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王安石主导的变法运动我们已经用了好些个章节来加以描述，现在让我们试着抛开一切的纷争来冷静一下。
各类史书以及后世的诸多历史学者在描述王安石变法时期的种种故事时总是给人一种天旋地转的感觉，也总是很粗暴将这归纳为变法派和保守派在进行着一场惨烈的政治厮杀，但事实其实并非如此简单。我们在这个时候按下暂停键并试图冷静下来的目的就是为了理清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些人到底是在因为什么而发生了争斗？答案很简单，那就是——钱财和利益。
无论是推出了哪一项新法，王安石的终极目的只有一个，那便是为国生财。生财的目的又是什么？为了强国，为了实现赵顼和王安石所共有的那个壮丽的梦想，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实现民族和国家的伟大复兴。这个梦想也是太祖皇帝赵匡胤的，更是太宗皇帝赵光义的，而实现这个梦想的首要前提就是富国。
关于王安石截止到目前为止所推出的几项新法，我们这里可以举一个很形象又简单的例子和比喻：一个菜园子里种满了韭菜，而这些韭菜之前大多数都是由官僚、地主和商人阶级来收割，然后便放进了他们自己的口袋，可王安石这时候却以一国宰相的身份举着一把上面绑了根红绳的镰刀进了菜园子，他说这些韭菜从此将由他一人收割并上交国家。鉴于这根红绳子的巨大震慑和威慑力，旁边的人都不敢动，可当他们看到王安石连一根韭菜也不给留下来时，大地主、大商人和大官僚们坐不住了。他们举起镰刀想要干掉王安石，旁观的人也纷纷指责王安石做得太过分了。面对指责，王安石大怒，于是他将这些人统统砍翻在地，而他也由此成了为千夫所指的公敌。
以上便是到目前为止有关王安石变法的故事情节和内容。关于王安石所主导的这场变法，无论是当时还后世，在这将近千年时间里一直都对此争议不断，反对派认为王安石是祸国殃民扰乱纲常的奸佞，支持者们则将王安石奉为至高无上的地位加以尊崇，这其中到底谁是谁非呢？所谓正邪又究竟如何辨别和区分呢？
关于王安石这个人，相信通过我这么久以来的讲述，我们对其心性和脾性都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他品德高洁但却不是那种很传统的谦谦君子，君子容人且善于度己，而王安石嫉恶如仇又不屑于同世俗合流，他品性孤傲且性情倔强，但他同时又不为功名利禄所累，其所作所为皆欲行大道而屏流俗。说得直白一点，他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是一个认死理的人，他所认定的东西往往不可撼动和改变。一言以蔽之，他很刚，宁折不屈，他是一把锋锐难当的利刃。我个人甚至认为，如果他能有诸葛亮在蜀汉国内那般之高的威望，那么他的历史成就和声名绝对不会在诸葛亮之下。
遗憾的是，问题也就出在这里，王安石毕竟不是诸葛亮，韩琦、富弼、文彦博、司马光、苏轼，这些人无一不是当时的政坛和思想以及学术界的领袖级人物，有他们的存在且是以反对派的身份存在，那么王安石以及他的新法就注定了会如巨舟行于浅滩。可以想象的是，如果王安石有诸葛亮那般的政治环境，如果韩琦、文彦博、司马光以及苏轼能够站到王安石的身后，那么宋朝的历史面貌必然是另一番景象，这艘巨轮也必将乘风破浪无所阻挡。反之，当这些人选择了站在王安石的对立面，那么王安石和新法的命运就只能是举步维艰，他每前进一步都如是在逆水行舟。
正所谓性格决定命运，王安石的性格也决定了他和新法的命运。相信诸如韩琦、富弼和司马光等人对王安石的那番评价会让很多王安石的拥趸们感到不爽乃至是愤怒，他们说以王安石的才能当个翰林学士绰绰有余，但如果要让他掌理国家政务势必生乱。起初我个人也对这话感到愤怒，可这话其实一点也没错。仔细品味，这种说辞其实并没有否定王安石有治国之能，所谓的生乱也不是说他会把国家搞得天下大乱，而是说他的性格并不适合做一名太平时期的国之宰相。
为什么？答案很简单，因为王安石是一剂猛药，但现在的宋朝不是乱世，乱世当需猛药，而太平之世如果用猛药就会上吐下泻，搞不好还会鸡飞蛋打满地鸡毛。王安石到底是不是一剂猛药？相信这个问题根本不值得一说，宋朝此时立国百余年，宰相里面强如赵普、寇准、吕夷简，可这些人有谁比王安石还要生猛以至于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将所有敢于反对和质疑他的人统统清理出京？虽然史书说他将御史台和谏院的言官几乎一网打尽有些夸张，但事实就是在他之前没有任何一个宋朝的宰相在贬黜言官的时候能够像他这般凶狠异常（请原谅我用了凶狠这个词）。
太平之世，凡为良相者必能容于人，必能团结大多数的官员，也就是领袖群臣，可王安石做不到这一点，因为他的性格使然。道不同不相为谋，如果王安石不是宰相且不认同当朝宰相的执政理念，那么以他的性格他会请辞外放或是干脆闭嘴。基于此理，在他看来，既然我现在是执政之宰相，那么你既然不能与我同道就应该离开，或者是我请你离开。
王相公此时显然没有悟道，做人可以道不同不相为伍，但做宰相却和做人不是一回事。修身是一个人的事，但治国非一己之力可成，这就是区别。
说了这么多，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过刚易折，而强极则辱，做人如此，做事更是如此。这是道，这是理，而王安石正在践行的却是“意”——理想主义者所坚守的那种意。
说完了王安石，我们再简单说一下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之前被人称颂的贤臣、名臣和能臣反对新法。其实答案同样也很简单，首先就是这个新法确实有不足和漏洞，其次就是人性使然。新法的不足和漏洞可以通过加强吏治和监察的力度予以弥补，但人性的丑陋和不可窥视则是让人徒呼奈何。
王安石的变法其本质就是宋朝统治集团内部所进行的一场利益重新分配，倘若我把之前装进你口袋里的银子放进了我的口袋里，你能高兴吗？别说是你王安石，就算是皇帝老子想要从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身上割肉照样会举步维艰，有的皇帝甚至因此而丢了皇位甚至是性命，由此而改朝换代的事在历史上也是有的也是有的。富弼、文彦博、韩琦、司马光和苏轼，他们是谁？他们的身份是什么？明面上他们是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可这背后呢？他们是大官僚、大地主和大商人的利益代言人，甚至他们本人就是大官僚和大地主，而新法就是要跟他们这些人抢肉吃，换了是你，你能不急眼吗？看着王安石疯狂地在菜园子里挥舞镰刀割韭菜，同样手拿镰刀的你能够心如止水吗？
所谓“天下为公”，所谓“以天下兴亡百姓苦乐为己任”，所谓“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试问古今千万个手持国家权柄的大官僚们有几人真正做到了这一点？升官发财，光宗耀祖，福遗子孙，这些才是古今官场永不停奏的主旋律，如果能够顺应时代发展做出一些利国利民的善政继而青史留名便可谓之圆满。
完了这些我们再回到故事中来。
随着参知政事赵拚主动申请出京外放，宋朝官场的上层又迎来了一系列的人事变动。为了填补赵拚留下的空缺，王安石举荐了与他同领制置三司条例司的枢密副使韩绛兼任参知政事一职。为此，王安石又被保守派大臣安上了一顶结党的帽子，但这于王安石而言根本不算什么，对于这些指控他已经听得耳朵起茧了。
眼看大宋的朝堂已经被王安石给搅得是“官不聊生”，此时在外地为官的欧阳修也坐不住了。要知道欧阳修在此之前与王安石的交情可谓是亦师亦友，可他没有想到王安石的新法竟然会搞得“天下大乱”，而他自己同样对新法尤其是青苗法意见很大。他上疏极言青苗法的不便，更是以私人身份向王安石写信表达自己对新法的不满。有鉴于自己和欧阳修的交情，王安石没有给欧阳修回信，这不是他傲慢，而是他深知自己此时无论说什么都会显得苍白无力。要说忠于自己的信念，欧阳修绝对不输于王安石，道不同不相为谋且君子之间也要尊崇一个和而不同，王安石和欧阳修这一对文学宗师最终因为政治上的分歧而相顾无言。
王安石本打算让欧阳修去山西担任太原知府并为其加官为宣徽南院使，但欧阳修或许是因为正在气头上而拒绝接受王安石的这份好意，他说他病了，去不了那么远的地方，但他倒是为自己选了蔡州这个地方，而他最后也得偿所愿去了蔡州当知州。
欧阳修没能为国去镇守地处河东之地的重镇太原，有一个人很快就被拉去填了这个缺，此人便是枢密使吕公弼。然而，吕公弼其实也是被迫的，都是一把年纪的老人了，在京城里每天打卡上下班顺便颐养天年难道不好吗？谁会愿意在这个年龄阶段跑去跟那些总是喜欢挑事的辽国人和西夏人掐架斗狠？吕公弼也是这么想的，可奈何他对王安石的所作所为实在是有些看不下去，在这方面整个枢密院里的人就属他跳得最高。值此王安石在朝堂上对反对派大兴棍棒之时，吕公弼毫不畏惧地决意跟王安石开战，他连夜写了一篇奏疏决定要在赵顼的面前狠狠地参王安石一本。
不幸的是，正所谓日防夜防家贼难防，吕公弼的这份奏疏还没上呈就被一个人知道了其中的内容，而这人正是他大哥吕公绰的孙子吕嘉问。
作为一个年轻人且是新法的直接参与者，吕嘉问自然是王安石的“党徒”，他主动给王安石当起了间谍并将吕公弼的弹劾内容提前告知给了王安石。得益于此，王安石提前给赵顼打了一剂预防针，吕公弼的弹劾就此变成了一张废纸。这还不是让吕公弼感到沮丧的事，关键是赵顼因为此事又联想到了吕公弼之前涉嫌在他面前挑拨枢密院和中书省要员之间的关系，而且他还怀疑之前知谏院胡宗愈上疏弹劾韩绛就是受了吕公弼的唆使，几件事叠加起来让正在为太原知府的人选问题而挠头的赵顼不再烦恼了。
吕公弼就这样被赶出了京城去太原为国守边了。他这一走，枢密院这边又缺人了，宰相曾公亮和参知政事韩绛都举荐司马光，赵顼的理想人选则是新任的御史中丞冯京以及此时正在西北为国戍边的渭州知州蔡挺。经过反复的商量之后，赵顼最后还是决定任用冯京，但他给冯京的官是枢密副使，这也就是说，文彦博就此掌握了枢密院的话事权。
文彦博是谁？往后的历史将会证明此人才是真正堪称老谋深算且最懂隐忍的新法“大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