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吕诲想尽办法决意打倒王安石之际，一个突发事件的发生让他找到了弹劾王安石的口实。
这年六月，时任着作佐郎的章辟光上疏赵顼请求将赵顼的二弟、岐王赵颢迁出皇宫。这道奏疏的内容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被皇太后高滔滔给知道了，高女士随之大怒，他要求赵顼务必要严惩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狂悖之徒，理由是章辟光涉嫌挑拨和离间赵顼与赵颢之间的兄弟之情以及他们三人之间的母子之情。
我们这里单纯地来说这事就会发现章辟光其实根本就没错，赵顼是皇帝，可身为当今天子的亲弟弟且早就已经是一个成年人的赵颢却长期居住在皇宫里，这于喔礼法本就有悖。难道就因为你高女士心疼和宠爱自己的二儿子就要置朝廷的法度和礼仪于不顾吗？皇宫内苑是什么地方？那是一个除了皇帝本人外不能有别的男人生活的地方，要不然宫里哪个女人的肚子变大了算谁的？然而，身为大孝子的赵顼出于孝道一直都在容忍自己母亲将弟弟留在身边，这一次面对母亲的勃然大怒他也是准备把孝道进行到底。
赵顼下令两府大臣治罪于章辟光，可王安石坚决不从，他说章辟光无罪，更谈不上治罪。饱读诗书且深谙封建礼法之道的吕诲当然知道这里面孰是孰非，可这时候的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搞倒王安石，为此他决定和王安石唱对台戏——为了反对而反对，对人不对事。吕诲上疏要求严惩章辟光，但此时的朝廷是王安石一个人说了算，吕诲的奏请直接被驳回。于是乎，吕诲彻底暴怒了！
吕诲向来以正人君子和封建礼法的卫道者而自居，而且也是时刻严格要求自己这样去践行自己的人生，不幸的是，从这件事上来看他终究还是一个意气胜过道法的伪君子——至少在这件事上他不合格。
当天晚上，吕诲秉烛夜战在书房里绞尽脑汁写了一份弹劾王安石十大罪状的奏疏，这十条大罪分别是：慢上无礼、好名欲进、要君取名、用情罔公、挟情坏法、背公死党、专威害政、陵轹同列、朋奸附下、动摇天下。
看上去王安石可谓是罪大恶极，但吕诲所谓的这些大罪无非就是在说王安石在生活和工作中不注意形象之类的芝麻小事，他甚至把王安石早年屡屡辞官也说成是包藏祸心，唐介之死也被他归罪于王安石。如此可见吕诲为了搞倒王安石已经到了弱智的地步和程度，但凡他用自己聪明的脑袋稍微想一想就知道他所列举的这些所谓的罪状其实都是在没事找事，纯属疯狗咬人。可是，一个人在失去理智的情况下是管不了这些的，除非他是一个圣人，可吕诲只是一个凡人，而且还是一个无法控制自己情绪上头的凡人。
在这份奏疏的最后，吕诲还说章辟光的一切所为都是王安石和吕惠卿在背后唆使他这样干的，所以王安石才会极力替章辟光说话。为此，吕诲请求将此事进行立案调查。可惜聪明一世的吕诲这时候却闹了个大糊涂，他怎么就不好好想想：难道章辟光所说的话不正是赵顼想说却不敢说的吗？立案调查？这可能吗？
最终，吕诲等来的是赵顼将其奏疏原本奉还的结局。他败了，败得无话可说，于是心灰意冷的吕诲请求外贬。赵顼一点也没犹豫，他同意，然后便找来已经回京的宰相曾公亮商议如何安置吕诲。赵顼的为难之处在于他担心自己如果贬黜吕诲会让王安石内心不安，更会让外面的人说这事是王安石怂恿他这样干的，如此一来王安石就会背负一个气量狭小的恶名。曾公亮也觉得这事不好办，他私下里找到王安石说起了赵顼的顾虑，谁曾想王安石却在这事上面相当洒脱。他说：“我已经立志以身许国，陛下想怎么做全凭他自己做主，反正我是问心无愧，更不会因为陛下贬黜了吕诲而心生不安。”
有了王安石这句话，赵顼也就不再顾虑什么了，于是吕诲被罢免御史中丞一职并外放为邓州知州。吕诲这一走，王安石随即保荐自己多年的好友、刚刚履新开封知府的吕公着为新任御史中丞。
这件事在当时被某些人认为是王安石故意为之，因为吕公着的二哥吕公弼此时与文彦博同为宋朝的枢密使，本着避嫌的原则，这兄弟俩如果有人当了御史中丞，那么另一位就不应当继续担任两府大臣。在这些人看来，既然王安石保举吕公着当了御史中丞，那么这无异于就是在向吕公弼下逐客令。为啥？因为吕公弼虽然在枢密院里任职，但在两府大臣中他是最反对进行变法的那个人。果然，吕公弼真的就因为自己的弟弟当了御史中丞而以“避嫌”为由上疏请求辞官，但赵顼这一回却没有同意他的请求。
至此，王安石先是干掉了一个开封知府，然后又打倒了两位翰林学士以及一位前两府大臣，最后又将御史中丞给打翻在地，在这一顿暴力输出之后，王安石于这年（公元1069年）的七月正式推出了他的新法的第一项改革法令——均输法。
关于均输法，我们在这里并不打算做专业性和学术性的讲解和论述，而且这对叙事类题材的故事来说也会让读者觉得很是枯燥无味，但其大致的内容还是有必要进行一下介绍。
所谓的均输法其实所针对和适用的只是东南各路连接北宋京师的水运。作为一个人口百万的超大型型城市且是北宋帝国的首都，开封的繁华其实是仰仗于各地财物的供养和输给，百万人口的衣食住行吃穿用度自然会形成商业的高度发达和货物的频繁流通，如此这条商业和民生纽带便会催生出各种利益集团：纳粮的农民、纳税的市民、独立营生的商贩、各类物资的屯货商、具备操纵市场供给能力的大商人、收粮收税的地方官员、为政府和宫廷进行物资采购的漕运机构。
再来看现状。按照之前的法令和制度，此前东南各路按照各地的出产物资的不同，其输入京师的物资也不同且都是有定额的，这一部分叫“税”，比如说茶税（茶农）、盐税（盐户）、粮税（农民）。但是，有些京城所需的东西不在税赋的范围内或是所需不足就得由相关部门通过漕运进行采购，向谁采购？商人集团。既然是公家的钱，那么无论是采购方还是供货商都是相当大方，大伙儿心照不宣地就合伙把这国家的墙角给挖了，但这些还只是漕运经济的冰山一角。总而言之，宋朝立国百年之后，现在的情况就是开封城里有些物资囤积过剩，有些却是严重奇缺，而大商人集团以及与商人集团之间有着各种利益交换和纠缠的官僚集团则在这个过程中把自己给吃了个肥头大耳。
这种情况我们再说得更简单一点便是之前所说的那种状况：百姓的税赋一分没少，朝廷的国库却是日渐露底，而京城的物资则是旱涝各异，与之相对比的则是官僚和勋贵集团的日子越过越舒适，商人集团的钱包越来越鼓以及他们操纵市场物资供给的能力越来越强。一旦某地遇上什么天灾人祸导致物资紧缺，这些人更是可以趁机狠狠地发一笔横财，而国家则是又出钱还得出粮。如此便导致了现在北宋尤其是京城开封所出现的这种窘境：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片繁华似锦的景象，商业繁荣、手工业兴盛、货品流通频繁，商贾权贵们出行时一个比一个金光闪闪银光耀眼，但国库却是越来越薄，以至于皇帝的葬礼被迫降格，以至于宋朝想要教训一下不老实的西夏人却拿不出军费。
说了这么多，再来说均输法到底是怎么个改法。王安石任命薛向为东南六路漕运发运使，由他负责调配进入京城的各类物资的多寡，而且薛向还兼领这六路的赋税主管，也就是说，薛向既主管水运交通又主管水运以及沿途各路的财税征收。重点在于：薛向这个发运使的权力被扩大化，他不但掌管财权，而且还掌管了一定的行政权，他可以根据京城各类物资的存量多少而决定这一年度各路的税赋到底是交钱还是交物，交钱则充盈国库，交物则平衡供需。
这项法案的最厉害之处在于它还考虑到了极端情况下财物的供给，概括而言就是这项法案的精髓：徙贵就贱，用近易远。意即：如果某地的茶叶或是粮食欠收，那么就无需缴纳实物，而是按照平价折算成钱币，然后政府再用这笔钱去采购丰收之地的实物。这中间必然有差价，而这其中的差价利润就归国家赚取。说白了，之前流入商人集团腰包的钱进入了国家的口袋，而这正是反对派所说的“与民争利”。但是，这实际上的“与民争利”其实是“与商争利”，而所谓的反对派正是商人集团以及与商人集团有着利益往来和勾联的官僚集团。
再简而言之，这项法案的实质就是国家把原来吃进商人嘴里的蛋糕给抢到了国家的嘴里从而充实了国库。如此一来，商人集团想要操纵市场供需并从中谋利的情况就被阻绝，由国家官办的这个发运机构就成了一个国有的垄断机构。
为此，宋朝中央政府特意拨付给薛向的这个漕运机构五百万贯的铜钱以及三百万石的大米作为运营资本，此举明白无误地告诉世人：薛向的这个发运司就是一家大型的国有垄断企业。
在呈送给赵顼的奏疏里，王安石也直接陈述了这样做的好处：“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而制其有无以便转输，省劳费，去重敛，宽农民，庶几国用可足，民财不匮矣。”
千言万语一句话：此法案利国利民，但独独不利商。王安石对此有句名言——不加民赋而国用充足，这话正是有基于此。
毫无疑问，均输法一出，商贾集团以及其背后的庇护伞和相关利益集团自然是群起震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