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晋太康文学的璀璨星河中，陆机、潘岳之辈以其门阀显贵的身份与辞藻富丽的文风占据着聚光灯下的位置，而束晳，这位出身寒素、沉潜于典籍与乡野之间的学者，恰似一颗温润却坚韧的星子，在学术与文学的疆域里开辟出独属于自己的天地。
他没有石崇金谷园的宴饮之盛，没有张华朝堂之上的权重之尊，却以《三都赋序》的卓识、《五经通论》的渊深、《劝农》诸赋的质朴，在两晋学术史与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其一生，是西晋寒门士人在门阀制度挤压下坚守学术本心的缩影，亦是乱世中知识分子以笔墨安身、以着述立命的生动注脚。
束晳的先祖，可追溯至西汉名臣疏广。
疏广曾为汉宣帝太子太傅，以功成身退、散金于乡的高义闻名天下。
至东汉时期，疏氏一族因避战乱迁徙，为避仇家之祸，遂改“疏”为“束”，定居于阳平元城（今河北大名一带），从此便有了束姓一脉。
束晳的父亲束龛，曾任西晋冯翊太守，虽非顶级门阀，却也算得上地方要员，这为束晳早年接受系统的儒学教育提供了基础。
然而，束晳的成长之路并未因父亲的官职而一帆风顺——西晋初年，门阀制度已然成型，“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格局逐渐固化，即便束氏有先祖的荣光，在讲究“士庶之别”的时代里，仍被归入“寒素”之列，这一身份烙印，贯穿了束晳的一生。
束晳自幼便显露出异于常人的聪慧与勤勉。
《晋书·束晳传》记载他“博学多闻，与兄璆俱知名”，兄弟二人皆以才学见称，时人将他们比作春秋时期的鲁国名儒闵子骞与冉有。
束晳的求学之路，没有依托门阀的荫庇，全凭自身对典籍的痴迷。
他少年时便通读《诗》《书》《礼》《易》，对《春秋》三传的研习更是深入肌理，不仅能背诵原文，更能对其中的义理与典故旁征博引，提出自己的见解。
当时的儒学大家挚虞见其文章，惊叹不已，称赞他“才学博通，足以继踵前贤”，并主动与之结交，两人时常一同探讨经义，成为西晋学界的一段佳话。
除了儒学经典，束晳对天文历法、地理方物、民俗歌谣也有着浓厚的兴趣。
他不像当时一些世家子弟那样，将学问局限于章句之学或玄谈清议，而是更注重学问的实用性与广泛性。
他曾深入研究汉代的《太初历》与《四分历》，对其中的节气推算、日月交食规律提出过修正意见；又曾游历关中、河洛一带，考察当地的山川地理与民俗风情，收集了大量民间歌谣与传说，这些经历不仅丰富了他的学识，更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积累了鲜活的素材。
束晳的才名，最初是通过一篇《玄居释》传遍洛阳的。
当时，束晳因出身寒素，在仕途上屡屡受挫，有人嘲笑他“潜心典籍，不务世务，徒为玄虚之谈，无益于时”，束晳听闻后，遂作《玄居释》以明志。
文章模仿东方朔《答客难》与扬雄《解嘲》的体例，以“客”与“主人”的对话展开，“客”讥讽他“仕路隔塞，身沉下僚，何不攀附权贵，以求通达”，“主人”则以束晳的口吻回应，称自己“宁守陋巷，甘贫乐道，不愿以曲道求荣”，并列举颜回、原宪等古之圣贤“安贫守道，终成不朽”的事例，表明自己“以学术为乐，以着述为志”的人生追求。
文中“道无贵贱，唯其所存；士无贤愚，唯其所志”一句，既是对门阀制度的隐晦批判，也是束晳对自身人生选择的坚定宣言。这篇文章文辞典雅，说理透彻，不仅展现了束晳深厚的文学功底，更彰显了他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洁品格，张华读到后，对其赞赏有加，感叹道：“此子之才，不亚于扬子云（扬雄），若能得遇明主，必能成大器。”
张华的赏识，成为束晳仕途的转折点。
当时张华担任司空，执掌朝廷的典章制度与文化教育事务，他深知西晋初年学术凋敝，亟需有真才实学的士人来重振儒学，于是便向晋武帝举荐束晳，称其“寒素博学，明于典制，可任着作郎之职”。
晋武帝采纳了张华的建议，任命束晳为着作郎，负责编撰国史与整理宫廷藏书。
这一职位虽品级不高，却能接触到大量珍贵的文献资料，对于痴迷典籍的束晳而言，无疑是如鱼得水。
在担任着作郎期间，束晳完成了一项对中国学术史影响深远的工作——整理“汲冢竹书”。
太康二年（公元281年），汲郡（今河南卫辉）的一个盗墓贼在挖掘战国时期魏襄王的陵墓时，发现了一批用战国古文（蝌蚪文）书写的竹简，总数达数十车之多。
这些竹简出土后，因盗墓贼的破坏与长期埋藏于地下，大多残缺不全，文字也难以辨认。
晋武帝得知后，命张华负责整理这批竹简，张华便将这一重任交给了束晳。
整理汲冢竹书的工作异常艰巨。
首先，竹简上的文字是早已失传的战国古文，当时能辨识这种文字的人寥寥无几；其次，竹简因受潮、虫蛀等原因，很多文字模糊不清，甚至出现断简残编的情况；再者，竹简的顺序被完全打乱，需要根据内容重新编排。
束晳接到任务后，丝毫不敢懈怠，他先从辨识文字入手，对照当时流传的古文典籍，逐字逐句地解读竹简上的文字；
然后根据文字内容，将残缺的竹简进行拼接，将混乱的顺序重新梳理；
最后，再将解读后的内容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抄写下来，编成完整的书籍。
经过数年的努力，束晳最终从汲冢竹书中整理出了数十种古籍，其中包括《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琐语》《易经》等重要文献。
《竹书纪年》是一部编年体通史，记载了从夏商周到战国时期魏襄王的历史，其中很多内容与《史记》等传世典籍不同，比如“太甲杀伊尹”“共和行政为共伯和摄行天子事”等记载，颠覆了传统的历史认知，为研究先秦历史提供了全新的视角；《穆天子传》则记载了周穆王西征昆仑山，会见西王母的故事，不仅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还充满了浪漫的神话色彩，成为后世文学创作的重要素材。
束晳对汲冢竹书的整理，不仅挽救了一批濒临失传的珍贵文献，更推动了西晋时期的学术研究，他也因此被后世学者誉为“中国古代文献整理学的先驱”。
除了文献整理，束晳在儒学研究上也颇有建树。
他深感当时的儒学研究过于注重章句之学，而忽视了经义的本质，于是便撰写了《五经通论》五卷。
在这部着作中，束晳不拘泥于前人的注疏，而是结合自己对社会现实的观察，对《诗》《书》《礼》《易》《春秋》五部经典的义理进行了全新的阐释。
比如在解读《诗经·七月》时，他不仅分析了诗歌的艺术手法，还结合西晋时期的农业生产状况，探讨了诗歌中所反映的古代农业制度与农民生活，使儒学研究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在解读《礼记·礼运》时，他对“大同”“小康”的社会理想进行了深入剖析，认为“大同之世虽不可复，然小康之治可通过仁政实现”，体现了他关注民生、心系天下的情怀。
《五经通论》问世后，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好评，成为当时儒生研习五经的重要参考书，挚虞评价此书“融贯古今，通达义理，为儒学注入了新的生机”。
束晳的文学创作，同样具有鲜明的特色。
与陆机、潘岳等人“辞藻绮丽，铺陈夸张”的文风不同，束晳的文章更注重内容的质朴与情感的真挚，尤其是他的赋作，多以民生疾苦、田园生活为题材，充满了对底层百姓的同情与对田园风光的热爱，被后世称为“质朴赋风的代表”。
他的《劝农赋》是西晋赋作中的名篇。
当时西晋朝廷为了恢复因战乱而凋敝的农业生产，推行了“劝农政策”，但地方官吏却借此机会盘剥百姓，导致农民苦不堪言。
束晳目睹了这一现象，遂作《劝农赋》以讽喻。
赋中先是描绘了“春阳布泽，万物萌发，农夫荷锄，深耕细作”的美好景象，然后笔锋一转，揭露了地方官吏“催租逼税，强征劳役，农夫终年劳作，却不得温饱”的残酷现实，最后呼吁朝廷“轻徭薄赋，体恤民生，使农夫能安于耕织”。
全文语言质朴无华，情感真挚深沉，没有丝毫的雕琢之痕，却字字句句都饱含着对百姓的怜悯之情，被誉为“西晋赋作中少有的民生之作”。
除了《劝农赋》，束晳的《贫家赋》也极具代表性。
这篇赋以自身的生活经历为蓝本，描绘了寒门士人“室无完堵，衣无全帛，日食藜藿，夜卧草席”的贫困生活，文中“寒者不暖，饥者不饱，布褐不完，粝食不饱”的句子，生动地展现了西晋寒门士人的生存困境。
但即便如此，束晳在赋中仍表达了“贫而不贱，困而不颓”的志向，称自己“虽无千金之产，却有万卷之书；虽无鼎食之乐，却有着述之欢”，展现了他安贫乐道、坚守本心的品格。
束晳还擅长创作乐府诗与民间歌谣。
他曾收集了大量的民间歌谣，仿照《诗经》的体例，编撰了《发蒙记》一卷，其中收录了很多反映民间生活与情感的歌谣，语言通俗易懂，节奏明快，充满了生活气息。
他自己创作的《补亡诗》六首，更是将民间歌谣与儒学经典完美结合的典范。
《补亡诗》是为补《诗经·召南》《邶风》中缺失的六篇诗歌而作，束晳以民间歌谣的形式，描绘了古代的祭祀、农耕、婚姻等场景，既保留了《诗经》的典雅之风，又融入了民间歌谣的质朴之韵，被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称赞为“补亡之作，义笃而辞雅，可谓继轨《风》《雅》”。
束晳的仕途，始终与“寒素”的身份紧密相连。
尽管他才华横溢，政绩卓着，却因出身寒门，始终未能得到重用。
在担任着作郎多年后，他曾被调任佐着作郎、尚书郎等职，负责编撰国史与起草诏书，但这些职位大多是文职，没有实权。
即便如此，束晳依然恪尽职守，在编撰国史时，他坚持“秉笔直书，不隐恶，不虚美”的原则，如实记载西晋初年的历史事件与人物，甚至对一些权贵的不法行为也毫不避讳，因此得罪了不少门阀贵族。
晚年的束晳，厌倦了官场的倾轧与门阀的排挤，遂以母亲年迈为由，请求辞官归隐。
朝廷批准了他的请求，束晳便回到了家乡阳平元城，过上了“躬耕田园，潜心着述”的生活。
他在乡间开辟了一片田地，种植谷物与蔬菜，闲暇之余便闭门读书，整理自己的着作。
当地的百姓得知他是大名鼎鼎的学者，纷纷前来向他请教经义，束晳总是耐心解答，毫无学者的架子，深受乡邻的爱戴。
西晋惠帝永康元年（公元300年），束晳在家乡病逝，享年四十余岁。
他去世后，乡人感念他的恩德，为他立碑纪念，碑文中称他“博学笃行，安贫乐道，为一代之儒宗，百世之楷模”。
束晳一生着述颇丰，除了前文提到的《五经通论》《玄居释》《劝农赋》等作品外，还有《三都赋序》《释讳》《发蒙记》等数十篇着作，可惜的是，由于战乱等原因，他的很多着作都已失传，仅存的作品被收录在《晋书·束晳传》与《文选》等典籍中，成为后世研究西晋学术与文学的重要资料。
束晳的一生，没有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没有波澜壮阔的人生传奇，却以其深厚的学术造诣、质朴的文学风格与高洁的品格，在西晋那个门阀林立、玄风盛行的时代里，书写了属于寒门士人的精彩篇章。
他对汲冢竹书的整理，为中国古代文献的传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的儒学研究，推动了西晋儒学的复兴；
他的文学创作，为西晋文学注入了质朴的生命力。
正如清代学者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中所说：“束广微（束晳字广微）以寒素之身，沉潜典籍，着述等身，其功不亚于郑康成（郑玄）、王仲任（王充），实为西晋学术之瑰宝。”
在今天，当我们回望西晋的学术与文学星空时，不应只看到陆机、潘岳等门阀士人的光芒，更应铭记束晳这样的寒门学者——他们在时代的夹缝中坚守本心，以笔墨为犁，以典籍为田，在学术的土壤里辛勤耕耘，最终开出了绚烂的花朵，为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