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始正式讲述王安石变法的具体内容和过程之前，我们首先来认识几个人，几个将在未来的新法运动中举足轻重的人。巧合的是，在这四个人里面有三个都是福建人，但我们首先要来认识的是一个江西人。在此声明，此人虽然和王安石是老乡，但却是八竿子都挨不着的两个人，他的名字叫王韶。
王韶（公元1030年—公元1081年），字子纯，江州德安（今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人。在之前曹玮去世的时候我们顺带提到过他一句，那一年正是王韶的出生之年。在苏轼等人科考中榜的时候我们也提到过他，他也是嘉佑二年“科考千年龙虎榜”中的其中一员，中进士的这年，王韶二十七岁。
在这之后，王韶先后在地方上担任新安县主簿、建昌军司理参军等职，可心有大志的王韶并不甘心做一个地方小官，他后来也参加了那场让苏轼扬名立万的制科考试，可惜的是，他没能通关。于是乎，王韶转而选择暂时远离官场跑去西北大地游历，而他这一东游西荡就是整整七年。在这七年里，王韶的足迹几乎遍布宋朝与西夏和吐蕃之间的整个边境。
七年之后的公元1068年岁末，也就是在赵顼决定任用王安石的时候，王韶向赵顼呈上了他的一道奏疏，这份奏疏在北宋的历史上大名鼎鼎——《平戎策》。
在这篇《平戎策》里，王韶将笔锋直指西夏：国家欲平西贼，莫若先以威令制服河湟；欲服河湟，莫若先以恩信招抚沿边诸族。盖招抚沿边诸族，所以威服角氏也；威服角氏，所以胁制河西也。
简单说，王韶认为宋朝如果想要彻底制服西夏，就得首先制服由吐蕃人所占据的河湟地区，如此便能让西夏有腹背之患，而宋朝则可对西夏形成东、南、西三面合围之势。这里面的第一步就是要收服由唃厮啰及其几个儿子所占据的河湟之地， 眼下唃厮啰和他的几个儿子各自为政，他们看似一个整体实则一盘散沙，宋朝正好可以对其予以逐个招抚或击破。
在这份奏疏里，王韶不但提出了大的总方略，而且还有收服河湟的具体方案和对策，这里面既有速成法，同时也有渐成法。总之，所有的方案和计划都摆在了赵顼的面前，一切就等赵顼圣裁。
赵顼看完这份奏疏不禁大喜过望！
降服西夏和收复燕云是赵顼自少年甚至是童年时期就生根于心底的宏愿，此时王韶的奏疏对他来说简直就是喜从天降。不过，这里面有一个问题，那还是宋朝现在没钱，而且军备和军队的战斗力也需要进行整顿和提升，当这一切都准备妥当之后，赵顼定然要对西夏下手。在此之前，赵顼能做的就是让王韶前去主持有关此事的前期各项准备工作。
在亲自召见王韶并与其进行了一番深入的交流和探讨之后，赵顼任命王韶为“管句秦凤经略司机宜文字”，这个官不大，但其职责所重却是非比寻常。一点也不夸张地说，王韶的肩上可谓是肩负着宋朝未来的部分国运走向。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就是三个福建人，首先要说的这个人就是后来被旧党称之为“奸臣”的未来大宋宰相章惇。
章惇(公元1035年—公元1106年)，字子厚，号大涤翁，浦城(今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人，北宋政治家、战略家、军事家、改革家、书法家。
说到章惇，有一个人应该顺便提及一下，那便是章惇的族叔、仁宗朝的宰相之一章得象。然而，章惇能够步入官场并最终成为大宋的宰相却与章得象没有太多的直接关系，当章惇与苏轼等人一同进士中榜之时，章得象已经离世快十年了。
考中进士的这年章惇二十二岁，比苏轼大了两岁，而身材高大且俊美又极富才华的章惇也很快就赢得了同样才气逼人的苏轼的赏识，苏轼曾对其评价道：子厚奇伟绝世，自是一代异人，至于功名将相乃其余事。在苏轼眼里，封侯拜相对于章惇来说不过是信手拈来之事，能让生性骄傲的苏轼说出这等褒美之辞也足见章惇年轻之时的气场和才气，而章惇对苏轼也是同样心生好感，二人几乎是一见如故。
不过，二人在最初的宦海沉浮里却是大相径庭，苏轼十年内连逢两次大丧，而章惇的故事则更为传奇。嘉佑二年的那届科考状元是章衡，此人按辈分是章惇的族侄，而且年龄还比章惇大了十来岁，可章惇在看了榜单之后却是恨不得马上找个老鼠洞钻进去，原因只是因为他这个叔叔竟然在考场上输给了自己的侄儿。为此，章惇拒绝朝廷给他分配的官职，他自动放弃这次当官的机会，决定下一次再来参加科考。三年后，章惇再次参加科考，成绩是——开封府试第一名，殿试第五名！
如此为自己挣得回脸面后，章惇这才潇潇洒洒地赶去陕西为官，朝廷给他安排的差遣是商洛县令，也就是在这里，章惇与时任凤翔府判官的苏轼再次重逢。老友相见自是人间一大乐事，两个大才子在此期间也是利用假期或空闲时间相约一道游山玩水，由此也为后世留下了有关他俩的诸多轶事。
后世有关他俩的文献记录里有两个故事传颂最广。一是两人一同骑马郊游，途中在一酒庄听闻附近有老虎出没，二人借着酒劲儿就决定去会一会这传说中的老虎。行至山间深处，他俩果然看到前方出现了一只老虎，苏轼立马想到了赶紧开溜，可章惇却说他有赶退老虎的办法。说完，早有预谋的章惇一脸坏笑地从怀里拿出了一面锣，随即他将这面锣狠狠地砸向了脚下的一块大石头。苏轼被惊得已经是面如死灰，可当他扭头再去看那只老虎时，那猛兽已经被这一声锣响给吓得落荒而逃。章惇看着惊魂未定的苏轼洋洋得意地笑道：“子瞻兄啊，你怎如此胆小？看来你今后一定没我有出息！”
另一个故事则是出自章惇在《宋史》里的个人列传，曾公亮的孙子、两宋之交的道学家曾慥在其所编纂的私人文学笔记《高斋漫录》也有提及。故事里说苏轼和章惇一起去游览南山，行至仙游潭，他俩来到了一处绝壁之地。在他们的前方有一处石壁，但中间却是万丈深渊，一条横木就架在这深渊之上可供通行。章惇提议一起过去到石壁上题字以作纪念，苏轼可不想让自己的小命就此报销，打死他也不过去。章惇却非要过去乱写乱画，不过他也不想死，于是他四处张望找了一根藤索系在了自己的腰间，另一头则绑在了一棵大树上。随即，章惇手拿此行所带的笔墨摇摇晃晃地踏过独木桥并在石壁上大书：章惇、苏轼到此一游！
当章惇返回时，苏轼抚其背感慨道：“子厚啊，我觉得你今后肯定会杀人！”
章惇一脸惊惑：“你何出此言啊？”
苏轼回道：“能自判命者，能杀人也！”
章惇听完哈哈大笑！
看完上述的这些内容，想必我们对章惇的心性定然有所认知。苏轼本人无论是做人还是后来做学问和文章都被当时以及后世之人冠之以“豪放”的字眼，但章惇其实在这上面比苏轼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此人快意恩仇，浑身上下都是一股侠者风范，但此人又绝对是一个才学之士。如此之人自然傲骨凌云，这也导致其早期在官场上混得很不顺当。
我们在前面也提到过欧阳修曾经在赵曙即将驾崩的公元1066年举荐章惇参与朝廷馆阁官员的选拔考核，他考试倒是通过了，但却没能获得擢升。这里面的原因就在于当时以王陶、史吕景、蒋之奇为首的那帮御史认为章惇为人太过轻浮且不自守，而且还曾经嫌弃朝廷给他的官太小而拒绝赴任（佻薄秽滥，向以擢第不高，辄丢敕诰于廷）。如此这般之下，章惇自然也就没能进入馆阁官员的行列。
正当章惇郁闷不已的时候，他的另一个贵人却出现了。在王安石担任参知政事之后不久，前宰相李迪的侄儿李承之向王安石举荐了章惇。一番面谈之后，对于眼前的这个与年轻时的自己简直不要太像的后生，王安石那是相当喜欢，而章惇对于能够受到早就仰慕已久的王安石的赏识也是甚觉自己终于遇到了伯乐。由此，章惇成了王安石着力培养的对象，他被任命为编修三司条例官，同时王安石也让其进入集贤院出任集贤校理兼中书校正。如此，章惇不但成了新法的积极参与者，更是被提拔为了一名馆阁官员，此外还是中书省的一名机要文书。
说完了章惇，我们再来说另一个同样也姓章的章姓之人——章楶（jié）。
章楶（公元1027年—公元1102年），字质夫，北宋一代名将、诗人。说他是北宋的一代名将其实有些贬低了他，他应该还有一个头衔——北宋名臣，可奈何他的军功实在是太大，以至于完全掩盖了他的为政能力，他这么一个文官也就活生生地被历史给戴上了一顶名将的帽子。章楶的军功有多大？这个事我们到时候会详说，简单来说，要不是后来宋朝上层各种幺蛾子乱扑腾，那么西夏也就极有可能被章楶从地图上给抹去了，也就不至于后来劳烦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去辛苦走一遭以致最后还折了性命。
章楶和章惇是什么关系？章惇是章得象的族侄，可章楶却是章得象的正宗侄儿，也就是说章惇与年长他八岁的章楶是同族兄弟。然而，与章惇所不同的是，章楶很早就凭借章得象这个叔父的恩荫不经考试就成了一名朝廷官员——将作监主簿兼孟州司户参军。但是，为了证明自己并为自己谋得一个更好的前程，章楶还是在三十八岁的时候（公元1065年）选择了到科场去为自己谋取一个货真价实的文凭，他最终如愿以偿地中榜，而且还是当年礼部会试的第一名。
在此之后，章楶便在宋朝的陕西路、京东路和蜀川之地为官，直到多年以后的某一天他的命运此轮开始将他一步步地推向西北的战场并让其扬名立万。不过，这个时候的章楶还只是一个区区小官——陈留知县。
最后我们要说到的这个福建人就太有名了，在某种程度上他甚至比章惇的名气还要大，以至于我们现在一提到王安石的新法，很多人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他的名字——吕惠卿。
吕惠卿（公元1032年—公元1111年），字吉甫，泉州晋江人，北宋政治家、改革家。
相比于章家兄弟有个有权有势有地位的叔叔，吕慧卿这个福建仔就在这方面差了点意思，他虽然也是官宦子弟，但他的父亲吕璹（shu）终其一生也不过是一个知州兼光禄卿。可以说，吕惠卿能够出人头地完全靠的是自己的努力。当然，一个人能够出人头地除了自己要努力外，有一点也是必不可少，那就是你得遇到命中的贵人。
吕惠卿人生的第一个贵人又是谁呢？是那位同为泉州晋江人氏的当朝宰相曾公亮吗？非也！是王安石吗？非也！那么，吕惠卿的第一个贵人又是谁呢？或者说，是谁把他给推到王安石面前的呢？此人便是此生为大宋的文坛和政坛发掘和培养了无数俊才的欧阳修！
我们前面说到过，吕惠卿也是公元1057年“科场千年龙虎榜”的其中一员，他是与苏轼、曾巩、王韶等人同年考中的进士，然后出任真州推官。从这个官职上可以看出吕惠卿当年中榜的名次应该比较靠前，至少比苏轼强了很多。在三年任期届满后，他正是受到欧阳修的推荐而参与了馆阁官员的选拔考核，欧阳修在举荐吕惠卿的札子中对其极尽赞美之辞：材识明敏，文艺优通，好古饬躬，可谓端雅之士，并宜置之馆阁，以副圣朝养育贤材之选。如后不如举状，臣甘同罪。
欧阳修在这份札子里给吕惠卿的才学和为人打了包票，直言倘若吕惠卿才不能任，他甘愿与其一同领罪。除此之外，欧阳修也把吕惠卿引荐给了王安石，于是这才有了王安石与吕惠卿之间的初次会面，也才有了吕惠卿后面的人生故事。
当然，说到吕惠卿的贵人，有一个人也不得不提，那人便是与欧阳修同时向朝廷举荐了吕惠卿的时任大宋枢密使的现任宰相曾公亮。曾公亮和吕惠卿不但是泉州的同乡，更是隔墙的邻居，两家甚至还有姻亲关系。
王安石与吕惠卿初次见面所谈及的内容并非是什么变法图强，而是纯学术类的经义。最重要的是，正是这次会面让王安石颇觉自己找到了知音，而吕惠卿更是从此视王安石为人生和学术上的导师和明灯。吕惠卿曾对友人坦言道：“惠卿读儒书，只知仲尼之可尊。读外典，只知佛之可贵。今之世，只知介甫之可师。”
此后的日子里，王安石在皇帝的身边担任知制诰，而且他还是负责掌理集贤院的最高长官，而吕惠卿则在王安石手下担任集贤院校理，整日忙于经书子集的编修和整理。再后来，赵祯和赵曙相继驾崩，而王安石也回家为母守丧，等到王安石此次以幕后舵手的身份开始主导变法之时，吕惠卿也被王安石直接推荐给了赵顼。王安石对吕惠卿的举荐相比欧阳修又更上了一层楼，他在赵顼面前如此盛赞吕惠卿：惠卿之贤，岂特今人，虽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学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独惠卿而已。
有鉴于王安石这等力度的推荐，吕惠卿在变法开始后不久也被赵顼破格提拔，他被升任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集贤校理兼判司农寺。请注意这里面的这个“崇政殿说书”，这意味着吕惠卿突然之间就具备了与司马光等人一道给赵顼讲课的权力，他的话将会直接左右到赵顼的想法继而影响到宋朝的国政大政。可以说，吕惠卿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突然蹿红，变法派以及支持变法的人们当时将王安石比作当世之孔子，而吕惠卿则因为他经常与王安石彻夜商谈新法的具体条款和实施细则被人们拿来比作孔子最得力的弟子——颜渊（孔门十哲之一、儒家五大圣人之一、《论语》的编纂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