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棣很是矛盾，因苏轼而起。
这位大文豪才情万丈，为人豁达豪迈，但一生颠沛、仕途多舛，人生境遇终是不圆满的。
而这一切与王安石密不可分。可以这么认为，苏轼的仕途起伏正好与王安石变法的成败相辅相成。
神宗时期，新政从无到有乃至雷厉风行展开，作为旧党的苏轼因反对变法太急而外放杭州通判、被贬黄州；神宗皇帝殡天、王安石去世，高太后听政、司马光拜相，尽废新法，新党干将或去或贬，旧党人马入政朝堂，苏轼被复为朝奉郎知登州，任未旬日，除起居舍人，迁中书舍人，又迁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待他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乃知杭州；元佑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新党再度执政，绍圣元年六月，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阳；绍圣四年，年已六十二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徼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
虽然大宋朝在华夏历史上的“国土面积”羞于启齿，但与唐代一样，是中国文学、艺术的鼎盛时期，涌现出大量影响深远的文学、艺术创作以及许多为后世所称道的文学家、艺术家。从范仲淹、欧阳修到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唐宋八大家”占了六人，更有数不尽的词人留下名篇无数。是时，星光璀璨，百花齐放。
只是，文人固有相亲，更有相轻。所谓“新旧党争”，所谓“元佑更化”，说到底既是政治理念相悖，又何尝不是文人之间的“争风吃醋”？
苏轼的仕途因王安石而跌宕起伏，王安石又何尝不是因旧党的围追堵截而使得变法之路一波三折？文人之争虽未见刀光剑影，却更为云谲波诡。
但王、苏皆是谠言直声、胸怀坦荡的正人君子，虽曾针锋相对，却终究一笑泯恩仇。
穿越之前的王棣，是个文学迷，也勉强算是文字工作者，尤其喜好宋词，很是诵读了多篇名作。制词大家如大小晏、李后主、柳三变、李清照、陆游、辛弃疾、姜夔等的名篇更是熟读多遍，最推崇的便是东坡居士。
苏轼此人，尽管在仕途中没有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但并没有因为自己人生的跌宕起伏而就此消沉，反而乐在其中，拥有豁达的胸襟，展现出其豪迈慷慨和与众不同的气质。
文为心声，从他的文章中不难看出，这是个率真孤傲、豁达洒脱之人。也唯有如此，词坛方能留下多篇不朽之作。
他敬苏轼之才华无双，自也希望其有幸福美满的人生，至少能避免流放儋州之苦。
他不知道蝴蝶效应能对这个时空产生怎样的影响，又或许这本就是平行宇宙的某个位面，与原本的时空纵横交错，却互不影响？！
但，或许是能做些什么的，唯求心安。
至少就目前来看，已是有了不同于原本的历史轨迹。既如此，顺心意而为之吧。
此次杭州涝害固然损失惨重，后续进展却是不错。
期间的民乱被及时有效地控制，貌似消弭于无形。
灾民因灾后重建的如火如荼的进行而不至于人心惶惶，吃饭穿衣住房，始终是国人的追求，有了安身立命之处，大抵是不再思变的。
另外，“社仓”一事也提上了日程。
灾前，王棣在苏轼面前粗粗谈了谈“社仓”。
社仓，即义仓，但王棣口中的“社仓”并不等同于以往的社仓，二者有着本质之别。
隋代长孙平倡设义仓时即立仓于乡社。《隋书·食货志》：“劝课出粟及麦，于当社造仓窑贮之。即委社司，执帐检校。”此类设仓于社，并由社司管理的义仓就是后代的社仓。时社仓、义仓无别。唐贞观二年，戴胄奏请仿隋制，并正式以“社仓”命名，但实际上大多设于郡、县。宋代亦有义仓设于乡社者，亦称社仓。诏各地乡村立社仓，市镇立义仓。
此时的社仓也好，义仓也罢，皆为民营，效果远不如常平仓，聊胜于无罢了。
先前，高俅曾建言道：“可借常平仓或富人粮于乡社设仓，责富户主持，由都社首、保正及在乡士大夫协同办理。至于收息可集思广益，理出个切实可行的章程……”
这，与百年后朱熹创导的路数已是高度吻合了，王棣不由得又高看了高俅几分。
在原本那个时空，南宋孝宗乾道四年，建宁府大饥。当时在崇安开耀乡的朱熹，同乡绅刘如愚向知府借常平米六百石赈贷饥民。贷米在冬天归还，收息二成，小歉利息减半，大饥全免。计划待息米相当于原本十倍时不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后来归还了政府的常平米，至淳熙八年已积有社仓米三千一百石。这一年朱熹将《社仓事目》上奏，孝宗“颁其法于四方”，予以推广。在福建路的建阳、光泽，两浙路的金华、宜兴，江南西路的南城、萍乡，荆湖南路的长沙等县都建立了社仓。在建仓地区，数十年间“人无菜色，里无嚣声”
朱熹分析社仓和义仓的区别，一在乡间，一在州县；一由民办（由“乡人士君子”主持），一由官办。义仓受益的是“市井游惰辈”，而且官吏“避事畏法”，不敢发粮救济饥民，粮食长期封闭直至化为尘土。他还分析了社仓收息同王安石青苗法的区别，其中提到青苗法通过钱、粮的折算增加了实际利率，为经办官吏的营私舞弊提供了有利条件。
嘉定十五年，真德秀以湖南安抚使知潭州，仿朱熹办法在十二县置社仓一百所，上奏后得到宁宗的批准。理宗时还有人创建新仓。但社仓在实行中也产生一些问题，如摊派粮食，只贷给有田之家，民困于纳息等。
王棣深知其中之弊，沉吟着说：“此议虽好，初期大抵效果显着，但长此以往必不可行。”
苏轼忙问其故。
王棣答道：“恐非蠧于官吏，而蠧于豪家。”
众皆不语，若有所思。
人心多贪，若是掌管社仓的豪户起了私心，定然无益于民。
但社仓之法又确是诱惑多多，究竟有些难以割舍。问题在于如何规避其中弊端呢？
王棣心知社仓之弊难以根除，但仍是有法子尽量不使其走上“邪路”的。
他整理思路，剖析社仓法要想真正发挥好作用，需要三个条件：一是推行社仓法离不开国家，必须保证国家不将社仓粮移作它用；二是不强迫借贷，不强迫还贷。这实际是很难办到的。因为官方办事，总是要讲政绩的。要见政绩，难免要有考核，难免要加入强制。贷者本应是穷困者，既是穷困者，到期不能还是难免的，到期不还的人多了，仓储就会越来越少，直至完全没有。这样，不加强制又几乎不可能。三是官必须是好官、主管的无官吏人必须是家境富裕而又品质高尚的人。这个要求也是难以达到的。如果官员有私心或者主管人有私心，如同上述是想借机盘剥百姓揩油水的人，社仓就会变味。
这一番长篇大论让苏轼等人陷入了沉思，大致是认同了王棣之言。
王棣趁热打铁，侃侃而谈：“社仓可为官督民办，即由地方官劝谕本乡之士民捐输。如准富民能捐谷五石者，免本身一年杂项差徭。有多捐一倍、二倍者，照数按年递免。超过四十石者，分别由州县奖给匾额，捐至二百五十石者，咨吏部给予‘义民’顶戴，照未入流冠带荣身。凡给匾额之民家，永免差役。仓米于春季支借，秋成还仓。遇灾荒则赈恤本地贫民。设正、副社长司其出纳，地方吏胥不得干预，但地方官有权稽查、监督……”
在那个时空，社仓之法几经变革停更，直至清末方消失。王棣采用的是清康熙五十四年的社仓法，虽有官方色彩，却是民办之仓，既杜绝了贪官污吏在其中上下其手，又尽可能避免主管之人从中牟利。
这种手法便是不懂经济官术的李格非也是频频颔首，更毋论是宦海沉浮的苏轼及精擅钻营的高俅了。
这套方案无疑是最完善的，当然，只是相对而言。
至少苏轼是高度认同并几乎全盘采用，朝廷的诏令很快下达，其中多有褒扬，深以为可“为国分忧解难、造福黎民百姓”，令以杭州一地试行之，而后可推行全国。
为官一地造福一方，此乃苏轼之所求，自是大力推行，这二日已有眉目。
杭州富庶，商贾云集，苏太守劝捐以建社仓，每捐粮几何可得相应褒奖，于豪商而言，乃是为己正名之举，怎不踊跃参与？那些个此前牟夺灾祸不义之财的粮商更是唯恐落人之后，不捐则已，动辄便是大手笔。
太守大人欣慰之余，不由苦笑：这些个奸商啊，倒是晓得趋避祸患，一时间不好拿他们开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