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中原大地已被烽火啃噬得千疮百孔。
黄巾起义虽已被镇压，但其余烬未熄——河北张燕率“黑山军”纵横太行，南阳韩遂、马腾据凉州反叛，甚至洛阳近郊都常有流民聚众劫掠。
朝堂之上，宦官与外戚仍在争权，灵帝耽于享乐，卖官鬻爵之风盛行，州郡牧守则趁机拥兵自重，昔日一统的大汉天下，已然呈崩裂之兆。
就在这兵戈扰攘、礼崩乐坏之际，吴郡吴县（今江苏苏州）的乡野间，却常有一位白发老者的身影。
他身着洗得发白的素布道袍，腰系麻绳，手持一根枯瘦的藜杖，杖头挂着个粗布行囊，里面装着符纸、艾草与一小罐净水。
此人便是于吉，其生平籍贯在正史中鲜有详载，仅《后汉书·襄楷传》附记提及“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其师于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号《太平青领书》”，而《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注引《江表传》，则详细记载了他在江东的行事，足见其一生与“太平道”思想及江东之地的深厚牵绊。
关于于吉的早年经历，史书中仅有零星线索可寻。
据《太平青领书》（后世称《太平经》）的序言残卷推测，于吉可能出身琅邪郡（今山东临沂一带）的寒门，早年曾在当地研读儒家经典，后因不满汉末官场腐败，弃儒从道，游历天下。
他曾到过蜀地青城山，与隐世的方士探讨炼丹之术；也曾去过荆州云梦泽，观察水患与疾疫的关联。
直到中年，他才辗转至江东，因见此地远离中原战火，且水网密布、疾疫频发，便决定在此定居，以方术济世。
彼时的道教尚未形成完整体系，方士群体鱼龙混杂：有追求长生、炼丹求仙者，如后来的左慈；有以符箓驱邪、治病救人者，如于吉；也有借“鬼神之说”聚众谋逆者，如张角兄弟。
于吉显然属于“济世派”——他所到之处，从不在村落中张扬，仅在村口的古槐树下搭一个简陋的草棚，将行囊中的符纸、艾草整齐摆放在青石案上，再将净水罐置于案角，然后闭目静坐，等待有需要的人前来。
遇有贫病者上门，于吉便先询问病情，再焚香祷祝，口中默念口诀，随后以艾草蘸取净水，在患者额头轻点三下，又取一张符纸，以朱砂画就简单的符文，焚于水中，让患者饮下。
令人称奇的是，经他施治后，不少患痢疾、疟疾的百姓竟真的痊愈了。
久而久之，“白发仙人能治病”的消息便在吴郡、会稽郡一带传开，百姓争相奉之，甚至有村落为他立生祠，每逢初一十五，便杀猪宰羊祭拜，于吉却从不接受祭品，仅取少量米粮果腹，其余皆劝百姓分与贫苦之家。
彼时江东虽未如中原那般残破，却也受黄巾余党与地方豪强侵扰。
孙坚父子初据江东时，尚需仰仗地方士族（如吴郡顾氏、陆氏）与百姓的支持，对于吉这类“得民心而无实权”的方士，起初并未多加干涉。
于吉也深谙乱世生存之道，从不涉足军政事务——某次孙坚率军路过吴县，麾下将领欲邀他入营为士兵祈福，于吉却婉言谢绝：“将军将士皆为保境安民而来，此乃大义，无需借鬼神之力。”这种“不攀附、不煽动”的态度，让他在江东安稳生活了十余年，宛若一株乱世中的古松，静默地扎根于民间土壤。
汉献帝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孙策已平定江东六郡（吴郡、会稽、丹阳、豫章、庐陵、庐江），正欲厉兵秣马，与曹操、袁绍三分天下。
此时的于吉，因常年在吴郡、会稽一带行医布道，声望已达顶峰——据《江表传》记载，于吉每至一城，“诸将宾客莫不毕集，使妇女就吉求福，吉往者，人但拜，不须复言”。
即便是孙策麾下的核心将领，如程普、黄盖等人，也多有私下信奉者：程普曾为患病的母亲向于吉求符水，黄盖则在出海作战前，暗中请于吉为士兵祈福。
这种“民心皆向于吉”的景象，渐渐引起了孙策的警觉。
孙策此人，少年英武，十五岁随父征战，二十一岁继父业平定江东，性情刚猛且极具掌控欲，向来不信鬼神之说。
他曾对左右谋士言：“此子（于吉）妖妄，能惑众心，若久留之，必乱我江东人心。”
其麾下长史张昭曾劝谏：“于吉虽为方士，然其行止无过，且深得百姓爱戴，若杀之，恐失江东民心，不利于日后霸业。”
孙策却不以为然，反驳道：“民心当向我孙氏，而非向一术士！他能使诸将不顾君臣之礼，能使百姓为其奔走，此乃隐患，不可不除。”
彼时孙策刚经历与庐江太守刘勋的战事，麾下将士多有伤亡，军中士气稍显低落。
而于吉却在此时前往丹徒（今江苏镇江）军营附近布道——丹徒是孙策的军事重镇，驻军多达万人，不少士兵因思念家乡、畏惧战事，竟偷偷离营，前往于吉的草棚求符水“保平安”，甚至有校尉级别的军官也参与其中。
此事被孙策得知后，他怒火中烧，当即命人将于吉逮捕入狱，理由是“擅入军镇，惑乱军心”。
于吉入狱的消息传开后，江东百姓哗然——吴郡百姓自发组织请愿队伍，手持香烛，聚集在孙策府邸前，请求释放于吉；会稽郡的士绅则联名上书，愿以家财赎其罪，甚至有人表示“愿代吉受刑”。
就连孙策的母亲吴夫人（吴太夫人）也亲自向孙策求情：“于先生在江东多年，治病救人，未有恶行，你为何要将他关押？军中将士多有受其恩惠者，杀之恐寒将士之心。”
孙策却态度坚决：“母亲有所不知，此人身怀妖术，能操纵民心，若不除之，日后必为大患。昔年张角以太平道聚众数十万，祸乱天下，今日于吉虽无反心，但其影响力不亚于张角，我岂能重蹈覆辙？”
吴夫人虽再三劝阻，却未能改变孙策的心意。
于吉在狱中并未怨天尤人，反而保持着平和的心态。
狱卒因敬重于吉的为人，常暗中给予优待：为他送来温热的米粥，帮他打扫牢房，甚至允许他在狱中焚香静坐。
若有狱友患病（彼时监狱卫生条件恶劣，痢疾、疥疮频发），于吉便会传授简单的调息养气口诀，教他们以手指按压穴位缓解疼痛，竟也有不少人因此好转。
这种“身陷囹圄仍济世”的举动，更让百姓坚信其“仙人”身份，也让孙策的杀意愈发坚定——他深知，于吉的声望已足以撼动自己在江东的统治根基，即便其无反心，也断不可留。
建安五年四月壬寅日，孙策决定将于吉押至吴郡闹市处斩，以“儆效尤”。
临行前，孙策亲自前往监狱提审于吉，想看看这位“仙人”在临死前是否会露出恐惧之态。
面对孙策的质问（“你可知罪？”），于吉平静地回答：“我一生行医布道，未害一人，未取一钱，何罪之有？将军若杀我，恐有不祥之事。然我亦知将军忧心江东安危，若能以我之死换江东太平，我亦无憾。”
孙策闻言，冷笑一声：“妖言惑众！今日我便斩了你，看天能奈我何！”
随后命人将于吉绑于闹市中的木桩之上，准备行刑。
关于于吉临刑时的情景，不同史料的记载差异极大，也为这段历史增添了几分传奇色彩。
据东晋干宝《搜神记》卷一记载，于吉临刑时，“天忽大风，云气晦冥，白日如夜，江水涌溢，岸上百姓皆哭拜，呼‘仙人’不止”。
刽子手见此异象，吓得双手发抖，刀都掉在了地上，竟无人敢举刀行刑。
孙策怒不可遏，亲自夺过侍卫手中的环首刀，大步走到于吉面前，厉声喝道：“妖术休得放肆！”
随后手起刀落，将于吉斩首。
然而，更离奇的事还在后面——于吉死后，其尸身竟在一夜之间消失不见，仅留下木桩上的绳索与几滴血迹。
次日清晨，有百姓在城外的穹窿山中发现一株新栽的松树，其树干挺拔，枝叶舒展，形态竟与于吉生前身形相似；更奇的是，松针上凝结的露珠，滴在伤口上能止痛，饮之能缓解咳嗽，百姓皆言此乃“于吉仙化所成”，纷纷前往山中祭拜，甚至有士兵偷偷从军营溜出，为松树系上红绳，祈求平安。
而《三国志·吴书》注引《江表传》的记载则更为平实，仅称于吉“被杀，将士哀惜之”，并未提及大风、尸身消失等异象；西晋陈寿所着《三国志》正文，更是仅用“策尝于郡城门楼上，集会诸将宾客，吉乃盛服杖小函，漆画之，名为仙人铧，趋度门下。
诸将宾客三分之二下楼迎拜之，掌宾者禁呵不能止。
策即令收之。
诸事华、陈端并从容向策陈乞，策曰：‘昔南阳张津为交州刺史，舍前圣典训，废汉家法律，尝着绛帕头，鼓琴烧香，读邪俗道书，云以助化，卒为南夷所杀。此甚无益，诸君但未悟耳。今此子已在鬼箓，勿复费纸笔也。’即催斩之，悬首于市”。
这种差异，实则反映了时人对于吉的两种态度：统治者（如孙策）视其为“妖妄惑众者”，欲除之而后快，故在官方记载中淡化其“神性”；而百姓与部分士人则视其为“救苦救难的仙人”，不愿接受其死亡的事实，故在民间记载中添加“仙化”情节，以寄托哀思。
事实上，于吉的“神性”并非源于其真有超自然能力，而是源于乱世中百姓对“安宁”“健康”的迫切渴望。
东汉末年，江东虽远离中原战火，却因水网密布、气候潮湿，疾疫频发——建安初年，吴郡曾爆发大规模痢疾，“死者十之三四”，而当时的医术有限，医生多以“汤药灌之”，效果甚微。
于吉的符水或许并无实效，但他的出现，为身处苦难中的百姓提供了精神寄托：百姓饮下符水，便觉得“仙人已护佑我”，这种心理暗示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焦虑，甚至增强身体的抵抗力；而于吉所传授的调息口诀、穴位按压之法，虽非“仙术”，却是他多年游历总结的民间医术，对缓解病痛确有帮助。
可以说，于吉的“仙名”，是百姓在苦难中“造”出来的——他们需要一个“仙人”来承载希望，而于吉恰好成为了这个载体。
于吉死后，孙策的命运也印证了其临终前的“不祥之言”。
建安五年五月，孙策在丹徒山中狩猎时，因追逐一只鹿而与侍卫走散，途中遭遇许贡的门客（许贡曾为吴郡太守，因反对孙策被斩，其门客欲为其报仇）。
双方发生搏斗，孙策被箭射中面颊，身负重伤。
回到军营后，孙策的伤势日渐恶化，临终前，他恍惚间见一白发老者立于床前，身着素布道袍，手持藜杖，正是于吉的模样。
孙策惊呼一声，吐血而亡，年仅二十六岁。
此事虽为巧合，却被百姓解读为“于吉索命”，更让于吉的“仙人”形象深入人心。
此后，江东百姓对于吉的祭拜从未断绝，即便在孙权建立吴国后，也未明令禁止——据《吴书》记载，孙权的皇后潘淑曾私下供奉于吉画像，祈求子嗣，而孙权得知后，也仅是“默然不语”，并未加罪。
于吉之死，并未终结其“传奇”，反而让其形象在民间不断被神化，甚至逐渐融入道教体系，成为跨越千年的“民间神只”。
西晋时期，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将于吉与左慈、葛玄并列为“汉末三大方士”，称其“得太平之道，能通鬼神，济万民，虽身死而神不灭”。
葛洪认为，于吉所传的《太平青领书》，虽部分内容“略显粗陋”，但核心思想（如“关爱百姓、反对暴政”）与道教“无为而治”的理念相通，故将其纳入道教经典体系。
东晋时期，道教理论家陶弘景在《真诰》中，进一步将于吉的地位提升，称其“死后升仙，为‘太平广化真人’，居太上老君座下，掌管人间疾疫之事”。
南北朝时期，道教逐渐系统化，于吉所传的《太平青领书》被列为“道教早期经典”，其本人也被尊为“太平道始祖”之一（另一始祖为张角）。
北魏太武帝时期，道士寇谦之“清整道教”，曾在平城（今山西大同）修建“太平观”，供奉于吉画像，每逢疾疫之年，便举行法会，祈求于吉“驱邪除疫”。
南朝梁武帝萧衍笃信道教（后改信佛教），曾下令在吴郡为于吉重修“太平观”，并亲题匾额，追封于吉为“太平普惠真人”，这是官方首次正式承认于吉的“神只”地位。
唐代是于吉“神化”的关键时期。
唐玄宗李隆基崇尚道教，曾下令将《太平青领书》列为“国子监必读典籍”，并命人将于吉的故事改编为《太平广化真人传》，颁行天下。
天宝年间，唐玄宗更是下令在全国各州郡修建“太平观”，以于吉为主祀神，规定每逢正月十五（于吉诞辰，民间传说），官员需前往祭拜，祈求地方平安。
据《唐六典》记载，当时全国共有太平观120余座，仅江东地区便有30余座，可见于吉在唐代的影响力。
宋代，于吉的“神只”地位进一步巩固。
宋真宗赵恒曾亲赴吴郡太平观祭拜于吉，并御笔题词“济世爱民，太平广化”，将其画像纳入“道教诸神图谱”。
宋徽宗时期，由于朝廷崇信道教，于吉被加封为“太平广化普济真君”，其祭祀规格与“三清四御”之下的“十殿阎罗”相当。
在民间，于吉的形象也更加具体化：百姓将其视为“健康之神”“平安之神”，家中若有人生病，便会供奉其牌位，焚香祷祝；渔民出海前，会向其祈求风平浪静；甚至商人开业，也会祭拜于吉，祈求“生意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