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元618年四月中旬，隋炀帝杨广被宇文化及等逆臣缢死的消息传到了长安，唐王李渊听闻后，其表现可谓是“演技炸裂”。
根据《资治通鉴》记载，李渊为了杨广的死而“恸哭”。
李渊整个人仿佛遭受了巨大的打击，情绪瞬间崩溃。他先是怔怔地僵在原地，片刻之后，泪水便如决堤的江水般从眼眶涌出，继而放声“恸哭”。继而哭着说道：“吾北面事人，失道不能救，敢忘哀乎！”
李渊的这番话语，初听之下，仿若一位忠诚不二的臣子，在为自己曾经尊奉的君主之死而悲痛欲绝。在古代，“北面事人”乃是一种臣子的姿态，象征着尊崇与服从，李渊以此表明自己对杨广的臣属身份和敬重之心。而“失道不能救”则透露出一种无奈与自责，似乎在暗示杨广在位期间偏离正道，致使国家陷入如此境地，而自己有心挽救，却力不从心。“敢忘哀乎”更是将自己对杨广之死的哀伤推向了高潮，仿佛杨广之死是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深深地刺痛着他的心。
在笔者看来，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李渊如此悲痛的表现背后，或许又隐藏着李渊更为复杂的心思。在当时复杂的政治局势下，杨广的死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李渊表面上的悲痛，或许不仅是为了迎合臣子和百姓对旧主的怀念之情，更是为了在政治上占据舆论的制高点，向天下人展示自己心怀苍生、不忘旧主的仁德形象，从而为自己的政治野心和未来的大业做铺垫。毕竟，在这场权利与命运的博弈中，每一个细微的表现都可能影响到最终的结局。
另外，笔者更相信，李渊虽然在“恸哭”，但内心深处却在暗暗窃喜。毕竟，杨广生前的压制犹如一座沉重的大山，曾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多少年来积压的愤恨，在此刻才得以释怀。
这种如释重负之感，同时也让李渊暗自庆幸命运的眷顾，他的心中或许还怀揣着一种更为隐秘的情绪——庆幸，庆幸杨广不是死在他的手里。
从政治谋略和舆论风向来分析，李渊深知在这个动荡的时期，自己的每一步行动都必须谨慎权衡。如果杨广是死在自己的手中，那么他很容易被天下人扣上“弑君”这样沉重的罪名，这对于他未来的大业无疑是巨大的阻碍。在古代，君权神授的观念深入人心，弑君者往往会被视为大逆不道的乱臣贼子，遭到唾弃和讨伐。
而杨广被宇文化及等人所杀，李渊便可以巧妙地规避这一舆论风险，在道德和政治层面占据更为有利的位置。
因此，尽管表面上李渊表现得悲痛欲绝，为杨广之死而“恸哭”，并言之凿凿地说出“吾北面事人，失道不能救，敢忘哀乎！”这样的悲戚之言，但实际上，他内心的真实想法或许与表面所展现的大相径庭。这种表里不一的情况，在历史的权力更迭中并不罕见，也值得我们后人深入探究和思考。
不管怎么说，杨广的死，让李渊终于放开了手脚。
公元618年五月十四日，当了半年傀儡皇帝的隋恭帝杨侑突然向全国颁布禅位诏书，曰：“天降灾难于隋朝，伟大的太上皇在江都惨遭奸贼杀害，其悲惨程度超过望夷宫之变，祸患之深重甚于骊山以北。我作为年幼的继承人，突遭此变，哀号不止，心情崩溃。我仰望苍穹，悲痛至极，仇恨难以得报，孤独徘徊，不知归宿何在。相国唐王，顺应天命而崛起，拯救危难，自北向南，东征西讨，使诸侯归附，千里之内定胜负。他统领义师，庇佑百姓，保我皇位，全赖其力。他的德行如同天地造化，功绩高远无比，万民归心，天命所归。我不能让唐公屈居臣下，违背天命。自古以来，虞舜夏禹之间，相互推让，若非重华（即虞舜），谁能担当命禹重任？如今天下分崩离析，天地改易，大运已去，我恳请大家允许我让位于贤者。我本为代王，如今轮到我被替代，天意如此，岂能抗拒？我渴望借助古代圣人的智慧，以诛灭四凶（指的是被舜帝流放的四个凶神，此时意指宇文化及等叛乱者）。幸运的是，我遇到了变革和新政的恩惠，得以提前担起三恪的重任。我立志要为皇祖洗清冤屈和耻辱，身为孝孙，坚守祭祀之责。早晨得知了学识和真理，就算到了九泉之下也毫无遗憾。如今，我依照往昔的惯例，退居到旧时的府邸，诸位官员也要各自继续履职。改换门庭，侍奉唐朝，应当依照以前的典章制度，尽快为我上尊号。这就好比卸下了沉重的包袱，内心既感慨万千又深感欣慰。我将此事交付给真正的英雄，让他铲除那些奸恶逆贼。众多的士人，定能明晰我的心志！”
据历史学家深入剖析，杨侑那份禅位诏书，极有可能是出自李渊的秘书温大雅等人之手。当时的杨侑年仅十四岁，从史实角度及文笔风格来审视，很难相信这是出自他之手。诏书里提及杨广遭奸臣宇文化及毒手，杨侑继位后心怀复仇之志，奈何力量匮乏。诏书对李渊的英明神武大加赞赏，期望他能替杨侑完成复仇大业，并引领国家迈向复兴之路。
杨侑在诏书中坦言自己无力继续担此重任，诚邀李渊接掌江山，为隋炀帝雪恨。整个诏书逻辑严谨，条理分明，有理有据，令人信服。诏书明确表明杨侑难以掌控全局，自愿禅让，并敦促诸位大臣不得有异议，务必恪尽职守，积极配合新政权和新君主的工作。尤其是诏书末尾强调的禅让初衷——为隋炀帝报仇，这一点至关重要。如此一来，谁还敢阻挠唐王李渊登上皇位？任何敢于阻挡或提出异议之人，都将被视为大逆不道。
杨侑的禅让诏书是李渊建立唐朝的重要铺垫，也是他塑造自己合法性的手段之一，这份诏书的颁布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禅让制度的典型案例，对后世的政治和权力交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依据《资治通鉴》与《旧唐书》的记载，代王杨侑派遣了刑部尚书兼太保萧造以及司农少卿兼太尉裴之隐，携带皇帝玉玺亲赴唐王府，郑重地宣读了禅位诏书。李渊在接到禅位诏书之初，表现出推让之态，似乎不愿接受。然而，在经过一番谦逊推辞之后，他最终才接受了这一安排。
《资治通鉴》卷一八五《唐纪一》记，武德元年（618）五月，甲子（二十日），唐王即皇帝位于太极殿，遣刑部尚书萧造告天于南郊，大赦，改元。
《旧唐书》中详细记载了李渊接受隋恭帝禅让的过程。在当天辰时（早上7点到9点），李渊首先派遣萧造前往南郊进行祭告仪式，随后正式即位。
当时已五十有二的李渊，眉宇间已显露出岁月的痕迹，眉毛和胡子略带银丝。依据相士的推断，本朝属土德，因此李渊选择黄色作为尊贵的服色。他头戴黄金冕，身披黄龙袍，在侍卫的簇拥下庄重地登上皇位。
宗室贵戚及大臣们依序进入大殿，分列两侧，纷纷跪拜朝贺，齐声三呼万岁。李渊因此被后世尊称为唐高祖。登基之后，他立即颁布诏书，将义宁二年改为唐武德元年，并宣布大赦天下，所有官吏各晋升爵位一级。对于义军曾经经过的地区，免除三年的赋税和徭役，并对行政区划进行调整，撤郡设州，将太守改称为刺史。
退朝之后，李渊又设宴款待百官，并根据他们的功劳大小，赏赐金银财宝。
第二日，李渊进行了一系列封赏。他任命李世民为尚书令，侄子李瑗出任刑部侍郎，裴寂担任右仆射，刘文静为纳言，萧瑀和窦威则分别被任命为内史令。此外，李纲被授予礼部尚书之职，窦琎成为户部尚书，屈突通担任兵部尚书，而独孤怀恩则出任工部尚书。殷开山等有功将士也获得了相应的官职封赏。
在政治制度方面，李渊废除了隋朝的律令，颁布了新的法律体系。同时，他在都城兴建了高祖、曾祖、祖父、父亲四亲庙，以表达对先辈的敬仰。他追尊高祖李熙为宣简公，曾祖李天锡为懿王，祖父李虎为景皇帝，并为其设立庙号太祖。父亲李闼被追尊为元皇帝，庙号世祖。祖母和母亲均被尊称为王后。此外，他还追谥王妃窦氏为太穆皇后，追封皇子李玄霸为卫王，并立世子李建成为太子。
在家族封赏方面，李渊封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并对其他李氏宗亲进行了广泛的封赏。他的堂弟蜀公李孝基等人也获得了王爵，总计封王约有十人。
李渊将杨侑降封为酅国公，并赐予他一座宅邸，让他在京师安居。同时，他追谥隋炀帝为太上皇。江都太守陈棱，按照天子的仪卫标准，将隋炀帝杨广改葬于江都宫西的吴公台。此外，他还下令将被杀的隋朝王公的坟墓迁葬至隋炀帝墓的两侧。
至此，隋朝的历史彻底画上了句号，可谓是“帝业兴亡世几重？风流犹自说遗踪。但求死看扬州月，不愿生归驾九龙。”
与此同时，大唐王朝宛如宇宙深处闪耀的新星，巍然登上中国历史的广阔舞台。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见证唐高祖李渊如何在血雨腥风的洗礼中巩固自己的政权，让天下群雄臣服于他的脚下。
虽然杨侑的禅让标志着隋朝的终结，但隋朝的灭亡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在隋炀帝被杀后，隋朝的残余势力仍在各地存在，如不久后，王世充拥立了杨侗为帝，建立了皇泰朝廷，宇文化及手中还有杨浩这位傀儡皇帝，直到唐太宗李世民时期，才彻底消灭了隋朝的残余势力，包括后隋的建立者杨政道等。
所以说，隋朝的彻底灭亡是在唐朝建立后，经过一系列军事行动才最终完成的。至于唐朝一步步消灭掉隋朝残余势力的过程，我们下章再接着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