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经过吏部铨选、放任知县的新官，要提前发出谕贴红告示，通知将到任的县署衙门。告示的开头写“新任某某府某某县正堂某某为晓谕事”，文中说明上任时间、迎接地点、各项事宜等等。而新官到任时，本地衙署官吏与乡绅都要到郊外的接官亭迎接新官入城。
紫气东来嘛，故而，县官是由县城东门入城，此时，家眷可先进衙署安置，而县官则需要前往城隍庙里斋戒、沐浴，并将三牲祭礼，各种祭祀所用器皿准备妥当，夜宿在城隍庙的宰牲房，以便准备第二天向城隍祭祀的仪式。
但元城县主官空缺一年，王棣此次补缺，倒省事不少。次日，他去了府衙拜见上官，出示吏部告身，简单交接后便由府衙通判大人相陪到元城县衙宣布任命，便算是被大名府上下认识、认可了。
不过，新官上任的仪式还是少不了的。
三日后，城东城隍庙。
本地耄老充当的赞礼官唱：“跪，行三献礼！”
王棣行礼。
礼毕，唱：“读祝！”
执事者跪读：“维某年某月某日，某官某，奉命来官，务专人事，主典神祭，特与神誓：神率幽冥，阴阳表里。予有政事未备，希神默佑，使我政兴务举，以安黎庶。予倘怠政奸贪，陷害僚属，凌虐下民，神其降殃!谨以牲礼致祭，神其鉴知。尚飨!”
新任官员对城隍神立誓，即保证认真履职并接受神的监督，亦期望自已治事如意，官运亨通。而里民参与城隍庙祭祀活动，祈求城隍神庇佑，期望家庭事业发达，安居乐业。
城隍为城邑之保护神。所以，庙奉及陪祀之神，皆为循吏良牧、名臣勇将；或有美政懿德，施惠泽于人民；或能御灾扞患，建功业于国家。
这番庄严肃穆的仪式下来，王棣方算是真正的走马上任。
一行人浩浩荡荡的返回县衙，路上行人指指点点，相互打探消息。不久，十七岁的状元郎主官元城县的超级新闻便在全城传开。
县衙里，王棣照例要发表一番就职宣言。
这种没什么营养的文字游戏，王棣前世可没少玩，无非是“为官之道不敢或忘”、“与诸位同心戮力报效朝廷造福一方”云云，末了再告诫敲打一番，“若……勿怪吾言之不预也”之类。都是些场面活，至于有多少人听又有多少人虚与委蛇那便不得而知了。
他也未想过初次露面就能收到什么效果，可以想象的是，整个元城县衙只怕是没几个会服自己的，阳奉阴违的定然不在少数。那便拿个小本本记着，以观后效。当然，也可以抓典型，杀鸡儆猴，以儆效尤。
卢主簿仍旧在病中，大致可以就此荣养了。只是他自己未主动请辞，朝中也不好派人接任。
隋、唐以后，主簿是部分官署与地方政府的事务官。隋、唐三省六部不设主簿，惟御史台、诸寺等署有之。唐诸州以录事参军取代主簿。宋代县主簿的设置，主要是依据县内人口数的多少而定，在人口数少的县内，或不设主簿有其他官职兼任，或只设主簿兼领丞、尉等职。县主簿的设置在宋代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县内人口数的变化、区域的合并而导致的事务增多或者是治安情况的变化，会有增设或是废省的调整。
宋代赤、次赤、畿县的县主簿一般由选人担任，其余等级的县由初任者担任。其中，较高等级的县的主簿会由科举出身者担任，恩荫者能够出任中、中下县县主簿，摄官、进纳、流外人等无出身者，只能担任中、中下、下县等等级较低县的县主簿，且升迁等不如科举出身者快。，不仅负责勾稽簿书，还负责征督赋税、出纳官物、参与县内的司法等职能。
不过，县主簿的职权可不小，在特殊情况下会兼任令、丞、尉职，并在兼任时担负起他们的职责，如平决狱讼、狱讼推讯、抓捕盗贼等职责。还常常会被监司、郡守以符檄委派差出，差出时的职能主要有催督赋税、行视水利工程、检视灾伤、处理积颂等。
卢主簿这请了长病假，在王棣与宗泽到任前，元城县大小事务便尽落在秦县丞一人身上，未出乱子实属不易。
秦县丞大权在握，却也说不上一手遮天。毕竟，他是外来官，强龙压不过地头蛇，有些事还是绕不开经营多年的本地官僚卢主簿。况且，元城是府治所在，上面还有大名府压着呢。即便是再细微的小动作，还能逃得过知府、通判、判官、推官这些府衙主官幻火眼金睛去？
不过，知府梁焘、通判陈师锡对秦敏学这位属官评价都挺高的，皆用了“兢兢业业”一词。至少，在上官心里，秦县丞是个肯做事、能做事的人。
王棣与大名府这位通判大人颇有渊源，在拜见了梁知府后，特地去拜会了陈通判，相谈甚欢。
“有名贤之德行，追踪古人；有西汉之文章，冠绝当世。”
这是苏轼对陈师锡的评价，二人同师于欧阳修，更是相知好友。
陈师锡，字伯修，是建州建阳人。神宗熙宁年间，在太学求学，以才智出众着称。神宗知道他才华出众。等到廷试时，他起初列名只在甲榜和乙榜之间，神宗偶然读到他的应试之作，再三阅读而屡加赞叹，回头对侍臣说：“这一定是陈师锡所写的。”打开密封一看，果真是这样，就把他的名次提拔跃升到第三名。
他调任昭庆军的掌书记一职，郡中太守苏轼很器重他。倚重他来处理政务。后来苏轼获罪，被捕后送到监狱，亲朋好友大都害怕躲避不敢见他．唯独陈师锡挺身而出为他饯行，又安顿好了他的家眷。
通判陈师锡，元佑初年，正是因为苏轼的推荐，陈师锡升调工部员外部，并负责管理京城开封附近的县镇。
当时京郊将官过于残酷严厉，得不到士兵的拥护，正好又是军中大检阅的时候，士兵们喧哗鼓噪，不服从调配，将吏也不知如何应对。陈师锡飞马来到军中，查出领头闹事者将他绳之于法，军中检阅照常进行，又罢免了那虐待士兵的将领，京畿人士无不叹服。而枢密院仍以事先未向上报告为理由治了陈师锡的罪，将他外放至大名府通判。
通判是“通判州事”或“知事通判”的省称。宋初，为了加强对地方官的监察和控制，防止知州职权过重，专擅作大，太祖创设“通判”一职。通判由皇帝直接委派，辅佐州政，可视为知州副职，但有直接向皇帝报告的权力。知州向下属发布的命令必须要通判一起署名方能生效，通判之名，也因上下公文均与知州联署之故。通判的差选，初由朝廷选京官任职，后改由转运使、制置使及提举司等监司奏辟。通判之掌除监州外，凡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听断之事，皆可裁决，但须与知州通签文书施行。通判是兼行政与监察于一身的中央官吏。
但直隶州通判级别多数为从五品和正六品，散州通判级别为从七品和正八品。
不管怎样，陈师锡从东京开封府直隶知县放任北京大名府通判，名为因罪，品衔反而升了一级。而且在北京为官，勉强也算得上是“京官”，怎么看都不像是贬谪。
只是，他这通判一职可不好当，知府梁大人乃是朔党大佬，陈师锡虽非蜀人，但与苏轼相交莫逆，且此番运作本是苏轼从中斡旋，身上自是贴上了蜀党标签。一府主、佐官，分属两个水火不容的派系，是彼此掣肘还是相互攻讦，简直是架在火上烤哪。梁焘可是要入中枢之人，岂是陈师锡的咖位能相提并论的？
与陈师锡平辈相称，王棣倒是没什么压力，毕竟他的心理年龄可是要比对方大的。一番交谈后，算是查漏补缺，对元城县又多了几分了解。有这么一层关系在，任上政务该容易些吧。
至于知府大人，并无刁难的意思，却也说不上亲近，泛泛的交待了公事，又勉励一二，便将王棣打发了。
这才是上下级之间的正常关系嘛，王棣如是想。
上任仪式过后，他始终觉得心里搁了些什么，仔细想想源头是落在秦敏学身上，便请这位佐贰官到书房喝喝茶聊上几句。
秦桧呀……王棣暗暗摇头，总不可能对一个牙牙学语的婴儿下手吧。对了，两大抗金民族英雄，宗某人已成了自己夹袋里的人，岳某人还不知在哪犄角旮旯呢。嗯，还没出生哩。
秦敏学才三十出头，鬓角却开始染白，标准的国字脸上略显苍白憔悴，在王棣这个主官面前不卑不亢，言语不算太多，更不主动深谈本县事务。
王棣不以为意，在上官面前一味曲意逢迎、毫无主见、泯灭个性的官员不可能会是能管干吏。
一番交谈过后，他倒觉得秦敏学是有真才实学的，诸如本县户口、税赋等数据张口就来，县里优劣势也是成竹在胸，只是具体到如何治理事务时便有些敷衍了事，旁顾左右而言他。
挡了晋升进步之路，也难怪人家会有抵触之心嘛，王棣收起早前的成见，父未必能教子，子未必能肖父，不能因噎废食。领导艺术在于领导下属，知道如何放权，而非事必躬亲，否则还真会呕心沥血、死而后已。
空泛的言语过后，他又详细问了潘店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