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听题：树上骑个猴，地下一个猴，加起来几个猴？
八个
错，两个
树上骑7个猴，地下一个猴，几个猴？
两个
错，八个
青春痘长在什么地方不让你担心?
长在腰上。
错，长在别人脸上……
听监试官说“放题”，王棣这会居然思想开了小差，想起了某小品的经典场景。
收敛心绪，他凝目细看主考官门帘前挂着的木牌，上面写着令科本经题。所谓“出示题目于厅额，题中有疑难处，听士人就帘外上请，主文于帘中详答之讫，则各就位作文”是也。
宋代的贡举相较于明清科举更为人性化，只考三天。每天八点左右知举官将试题挂出后，考生对题目有疑问，可以向出题人提出，出题人则须详细解答。至哺后，开门放考生出院，试卷入柜。另外还规定“举人除书案外，不许将茶厨、蜡烛等带入，除官员外，不得怀挟书策。
明清科举可是得考九天六夜的。不过，此时连考三天，于某些“慢工出细活”的举子而言时间会稍显紧张，尤其是第一天连考本经、兼经两场。
宋人轻诗赋而重经义、策论，如司马光极力反对以诗赋取士：“国家设官分职，以待贤能，大者道德器识以弼谐教化，其次明察惠和以拊循州县，其次方略勇果以扞御外侮，小者刑狱钱谷以供给役使，岂可专取文艺之人，欲以备百官、济万事邪？”
诗赋题目在宋代科举考试中的地位逐渐下降，经义与策论的重要性则得到强化。
但有四个科目差不多是必考的：诗赋，经义，论，策。殿试通常都是试策。各个科目各有其功能，用宋人的话来说，“国家以科目网罗天下之英隽，义以观其通经，赋以观其博古，论以观其识，策以观其才。”
王安石言：“古之取士，皆本学校，道德一于上，习俗成于下，其人才皆足以有为于世。今欲追复古制，则患于无渐。宜先除去声病偶对之文，使学者得专意经术，以俟朝廷兴建学校，然后讲求三代所以教育选举之法，施于天下，则庶几可以复古矣。“于是改法，罢诗赋、帖经、墨义。
但到了元佑四年，又立经义、诗赋两科，罢试律义。凡诗赋进士，于《易》、《诗》、《书》、《周礼》、《礼记》、《春秋左传》内听习一经。初试本经义二道，《语》、《孟》义各一道，次试赋及律诗各一首，次论一首，末试子、史、时务策二道。凡专经进士，须习两经，以《诗》、《礼记》、《周礼》、《左氏春秋》为大经，《书》、《易》、《公羊》、《谷梁》、《仪礼》为中经，《左氏春秋》得兼《公羊》、《谷梁》、《书》，《周礼》得兼《仪礼》或《易》，《礼记》、《诗》并兼《书》，愿习二大经者听，不得偏占两中经。初试本经义三道，《论语》义一道，次试本经义三道，《孟子》义一道，次论策，如诗赋科。
今年贡举又变为本经、兼经各一场，每场一道，后试论、策，共考三天四场。
王棣考的自是经义科。
他选的本经是《礼记》，很快在帘幕上写着的诸道本经题中找到了出自《礼记》的那道题：
“生财有大道。”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皇宫某处，一个着明黄色衣裳的少年放下手中的书，问道：“李阿公，什么时辰了？”
“回官家，辰正一刻了。”边上的白发宦官恭恭敬敬的回答。
若换了识得这宦官的定会大吃一惊，“李阿公”赫然就是名宦、将领李宪。
李宪，字子范。开封祥符人。仁宗皇佑年间，李宪补入内黄门，升供奉官。在神宗时期活跃于西北边境，与王韶收复河州。又击降吐蕃首领瞎木征，并攻克兰州，主持秦凤路及熙河路军事。以功累官至宣庆使，一度兼管财政，节省冗费十分之六。但亦曾一再违犯军令，贻误战机而不断遭到弹劾。
当今皇帝即位后，太皇太后高氏临朝，李宪被弹劾“贪功图名”、“罔上害民，贻患国家”，连贬为右千牛卫将军，居住陈州，官延福宫使、宣州观察使、提举明道宫等。
与其他朝代相比，入宋以来虽没有太监专权之祸，但太监在朝廷政治中的参与度却很高，甚至出了不少名将。
本朝初年，太祖赵匡胤鉴于唐代太监专权之祸，严格控制后宫太监人数，刚开始太监只有区区五十人，后来有所增加，也才一百多人。为防止太监结党营私，扩大势力，还规定太监过了三十岁，才能收养子。
除此之外，宋廷还为太监设立了专门的官阶体系，相对于普通的文武官员，太监的品级比较低，晋升也很难。不过，皇帝对带兵的武将特别防范与猜忌，常常派出自己信任的太监到军队中任监军，监督武将们的行动，这些太监监军也经常有机会参与军事决策。久而久之，这些太监的军事指挥能力也变得很强，渐渐坐上了军事统帅的位置。
由于大宋实行重文轻武的政策，文官一般都需要进士功名，太监根本不可能在文官体系内晋升。这样，走武将这一条路，成为太监快速晋升、出人头地的唯一可行之路。所以，大宋的太监对做武将趋之若鹜，出现了一批能征惯战的名将，如窦神兴、窦神宝兄弟、王继恩、秦翰、李舜举、李宪等。
这李宪在元佑朝被问责贬官，原已泯然于世，却不知为何又回宫侍奉当今官家了。
那穿明黄裳的少年正是当今天子、大宋朝第七位皇帝赵煦，时年十五岁，即位大宝第六载。他身形削瘦，生的眉清目秀，五官柔和，双目倒是炯炯有神。
“哦，今科贡举第一场的题目可出来了？”赵煦坐直了身子。
“刚出，本经题是‘生财有大道’。”李宪腰背有些佝偻，显然是这几年过的极不好，苍老的很快。
“是《礼记》中的《大学》篇……”想了想，赵煦诵道：“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是则平……”
他微微笑了笑，道：“刘元城这题出的有些意思，不过贡生终日与经义为伴，未必晓得国家商业经济之道。”
李宪道：“自是有的，譬如首提这‘经济’之人。”
“经国济世，经世济邦。”赵煦慢慢的说道，似在自言自语：“经济是价值的创造、转化与实现；人类经济活动就是创造、转化、实现价值，满足人类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活动……那王棣倒是说的直白，却不易理解，有机会可当面问问。”
关于“经济”一词的含义，王棣与苏轼、高俅粗略谈过，不想竟是入了皇帝之耳。
少年皇帝轻轻拍了拍适才看的书，封面上写着“菜根谭”三字：“那王棣是熙宁八年十月生人吧，比吾大了不到两岁，竟然就写得出这等文字，果真是天降之才哪。”
“从静中观物动，向闲处看人忙，才得超尘脱俗的趣味；遇忙处会偷闲，处闹中能取静，便是安身立命的工夫。”他随手翻了翻，念了一段，慨叹道：“以其年之幼而尽得儒家真味，非常人也。”
顿了顿，皇帝又问：“《论语集注》出到第几册了？”
李宪回答：“第三册。”
皇帝起身，负手来回走了几步，很有些龙行虎步的气度：“据说王三郎要将《中庸》与《大学》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并为之集注。这可是诸多大儒都不敢触碰的大事件，他居然还真就做了，不但做了且做成了……好厉害……”
李宪是个合适的捧哏，恰到好处的附和：“官家所言甚是，年前第一册《论语集注》问世时，东京士林一片哗然。不过有衍圣公府和程伊川、潘延之、周季老等大儒为其张目，士林的反弹声弱了许多。后续的二、三两册推出后，文坛更是失声了，想来是王三郎写的东西确实站得住之故。”
“何止是站得住？李阿公武功了得，文人的事不甚了然。立德立功立言，文人三不朽也。古往今来，文人不计其数，然可谓不朽者寥寥。王棣虽为弱冠少年，便立不朽之业，其后又该如何？又能如何？不可估量也。”皇帝实则十四岁，在朝会时只是摆设，好似朝堂之上吉祥物亦或花瓶，御极六载，只不过是提线傀儡，发声不得，此刻却是老气横秋，极有主见，胸藏丘壑，与平素判若两人。不过，大概也只在“李阿公”面前方会如此，毕竟少年心性，自有峥嵘。
李宪面露愧色：“老臣愚钝。”
彼此宦官在皇帝与后妃面前自称“臣”或“小人”、“小的”，视情况而异，并非是“咱家”、“奴婢”甚至“奴才”。
赵煦摆摆手，略过此节，忽而失笑道：“王棣都要为四书集注了，这本经、兼经焉有不通之理？今科贡举的头两场倒是占了大便宜。‘生财有大道’……且看他如何答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