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71年伊始，随着免役法实施细则的颁布并在开封府周边各县开始试行，反对派随即就开始公开或是在暗地里展开了反扑，说好听点也可以说是抗争。
先说明面上的抗争和对抗。
在这件事上面，保守派的众位大佬可谓是倾巢而出，无论是被外放地方的富弼、韩琦和司马光还是身在京师的文彦博和苏轼，这些人都在为阻止免役法接下来将在全国的推行而不遗余力地摇旗呐喊甚至于是以身抗法。
在外放的这些人里面，此时身在亳州的前宰相富弼的做法最爷们儿，他直接下令让下辖各个州县的官员拒绝执行新法的各项规定，其抗拒之激烈甚至达到了敢于当面与朝廷派遣到当地监督新法执行情况的特派员进行公开叫板的程度。在这之前，范仲淹的二公子范纯仁也是这样做的，而富弼虽然贵为三朝老臣且是前宰相，但他这种公然对抗中央的行为显然得不到什么好果子吃。富弼最后终因此举而被赵顼剥夺了使相的头衔并将其调离到汝州为官，并且他手下的一众官员也因为他的所为而被逐一贬官。
在富弼途经南京应天府时，他与应天府的留守、同为保守派大臣的张方平有过一番促膝交谈。在这一次的谈话中，心灰意冷的富弼无不寒心且懊悔地表示自己当初真的是瞎了眼看错了人，他尽管并没有提王安石的名字，但张方平显然知道他在说谁，毕竟大家都知道他富弼以及文彦博当年对王安石这个后生是何等地赞誉有加，而与对王安石毫无好感的苏洵极为投缘的张方平此时却颇为有些得意地说道：“我早就看出王安石不是个什么善类，所以当初我连话都不想跟他多说一句。”
如此看来，张大人可谓慧眼识人的高人矣！
富弼的任性所为导致他彻底地断送了自己的官宦生涯，但他的政治生命仍然活着。作为士大夫阶层的精神领袖级人物，他这种人即使没有一官半职，可只要他说句话就能瞬间浮动官场甚至动摇君心。
说完了富弼，我们再来说比他更早退出官场的司马光。
富弼在亳州与新法横眉冷对之时，远在大西北的司马光过得也是水深火热。按理说他这个整日待在唐朝故都长安城里的永兴军知军应该日子过得很潇洒，毕竟这里比起秦州、渭州和延州这等随时处在西夏人兵锋威胁之下的边城已经算得上内郡了，可事实却不然。司马光其实过得是既痛苦又憋屈，原因就在于此时在他头上有一个能够管得住他的大官——当朝首相、陕西河东两路安抚使韩绛，而且他下面的官还总跟他唱反调，他突然发现自己作为保守派的旗帜性人物好像掉进了新法派的狼窝里。
司马光初到长安之时正逢陕西宣抚司衙门奏请增修长安的城防，然后韩绛又奏请增加长安的守备力量，但这些都被司马光认为是在没事找事，他也跟着上奏请求赵顼不要同意宣抚司衙门的奏请，而他的理由则是长安城又不是什么边关重镇，西夏人根本打不过来，所以用不着增兵更用不着增修什么城墙，而且城内的粮食本来就不充裕，韩绛这时候又是派兵又是派遣施工队过来修城防简直就是在抢食吃。这个理由估计赵顼看了都会暗自发笑，最后的结果自然是司马光的奏请被否决。
在韩绛面前吃了败仗的司马光当然不肯认输，他随即又上奏说其境内因为有灾荒，所以他希望能够在其辖境内暂时性地革除青苗法。他也不等朝廷的回复，而是直接下令所辖州县不要听从主管新法施行事务的司农寺官员的命令，但朝廷这一次直接给当地的提举司衙门下了命令：不要听司马光的，一切按照青苗法的规定来办事，你们的一切行动都要听从司农寺官员的安排。
有了朝廷方面明文撑腰的陕西宣抚司衙门不久之后正式下令各路兵马分别进入长安、河中府和邠州，而且三地的城防设施也要尽快开始增修，司马光由此而大怒，他拒不领命。为此，司马光再又给朝廷上疏直接摆明了自己的态度和立场： 宣抚司令，臣皆未敢从，若乏军兴，臣坐之！
司马光这意思就是他宁可被罢职也不会执行韩绛的命令。试问，一个地方官员竟然敢于在当朝宰相甚至是首相的面前说他坚决不会执行朝廷的政令，这是什么性质的行为？后果又会是什么？可是，司马光就是这么的“大义凛然”，而且还引以为荣。当然，他自己也知道这样做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杀头显然是不可能的，身为大宋朝的文官，他顶多会被调离到别的地方去，而他也为自己提前想好了去处，那就是去西京洛阳府，而且他连自己的官职都给自己选好了——判西京留司御史台。
奏疏呈上，但司马光迟迟没有等到朝廷的回复，他由此而断定这可能是他曾经的那位好朋友王安石在有意搞他，他索性又给赵顼上了一份奏疏并且在奏疏里对王安石一顿猛烈地狂轰滥炸。
请注意，当代的某些所谓的文学研究者和文青经常说什么司马光为人光明磊落且道德高尚，说他这一辈子都没有对王安石口出恶言，说司马光虽然和王安石政见不同但却从来都是以君子之道相待，并且还举了很多例子来证明。但是，如果这些人能够知道司马光这会儿写的这份奏疏的内容定会感觉小脸火辣辣的一阵巨疼。
我们现在来看司马光在这里面都说了什么：“陛下，我这个人确实没什么本事，论先见不如吕诲，论公直不如范纯仁，论敢于直言不如苏轼，论勇决不如范镇。吕诲在王安石升任参知政事的时候就说此人是个奸邪，一旦让此人当政必定天下大乱，我当初还不同意，可如今王安石在朝中招引朋党占据要职并打击异己，而且还倚仗着陛下的恩宠专断行事搞得天下人群议沸腾，直到这时我才知道吕诲是多么具有先见之明。范纯仁之前也与王安石走得很近，可他后来发现王安石这个人很不靠谱之后便舍弃私交与其公开决裂。可是，我因为和王安石之前确实有些交情，所以对于他的所作所为我一直都选择了隐忍，我未曾刻薄待他，但他对我却甚是薄凉。如今看来我真的是有负于陛下，以至于如今让王安石如此的无法无天。相比起来，我和范纯仁相比实在是差的太远，而相比于苏轼敢于不惧王安石的权势和淫威坚决与其斗争到底的行为和精神，我也是相形见惭。范镇就更不用说了，他宁可丢官罢职也要揭露王安石的奸佞本性。相比这些人，我在这方面就有点贪慕权贵，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太过为自己的家小考虑问题。既然陛下现在对王安石言听计从，而我又不愿意附从于他，那么就请陛下按照范镇的例子也允许我致仕退休。如果陛下觉得我的过失比范镇还大，那么就请陛下施以重处，要贬要杀，臣绝不回避！”
很明显，司马光这样的说辞已经是赤裸裸地在对王安石进行人身攻击，诸如奸佞和无法无天这类的词句更是在他这里脱口而出，这说明他已经恼羞成怒以至口不择言。他这样做无疑是在逼赵顼或者说是在逼王安石对他下狠手，其架势颇有破罐子破摔的意味。既然如此，赵顼也只好被迫同意他的奏请，他让司马光到许州去当知州，可司马光不想领这份差事，简单说就是他不想做什么地方官，不想理政，不想与新法扯上任何关系。
几番奏请之下，赵顼终究还是同意让他去洛阳去充任“判西京御史台”。这是一个闲职，按照史书的说法，司马光从此不问政事（光既归洛，绝口不论事）。那么，司马光从此又干什么呢？很简单，专心致志写他的《资治通鉴》。
富弼和司马光这两个外臣相继下课并就此完全地置身于幕后暗中等待发力的时机，而身在权力风口的另外两位保守派大佬却仍在继续战斗——苏轼和文彦博。青苗法已经让广大的官员、商人和地主们痛苦不堪了，这免役法眼看就要在全国推行，若是真的等到那一天，他们这些官老爷和有钱人可就要向国家缴纳“助役钱”了，而且是官越大缴得就越多，家产越丰厚缴得越多，这让他们的战斗欲望是空前的高涨。打倒王安石，打倒新法，唯有如此这场“祸国殃民”的变法运动才能终止，也唯有如此才能让从前的美好而又幸福的日子重回人间和官场。
要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直接攻击新法显然不会有什么效果，这会直接触怒到当今天子，范纯仁、富弼和司马光就是例子，谁敢抗拒执行新法就当地免职，哪怕你是前宰相。攻击王安石也不会有什么效果，一来是因为之前有太多的人因此而被贬黜，二来王安石本来就私德无亏，此人既不贪污又不受贿还不喜好声色，纯粹就是一个工作狂，这就让保守派有些无从下手。如此，那就只好从别处下手。可是，这事可得注意了，王安石可不是小白兔，他不是好惹的，而且皇帝就是他的坚实后盾，你这时候要敢跳出来小心官位不保，但有人就是觉得自己头铁，就是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