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笑的人还不止是司马光，更可笑的是未来的一代文学宗师苏轼。
这年临近年关的时候，时任开封府推官的苏轼给赵顼上了一道长达几千字的奏疏，这里将其内容简要概括如下：“陛下，你以万乘之尊同几位宰相大人整日通宵达旦地想着如何搞钱让国家变得更富有，但这么几年下来我也没看见国库多了几个钱，我只看见为了推行新法国家反而从国库里拿出了好多钱去做什么生意。我对新法没什么想说的，就想说这个青苗法是不是有点欠妥？虽然明文规定不许官府向百姓硬摊派，可具体在施行的时候谁能保证下面没有贪官污吏从中谋私？这个均输法和农田水利法也是为害不浅，前者让商人们无钱可赚，后者就纯粹是在徒劳民力，劳动力都去挖沟修渠开垦荒地，那这土地谁去种啊？ 另外，有一个问题请陛下好好想想——我们大宋之所以立国百年，原因何在？靠的是打仗吗？事实上我们不但没能打过辽国，甚至还被西夏按在地上摩擦。那我们靠的是自己很能赚钱很有钱吗？可我们的国库现在都见底了。那我们立国百年靠的是什么？是修德！正是因为历代先帝带领和倡导我们修德，我们大宋才能立国百年。所以，陛下你应该继续带领我们崇尚道德，而不是想着去赚大钱。你身边的这些人有好多都是逢迎君上之辈，别让他们把你带沟里去了。另外，近来陛下罢免了不少言官，你要再这样下去以后可就没人敢说话了，再往下可就是权臣当道纲纪不复，最后可就是天下大乱了！”
对于苏轼的这番理论，我们同样不予置评，各位自品。
在看了这份奏疏后，不管赵顼怎么想，但王安石显然是被气得想要吐血，苏轼最后这些话无疑是在不点名地对他进行口诛笔伐。然而，对于新法的反对派而言，司马光和苏轼这点戏份还只是他们给王安石上呈的一道开胃菜而已。
时间进入公元1070年，有关于青苗法的种种害民之举的奏疏不断地被传送到赵顼的案前。先是翰林学士范镇上疏斥责青苗法实乃祸国殃民之法，接着便是本来之前是支持变法的右正言李常和孙觉上疏弹劾河北路的转运使王广渊，他们指责王广渊在推行青苗法的过程中为了政绩而对百姓进行强行摊派以至当地的百姓民怨沸腾。
这里我们就得说句公道话。提到王安石在历史上的这次变法，我们往往会觉得凡是说新法不好的人都是什么保守派或旧党，但事实上新法在实施的过程中以及新法的某些举措和条例确实有不妥之处，更有某些官员在施行新法的时候为了一己之私而祸害百姓和国家从而为反对派提供了攻击新法的口实。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但如果因此而将这些发出不利于新法推行之音的人归于反对派和旧党，那么这就纯属乱扣帽子。
还是那句话，非黑即白这种理论非蠢即坏，这个世界除了黑白还有很多色彩，而我们应该允许它们的存在并正确地对待和看待它们。
针对青苗法在施行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害民和扰民之举，赵顼和王安石也是相当重视，一道诏令随即从开封发往全国各路的刑狱提点司：令诸路提点刑狱官体量觉察，违者立以名闻，敢沮遏者亦如之。
这边刚摁下了葫芦，可那边又起了瓢。值此因为青苗法而导致朝廷内外都群情汹汹之际，此前一直对新法持观望态度的保守派大佬、时任河北路安抚使、同时也是堪称官僚和地主集团精神领袖的前宰相韩琦正式登台发声了。
韩琦给赵顼紧急呈上了一道奏疏：“我知道朝廷之所以要推行青苗法是因为要杜绝民间高利贷盛行的局面，但如今朝廷推行青苗法其利息也达到了三分，这与高利贷又有何分别，只不过是放贷方换成了国家而已。此外，朝廷规定借贷需有上等户作为担保，但问题在于上等户根本没有借贷的需求，可在还贷的时候他们却会因为下等户还不了贷而被牵连，最后甚至可能因此而身陷牢狱。另外，青苗法说好了只对农民进行放贷，可为何官府也在对城镇居民进行放贷？陛下想要富国只需躬身节俭即可，何必要用这种极端手段来聚财？未免天下骚动，臣恳请陛下罢免青苗法！”
赵顼看完奏疏顿时也深感不安，他对宰执大臣们说道：“韩琦虽为外臣但却不忘王室，可谓忠臣矣！朕现在感到疑惑的是，这青苗法不是说好了只针对贫民和农民吗？可为什么城市居民也被牵涉其中？朕真的是没有想到这青苗法竟然把百姓害得如此之苦！”
赵顼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表现得是痛心疾首，韩琦为他所描绘的一番百姓苦不堪言的场面可谓是让他对新法产生了严重的质疑和动摇。王安石紧急跟进，他说：“陛下，你大可不必如此。只要城镇居民有这个需要，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给他们进行放贷呢？”
围绕着青苗法该不该继续施行以及青苗法应不应该向城镇居民开放的问题，赵顼和王安石等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但是，请注意，王安石在这个时候成了孤家寡人，赵顼已经被韩琦给说动了，而曾公亮、陈升之以及赵拚都站到了赵顼的身后，他们认为青苗法即便是利国利民但也不应该向城镇居民开放，而有鉴于青苗法在施行的过程中出现了种种害民之举，所以他们认为应该对此法予以废除。
这场争论最后的结果就是赵顼果然当场下令罢免青苗法，王安石为此而大为不快，他随后就以生病为由居家不出。
韩琦成功了，如前所言，他这种级别的大佬不出手则已，一旦出手必然致命。看上去韩相公真的是立心为民一心为国，可事实真的如此吗？作为在相州老家坐拥千万顷良田的大地主，青苗法于韩琦而言意味着什么？朝廷收息三分被他说成是害国害民的高利贷，那么你韩相公及其族人之前在民间收取四分、五分乃至是更高的利息时怎么就不见你跳出来为民请命呢？
通过韩琦的行为我们更能够直观且清晰地看到保守派隐藏在那张一心为公的面具后面的真实面目：他们反对新法不是在为民请命，而是在为自己请命。换了是你，你每年的一笔数额巨大的固定收入被人突然就给砍了，你能不气得跺脚吗？
不管怎样，韩琦这一回是准确地击中了王安石的软肋，而赵顼下令废除青苗法更是让王安石心凉透顶。他不但请求罢职，而且还申请外放。赵顼当然不同意，他虽然下令罢免了青苗法，可他想要变法图强的决心却丝毫未动，而这自然离不开王安石的鼎力相助。为此，他命翰林学士司马光为他代为草拟回复王安石罢官请求的回执。
赵顼这回可是真的找对了人，他找谁不好，可偏偏找了司马光。于是乎，伟大的、品德高尚的司马光同志借此机会狠狠地教训了一番王安石——以皇帝陛下的口吻和名义：今士夫沸腾，黎民骚动，乃欲委还事任，退取便安。卿之私谋，固为无憾，朕之所望，将以委谁？”
这几乎就是赵顼在指着王安石的鼻子骂他是个只知道逃避责任的胆小鬼，更是一个出了事就躲事的懦夫，而且还是一个把皇帝陛下拿来挡箭的自私自利的罪臣。司马光这么一写倒是过足了嘴瘾，可赵顼却因此而不得不去给他擦屁股。面对王安石的上疏抗辩，赵顼只得亲自动笔给王安石写了一份手诏去安抚王安石，在手诏里赵顼以帝王之尊向王安石低头认错：“诏中二语，失于详阅，今览之甚愧。”
自己的一己之私愤却让皇帝陛下亲自给别人认错，也不知道司马光同志在这时候会作何感想？试想一下，如果你是领导的秘书，如果因为你在某份文件里的措词失当而让领导向别人公开道歉，那么你觉得自己还有脸继续混下去吗？司马光就敢，而且事后还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有错，这要换一个稍微知道要脸的人恐怕都会自请责罚，但司马光同志绝无此意。
在王安石闹情绪的时候，赵顼其实也很难过，其实他何尝真的想罢免青苗法？可是，身为一国之帝王，他必须要从全局去思考和看待问题，倘若青苗法真的如韩琦所说的那样搞得民不聊生，那么这就有违他的初衷，更是与富国强民背道而驰。然而，在出于一时激动而下令废除青苗法后，冷静下来的赵顼一面亲自给王安石道歉，然后又让王安石的亲信吕惠卿前去劝说王安石不要请辞，毕竟变法这事他还得倚仗王安石，即使青苗法不可行，可还有别的新法需要王安石亲自操盘。此外，赵顼还派遣自己的两个亲信太监出宫去暗察青苗法到底是不是如韩琦所说的那样害民祸国。
几天过后，派出去的两个太监回来向赵顼回报说他们并未发现开封府地界的官员向百姓强行摊派，也没有发现百姓因为还不了债而被官府抓捕的事。总之，青苗法在开封府地界上施行得很好，这个消息也就让赵顼对韩琦的那份奏疏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产生了质疑。如此看来，事实或许真的如王安石所暗示的那样——韩琦是在危言耸听，目的就是为了反对青苗法的施行。
赵顼不是白痴，他当然清楚反对派之所以憎恶青苗法的原因，他随即又改变了主意，他决定继续在全国推行和实施青苗法，而此时王安石也在吕惠卿的劝说下收回了辞呈。
一切再又回到了之前的状态，青苗法继续施行，而王安石也再次重回中书省理政。本来已经在欢呼并庆祝胜利的保守派顿时傻了眼，而中书省的两位宰相陈升之和曾公亮以及参知政事赵拚这时候可谓是悔断肝肠。
原来，虽然赵顼几天前下令废除青苗法，可国家法令的行与废并不是皇帝随口一说这么简单，尤其是在宋朝，这必须要一道繁琐的程序和流程才能正式生效。首先是皇帝下令，然后是中书省的宰相们负责审议，他们没意见之后再交由学士官草制，最后是盖章生效，而在这个过程中宰相和学士官都有资格行使封驳权。
具体到这一次关于青苗法的废除事件来说，当赵顼下令废除青苗法后，接下来的第二道程序就出现了卡壳的问题。陈升之和曾公亮认为应该马上通过并开始让学士官草制，但参知政事赵拚却坚决反对在第一时间命人草制。
赵拚的理由非常的具有君子之风，说出来恐怕很多人都会为之而瞠目结舌。赵拚的理由是：新法尤其是这个青苗法是王安石的命根子，青苗法一旦被废也就意味着王安石会被外贬出京，为了照顾一下同为宰辅大臣的王安石的面子，所以应该等到王安石正式被外放出京之后再命人草制罢免青苗法，这样做才能维护宋朝的朝廷体面，这样做才能体现出宋朝对士大夫的礼敬。更何况王安石这么大的官，如果让他走得狼狈不堪，那这个先例一开可就会坏事，哪天赵拚自己被外贬的时候岂不是会遭报应。
曾公亮和陈升之一想也觉得赵拚这话很有道理，宋朝的宰相就如走马灯似的经常换来换去，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给王安石脸面也就是在给他们自己留脸面和退路。于是，这三人就开始等，等王安石的罢官令到手，然后才是他们着手办理废除青苗法的时候。
谁曾想，他们等到最后不但王安石没有被罢职，而且赵顼也改变了主意不再要求罢免青苗法了。
消息传来，曾公亮和陈升之气得跺脚，赵拚在狂扇自己的耳光，韩琦在狂怒，司马光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韩琦一怒之下请求辞去河北路安抚使之职，只是申请去当一个大名府知府，王安石大笔一挥欣然同意。至于司马光，赵顼之前本来已经下旨任命他为枢密副使，可他觉得等王安石走了之后再接受任命更好一些，为此他总共谦辞了九次，结果就是再度复出的王安石同意了他的谦辞——既然你司马兄不想干枢密副使这活儿，那我们也就不勉强你了。
至此，王安石的这一招以退为进让他在与保守派大臣的这次斗争中取得了一场大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