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半过后，王安礼去往舒州赴任。老夫人也在女儿的再三恳请下接去孝顺。王氏第二代的王旁、王旉和第三代的王桐、王楠、王棣等则寓居江宁不走。
虽然王氏籍贯在临川，但自王益及妻王吴氏始，王安仁、安石、安国及王雱皆葬于江宁牛首山玩珠峰，此地是为第二故乡。事实上，如王棣、王桐等木字辈子弟便鲜有回临川者。
王氏父祖辈中进士者五人，可谓是满门读书种子，但到了方字辈，唯有才情惊艳的王雱文名远播，木字辈的皆未下场举试，是有后继无人之虞。
不过，厚积薄发，王氏木字辈皆有才名，其中以王棣为最，而方字辈中也有王旁、王旉再战科场，明岁辛未科科试大有可为。
本朝太宗末年起连停科举五年，真宗初又连续举行三年，后行间年一举，以后又渐行间隔二年一举，但还不是定制，所有停举年都要下诏“权停贡举”。英宗治平三年，“诏礼部贡院，今后每三年一开科场”，确定了“三年大比”的制度，为后世所沿袭。同时针对每次考试录取人数增多，诸科人数较进士更多，而“冗官”也日益严重的情况，规定进士以皇佑四年录取数的四分之三为额，“进士以三百人为额，明经诸科不得过进士之数”。
但在此之前，每年秋天，由各州进行考试，第二年春天，由礼部进行考试。省试当年进行殿试。
在这三级考试中，中乡试者称举人，头名称解元；中会试者称贡士，头名称会元；殿试被录取者称进士，名次又另有分排。自太宗起，进士分为三甲，前三名为一甲，赐进士及第，前三名通称状元。
需要说明的是，王氏子弟若要入仕，除了科举，可走“荫补”路子。
宋代荫补有着明确规定，荫补数量和范围与官职挂钩，以体现特权：
高级官吏，文臣自太师至开府仪同三司，可荫子、孙、期亲、大功以下及异姓亲，而且可以荫及门客。
高级官吏，武臣自枢密使至观察使、通侍大夫，可荫子、孙、期亲、大功以下及异姓亲。
同样是高级官吏，文臣就比武将多了一个“荫及门客”的特权，而所谓的门客并非是伯乐与千里马这样的纯粹的知遇之恩，它就为极易形成派系关系。
遇到国家重大事件，如新帝登基，太后寿诞等，官员也可以荫补。
高级官员如宰相、执政则可荫“期亲”，一般官吏可荫及子孙。高级官吏退休是时也有特权，“曾任宰相及现任三少、使相，（荫）三人”，曾任尚书、侍郎等官以上也可荫一人。
大臣病故死亡，据所留遗表也可荫补，“曾任宰相及现任三少、使相”，最多可荫五人。
而王安石当过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司空等，去逝后追赠太傅。王安礼早前曾以翰林学士知开封府，元丰四年，拜尚书右丞，迁左丞，因多次谏阻神宗派兵攻打西夏，被御史张汝贤所劾，以端明院学士知江宁府，现今加资政院学士知舒州。
以这二位所任官位，大致可荫子弟五至八人。也就是说，自王旁以下的王氏门人皆可荫补选官。
只不过此非正途，非首选之路。
本朝入仕有三：科举、制举、荫补。
科举是常选，制举是特选。
制举又称制科，必须是皇帝下诏才举行的，没有固定时间和固定科目，也被称为“特举”。应试人的资格，也很有意思。起初没有限制，一般士人和已经做官了但觉得官职不咋样的都可以自荐参加制举，后者很像后世的复读生。
文人自有风骨，以正经科举选官为正途，不屑走荫补之路，尤其是王氏这等书香门第。
王氏方、木二辈共五人一并参加辛未科试举，但前提是得通过今年秋天的乡贡。
乡贡，又称作“解试”，由各地州、府主持考试本地人，一般在八月举行，故又称“秋闱”。
呃，于王旁等人而言，解试不是关，几乎没什么难度。
走科举路子，只是为了证明某些事情。
纵然王安石兄弟因政见不同而显得疏离，但那不关乎亲情，否则王安礼也不可能让孙子过继给三兄。
临川王氏，影响这个时代可见的是五十年，但远非止这般。
更何况还有王棣这个不确定因素。
对于科举，王棣倒无多大排斥之心，那世的高考何尝不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大浪淘沙，能笑到最后的自是最有能力者。当然，也需要一些些运气。
成功的因素大致有天赋、勤奋及运气。
对于王棣而言，都能穿越了，哪还缺运气？
既然选择不走荫补之路，那么就专心科举吧。
在杭州时，苏轼这位科场前辈没少提点他，将科场之事详详细细的说了个通透，尤其要注意规避忌讳的字眼，否则定必黜落。另外，策论中切忌不可用未知出处的典故。
这是经验之谈。
仁宗嘉佑二年，苏轼参加礼部组织的一场考试，在这场考试中，苏轼写下了一篇名为《刑赏忠厚之至论》的文章，通篇文章可以说的结构严谨，说理清楚，用词简练并通俗易懂，与当时整个文坛流行的五代浮靡艰涩之风大为不同，因此受到主考官欧阳修和阅卷官梅圣俞的赞赏。
在这篇文章中，苏轼运名为用了一个名为“皋陶杀人”的典故来佐证自己的观点，苏轼在文章中写道：“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
翻译过来就是说在尧执政天下的时候，皋陶作为司法官。有一天要处死一个人，皋陶说要杀了这个人，尧说不行，放了。皋陶再次说要杀了这个人，尧再次说放了，就这样互相争辩了三次。
主考官欧阳修看完后也觉得这篇《刑赏忠厚之至论》写的非常好，但是这个“皋陶杀人”的典故，欧阳修也没有听过。没办法欧阳修只能在事后苏轼拜见他的时候，偷偷的向苏轼询问这个典故的出处。
面对欧阳修的询问，苏轼苏轼笑道：“何须出处。”很直白的告诉他们，这个故事纯粹就是自己为了佐证自己文章的观点编出来的。也幸好是因为这篇文章确实是写的不错，正所谓瑕不掩瑜，欧阳修和梅圣俞没有因为这个而去怪罪苏轼。
这算是文坛雅事，亦是非常人做的非常事，无法复制。
对于苏前辈的不吝赐教，王棣自是虚心接受、铭记于心。
另外，李格非也提了些中肯的建议。嗯，王三郎的人缘不错。
李格非于神宗熙宁九年点中进士，虽然名次不高，但也是正经科班出身，身份清贵。
其刻意于词章，诗文俱工致，人谓其“文高雅条鬯，有意味，在晁、秦之上，诗稍不逮”，《洛阳名园记》为其散文代表作。
嗯，其非止自身文采出众，配偶也大有来头：发妻王氏乃是名相王珪之女，王珪便是“四相簪花”中的其中一位，另三位是韩琦、王安石和陈升之；续弦是仁宗天圣八年庚午科状元、检校太师王拱辰的孙女王氏。两位妻家都是名门，好在历下李氏亦不遑多让，正好门当户对。
李格非虽诗才“逊”于王棣，但也是熟谙科举门道，能知无不言，王棣当然得领对方这个情。
更何况，对方是小萝莉李清照的生身父亲。
虽然年幼，但小度娘已显露出“女中酒霸”的本色，某回喝了几盅果子酒，小脸蛋红扑扑的，黑白分明的眼眸却甚是明亮，笑嘻嘻地唱着“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苏轼这阙词雄浑苍凉，大气磅礴，笔力遒劲，境界宏阔，自有横槊气概，固是英雄本色，须关西大汉，执铁板而高歌。李清照一总角小娘子，声音稚嫩明丽，唱起来居然别有一番味道。再加上她性情爽利，天真浪漫，酒后憨态可掬，着实叫人喜欢。
王棣当然没有某种邪恶喜好，只是想着能眼见着这位词坛女帝萝莉长成，总是会有异样的感受。
此次返回江宁，李格非亦携带爱女回转汴京，两路人马同行了数天，倒也很是热闹。
一路上，李度娘最爱跟在王棣身旁问东问西，十足一个好奇宝宝。这也难怪，闲来无事，王棣便与宗沐、聂胜琼主仆讲些个后世的奇趣见闻。在这个时空，千年之后的一切自是光怪陆离的。王棣娓娓道来，语调平淡，却让听者愕然乍咋舌。
之后，李格非折道山东，先回老家略作停歇，再回京述职。临别前免不得叮嘱几句，言道在东京再见。
李清照心里惦念王棣未曾讲完的《笑傲江湖》，噘着小嘴“告诫”对方，明年去了汴梁一定要将这个故事讲完，不许光挖坑不收尾。
这小娘子，确是有侠义情怀的。
杭州之行，经历了一些事，认识了一些人，很丰富的一段日子。
回到江宁，已是七月，忙完祭拜后，八月乡贡已是近在眼前，这些日子，半山园的学习氛围很浓，便是王未、王末也“收敛”起来，不去打扰王棣等人的备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