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惜才心切，尝言“出名当趁早”，对王安石去世前要“压”王棣一“压”、以免成为王仲永之举是不以为然的。在他看来，王棣心智成熟简直是令人发指，又哪会步方仲永后尘？反而有些惫懒，就像一头驴，牵着不走打着走，绝不能听之任之，得好生鞭策。
他决定做那个拿鞭子的人。
“岁币”是他出的又一个考题，就先前王棣语焉不详的提过三冗、岁币、高薪养廉等问题，就算是死马当作活马医。当然，问的很是云淡风轻：“棣哥儿，你对岁币一事有何看法？”
看法？这等军国大事，你来问我一个黄毛小子？对于这种“明目张胆”的抬举，王棣自然是敬谢不敏：“小子不才，安敢议此军国之事？”
本朝的岁币，可以说是唐时和亲的延续，只不过把女子换成了财物，反正大宋有的是钱，大可以用支付钱财的方式，免去公主远嫁的劳苦。
奇妙的是，对于岁币，居然是为大宋朝野大多数人所接受的。
澶渊之盟时，双方约定宋每年给辽岁币三十万银绢，辽国提出可以迎娶宋朝公主，代替一些岁币，但真宗皇帝不愿意，说宁可多给一些钱财，也不愿意嫁女，可以向辽国称臣，称侄，称孙，但就是不能当辽国的岳父。在宋人眼里，岁币无疑是有失体面的，但和亲更是丧权辱国，所以宋朝君臣不愿和亲。
但作为穿越客的王棣，显然不作此想，只是，妄言国事太高调了，还是缄口不言为妙。
苏轼却是不肯放过他：“本朝不以言获罪，更何况，这只是友人亲近间的寻常探讨，有何不可？但说无妨。”
得，不说还不行了，王棣暗叹，不情不愿的说道：“那小子便姑妄言之，诸位前辈姑妄听之。”
苏轼笑骂：“难不成我等还会‘告密’不成？”
王棣咳了声，第一句话就语出惊人：“岁币者，国之不幸也。”
既然决定议此话题，那便畅开了说，没什么可顾忌的，他也不去看余者神情，面无表情的往下说：“时人多不以岁币为耻，反倒拿唐时和亲相比，只言和亲方是辱国之举。实乃迂腐之见，当年的汉唐和游牧政权和亲，只是为了建立双方的友好关系，免去百姓的战争之苦，这些婚姻都是政治联姻，并不丢脸。而岁币……呵呵，真的不丢人？还是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
“不愿意和亲，只是太好面子罢了。就连给辽国岁币的事也是遮遮掩掩，不愿意承认那是岁币。且美其名曰为‘土特产’，意思就是为了保持两国友好，我们送你们辽国一些土特产，土特产是啥呢？就是白银和丝绸，这些东西恰好也是辽国所需，大家既约为兄弟之国，那给辽国一些特产也是很正常的事嘛。只是，白花花的银子双手奉上，不心疼么？澶渊之盟后岁币给绢银合计三十万匹两，仁宗时增加到五十万匹两，每年定期缴纳。这么一大笔财富哪，够多了户人家吃用一生的？难以计数吧。”
觉得嗓子发干，他灌了一盏茶，继续往下说：“其实，这是很简单的选择题，要钱还是要脸？一纸条约承认了辽国的存在，肯定了辽国和自己的平等地位。似乎用岁币保住了面子。其实不然，事实是面子、里子都丧失了。这样的屈辱都可以接受，那么还有什么事是接受不了的？”
“不过，仔细想想，这样的做法有错吗？未必，这可能是当时条件下所能做出的最好决策了。说到底归于一句话：落后就要挨打。打不过就得听对方的。如此而已。”
他有些意兴阑珊，唇角的嘲讽一掠而过：“或许有人说咱大宋有过万万的财政收入，给十万不算多。这十万是大风刮来的？哪一分不是民脂民膏？就得拱手送钱？而且送的还不是一家，除了辽国还有西夏。不愿打仗哪，打仗太耗钱。但为何和平难以维持太久，只不过是打仗能获得比和平更多的收益，如土地、人口、牲畜以及尊严。但咱大宋是不敢言战的，和为贵嘛，所以任由敌国坐大，就便割肉求和亦无不可。”
“再说说‘岁赐’……”他淡淡一笑，手指敲敲桌几：“景德和议，我朝封李德明为西平王、定难军节度使；取消青白盐禁令；每年赐给西夏白银一万两，绢一万匹，钱两万贯，茶两万斤。庆历和议，李元昊取消帝号，还称夏国主；我朝每年赐给西夏白银五万两、绢十三万匹、茶两万斤，并且逢年过节再给西夏白银二万二千两、绢二万三千匹、茶一万斤。”
“给辽国岁币倒也罢了，实在是打不过人家嘛。但西夏只一蕞尔小国，还能打不过它？为什么要每年赐给西夏这么多财物？原因倒不复杂，宋夏之间数十年的战争中我朝基本上都没占什么便宜，而贫瘠的西夏为了维持生计又不得不采用持续性的骚扰来获取更多的物资保障，所以，我朝‘赐给’西夏财物既能维持和平，又不至于丢面子。”
“其实，历史上很多这种用金钱换和平的例子，并不一定全都是屈辱性的，就像汉武帝在对匈奴的战争获胜之后依然在与乌孙国和亲、汉宣帝接受匈奴称臣之后也继续与匈奴和亲，和亲可不仅仅是把汉朝公主嫁过去这么简单，汉朝陪嫁的珠宝、物资也都是巨额的。
“但是，给西夏财物，泱泱大宋竟沦落至斯，总是叫人难以释怀。还美其名曰为‘岁赐’，真正是面子大过天呢。”
他稍稍加重语气：“一定程度上来讲，给辽和西夏岁币确实减轻了两国对边境的侵犯，促进了国家的和平和民族交往。但也正是这种用钱买来的和平最易麻痹，让我朝变得非常安逸。正是这种安逸，也让我朝逐渐失去了野心和危机感，让我宋人逐渐失去了血性，这才是最坏的结果。”
末了，他如此总结：“亚圣曰‘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当铭记于心。小子以为，我大宋理应反思得失，且当此前种种是天将降大任的磨砺，知耻而后勇，犹可作为也。”
自始至终，他的语速不疾不徐，语调平缓，眼眉低垂，也不去看其他人，只像是陈述平淡无奇的事情，与己无关。
但听者却是心潮起伏，久久难以平静。
良久，苏轼凝视着王棣，语气凝重：“你，主张用战争解决争端？”
“不，我不是好战分子……”王棣轻轻摇头：“战争，只是谋求和平的一种手段。”
“只是，和平谈何容易？”他笑了笑，说：“就好似两个意气风发、热血沸腾的少年，有些矛盾摩擦，一言不合就开打。结果呢，自然是拳头更硬的那一方打赢了，输的那一方少不得要赔礼道歉，日后要么见到对方绕道而行，要么心甘情愿依附跟随成了跟班走卒。”
“和平，终究是取决于谁的拳头硬，而非谁能说会道，君子动口不动手，总得对方也是君子吧。”
苏轼、李格非若有所思，高俅却是拍案而起：“说的好……民间有句话叫‘打铁还得自身硬’，要想不被人欺负，就得有欺负人的实力。”
李格非瞥高俅一眼，微微皱眉，说道：“可战争不仅耗费巨大，且戕害军士百姓，真正是劳民伤财，总不如用钱财换取和平吧。”
高俅沉声说道：“三郎刚才说过，如此换来的和平只会让我军民麻痹安逸，继而养成惰性，长此以往，将无可战之心，兵无可战之力，国朝之安危难道寄希望异族之仁慈？发展军力，时刻备战，方是振我大宋雄风之国策。”
李格非欲言又止，终是不再反驳。他自非投降派，反而身具文人风骨。只是，打战抑或岁币，在他看来，终究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这，也是他极力反对变法之故。王安石施新政求富国强兵之路，说到底是将国家往兵祸战乱这条不归路上推啊。
同时，这也是他对高球生不起好感之故。这高文恭倒是有才干的，算是先生的得力助手，但性格太让人捉摸不透，既圆滑世故，又桀骜不驯，骨子里是个争强好胜之人，长留左右乃是大隐患。
王棣的心思却有些复杂，高俅此人在原本的历史评价亦非盖棺定论的，世人知其阴恶只因一部名着，但有史学家指出，高俅其人虽善权谋经营，但非大奸大恶之辈。其曾入伍参与西夏之战；后掌禁军亦是极力改变懒散之风；对他原来的主人苏轼一家也颇为照顾，一些野史上记载他“不忘苏氏，每其子弟入都，则给养恤甚勤。”因此他的这些作为也获得朝中一些人的好评。总体而言尚属重情重义。
而据《丹徒县志摭余》记载，高俅墓在高家边。高家边靠近丹徒的高资，是句容境内的一村庄。村民三分之一姓高，解放前还有高家祠堂，供奉着高俅的塑像，高氏家谱记载，北宋末靖康之难后，高氏子弟逃到江南定居延续至今，已有几十代。高俅在这里被高姓人尊为老祖宗，而且认为是大忠臣。
大抵可以这么认为，高俅不仅是宠臣，也是能臣，小说的贬毁是应该纠正的，为后代留下可信史实。高俅生于乱世，从一介平民飞黄腾达，善始善终，后代繁荣，这也是很大的福气。
于王棣而言，不可尽信书。高俅，是新党领袖，是支持王安石变法的，仅此一点便算是“自己人”。
且看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