汇丰银行”的烫金logo，喉结滚动。他突然抓过钢笔，在改制方案上签下名字，笔迹歪斜得像条垂死挣扎的蚯蚓。
纪委档案室的“定时炸弹”
凌晨三点，谢一扬独自走进江岸区纪委档案室。
钥匙是周明远给的——这位即将升任开发区主任的派出所长，如今已把谢一扬视为“政治盟友”。
昏黄台灯下，谢一扬抽出第七分厂1989年的审计报告，用随身相机逐页拍摄。胶卷里还存着前几日拍的“证据”：陈卫国在深圳豪华酒店搂着三陪女，背景里的日历清晰显示着“1990.8.15”——本该在钢厂值班的日子。
“二十年后的雷，现在就得埋好。”他轻声自语，将一盒磁带塞进档案柜深处，标签上写着“武钢七厂民主生活会录音-1989.12”。
磁带里是空白的，但等2001年国企审计风暴时，自然会有人“发现”这段“被消磁”的录音——那时候，陈卫国早该“病退”去澳洲养老了。
长江边的血色黎明
离开钢厂时，天边已泛起鱼肚白。
张铁柱突然拽住谢一扬，军刺横在胸前——江堤下躺着个血人，工作服上“武钢安保”的胸牌沾满泥浆。
“三产公司的财务科长……”张铁柱探了探鼻息，“刚断气。”
谢一扬蹲下身，掰开死者紧攥的拳头，掌心是半张烧焦的转账单，残存着“香港隆昌贸易”的字样——正是他安排接盘的壳公司。
“陈卫国这老狗，下手倒快。”张铁柱咬牙。
江风裹着晨雾扑面而来，谢一扬起身，将烟头弹进滔滔江水。
“告诉周明远，今早会有‘热心群众’举报江边发现尸体。”他眯眼望向钢厂方向，高炉的火焰正吞噬最后一丝夜色，“至于陈卫国……留着他，比死人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