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琦前脚刚被罢相，王安石旋即被赵顼召入京城担任翰林学士，而宋朝的两府班底也随之很快迎来了再一次的重组：曾公亮成了独相，他的两位副手变成了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以及知谏院赵拚（二人一并升任为参知政事），原参知政事吴奎因为是韩琦的死党而被罢为青州知州。枢密院方面，除了原枢密使文彦博之外，枢密副使吕公弼也被提升为了枢密使，原三司使韩绛（王安石的同年进士、韩维的兄长）、知开封府邵亢一并升为枢密副使，原枢密副使陈升之获准以奉养老母为由出知越州。此外，原御史中丞司马光也被改官为翰林学士，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赵顼亲自给司马光正在编修的史书取名为《资治通鉴》并为其作序。
忙活了大半年后，赵顼现在终于是理顺了朝局，正当他坐在开封城里开始憧憬着不久之后与王安石展开激动万分的对话时，远在西北的种谔却率先给他带来了一份“惊喜”。
这个种谔不是别人，他正是“种家军”的第二代传人、西军名将种世衡的次子，此时的官职是“知清涧城”。种世衡总共三个儿子，长子种诂、次子种谔、三子种诊，这三人俱为将才，而种谔能够被父亲器重继而取代兄长成为“种家军”的第二代传人足见其自有过人之处。那么，种谔给赵顼带来的这份惊喜又是什么呢？答案是他用计招降了西夏的皇族宗室、绥州守将嵬名山！
种谔此举不但让当初“定难五州”之一的绥州重回宋朝的版图，更是直接让西夏的三百多名各族将领改投宋朝，宋朝也由此得到了一万五千余户的人口以及万余名可战之士。
西夏这边随即发兵四万前来夺取绥州，但种谔手下的宋军联合绥州城里刚刚改旗易帜的“新军”将这远途而来的四万西夏人打得大败而逃。种谔一边向朝廷报功，一边开始增筑城防誓要将绥州牢牢地控制在宋朝手里。
消息传入开封，宋朝的朝堂大臣里面是有人欢喜有人愁，这些人欢喜的是宋朝终于在西夏人这里扬眉吐气了一回，但愁的是如此一来很有可能把本就不老实的李谅祚给惹得暴跳如雷，那样的话，西北大地可就将再次陷入连绵不尽的战火之中。
为此而大为忧惧的宋朝大臣以司马光为代表，他说种谔此举是在主动挑起边事擅自改变边境现状，这明显是宋朝在失信于西夏，眼前宋朝确实得利了，可接下来这局势将如何发展是很难预料的。说一千道一万，司马光就想表达一个意思，把绥州还给西夏，西夏的那些降将、降卒和民众也还回去，以免西北再次大乱。
我们如今都知道司马光在哲宗朝为相之后都干了什么，除了全面废除王安石的新法外，他还准备将宋朝将士浴血拼杀得来的土地全部交还给吐蕃和西夏。如此看来，那并不是他司马光一时心血来潮所致，自打当年被没藏讹庞给吓得浑身瘫软之后，防止友邦惊诧一直都是这位大史学家一贯的睦邻思想。
司马光的这份说辞并未被赵顼采纳，这位心气甚高的帝王早就恨不得把西夏给踩在脚底下，种谔此举无疑让他兴奋不已。况且，这已经吃到嘴里的肉怎么可能再吐出来？几天之后，西北再次传来一个消息，西夏人为了报复宋朝夺占绥州便以外交谈判为名将保安军的知军杨定给骗到了他们的营帐里，然后西夏人毫不手软地抽出刀子将杨定给送上了西天。
赵顼大怒，许多朝臣也纷纷建议宋朝以此为由立即出兵对西夏进行军事报复，但新任的枢密副使邵亢只是一句话就将赵顼和这些主战的大臣心头的烈火给浇灭了：“陛下，咱们现在口袋里缺银子，你别忘了，你老爹的丧事都因此而被迫简办。为今之计，我们还是先派人过去进行外交招抚，如果那边依旧态度蛮横，我们再来说出兵的事吧！”
此言一出，赵顼和主战的大臣都蔫了。邵亢说的一点也没错，年年都财政赤字的宋朝现在就是缺钱，而没钱你还怎么打仗？于是乎，君臣一番合计之后竟然想出了一个颇为屈辱的决议：宋朝方面为了防止西夏进行大规模的报复决定把绥州还回去。当然，这并不是宋朝的最终决议，而是一个指导性的意见。
此时正在延州担任知州的郭逵对此上疏表示反对。保安军作为延州的辖地，杨定被杀自然和郭逵干系重大。他说宋朝确实夺了绥州，可不管怎样这是对方主动投诚，但西夏方面却公然杀了杨定，如果此时宋朝对西夏示弱放弃绥州，那么此举必然助长西夏的嚣张气焰，而绥州的那些降将和降卒更是无立身之地。
颇为搞笑的是，宋朝这边因为担心西夏接下来会展开更激烈的报复而人心惶惶，西夏的皇帝李谅祚这时候也因为西夏方面杀了杨定而心肝乱颤。为什么呢？因为他也怕宋朝会报复，他可不知道看上去富得流油的宋朝眼下竟然会国库空虚。但是，作为职业军人出身的郭逵却因为杨定的被杀而执意要西夏方面给出个说法，而且他还要求西夏将杀害杨定的凶手交给宋朝处置。
看上去郭逵的这个想法真的是太天真了，依照西夏人以及他们的大酋长李谅祚同志一贯的脾性，郭逵的这个要求定会让他们笑掉大牙。然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西夏方面竟然说他们已经把杀害杨定的凶手给砍了脑袋以示向宋朝请罪之意。
对此，郭逵并不买账，他说他想要的是杀害杨定的主谋李崇贵和韩道喜的脑袋，西夏方面别想随便用几个死囚的脑袋就把这事给糊弄过去，他要求对方必须将李、韩二人交由宋朝处置。西夏人没想到郭逵的情报工作竟然如此厉害，无奈之下，他们最后只得同意交出李、韩二人。
西夏人这是怎么了？这简直就不是他们的作风！李谅祚又是怎么了？他怎么就突然这么胆小和乖巧了？
有鉴于西北方面的复杂和严峻形势，赵顼觉得应该派一个得力大臣前去主持大局，而他想到的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此时还在京城里待着的前宰相韩琦。这年十一月，赵顼下诏改任韩琦为判永兴军兼陕西路经略安抚使，而且还让韩琦尽快前去上任。
韩琦入宫领命并顺道辞行，恰好这天宰辅大臣正在同赵顼一起商量国事，宰相曾公亮于是奏请赵祯让韩琦一同列席此次会议。面对赵顼派来的传唤使者，韩琦却摆起了谱：“我现在是外臣，外臣只负责执行国策，朝廷有什么要我做的尽管下令便是，我绝不敢说三道四。”
这话明显可以听出韩琦的怨气，你们不用我时就一脚把我踢开，现在想起我了又叫我马上去赴汤蹈火，这事搁谁身上估计都难免心生愤懑。说完这话，韩琦还觉得不痛快，他接着又说：“王陶当初弹劾我，于是我被罢相，哪天西夏那边要是有人说我坏话，那我岂不是要死无葬身之地乃至是被灭族？”
赵顼听到这些话不免想要以拳捶地，但最后他只能感叹了一句：“韩侍中难道真的不知道朕要选他去西北的用意吗？”
牢骚归牢骚，等到了陕西之后韩琦的表现还是无愧于国之肱骨重臣的名号。经过他的一番调研，他向赵顼上奏道：“既然西夏方面杀了杨定，那么这绥州我们是断不能还给西夏的！”
这可就与当初宋朝君臣商议的意见相左，于是两位枢密使文彦博和吕公弼就觉得韩琦的上奏是在打他们的脸，他俩督促赵顼为了大局考虑还是务必要把绥州给交出去。赵顼又派人来征求韩琦的意见，但韩琦仍然坚决反对归还绥州，而且这次他的理由更为充分也更有底气。
那么，韩琦的底气究竟从何而来？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与西夏在宋朝面前突然变得很怂紧密相连，西夏为什么变怂了？因为就在韩琦到达陕西之后没多久，西夏的那位少年天子李谅祚突然魂归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十岁出头就沉溺于女色的帝王死了，而他的死因则是在女色上纵欲无度，这一年他年仅二十一岁。关于李谅祚在女色上面的放纵，史书对此明文记载： 谅祚凶忍好淫，过酋豪大家辄乱其妇女，故臣下胥怨，而身以羸死。不过，李谅祚的英年早逝还有另一个说法，那就是上次他在御驾亲征攻打大顺城的时候受了箭伤，也就是说他死于伤口未能得到及时且有效的处理而引发的后续炎症。
此时李谅祚的儿子李秉常年仅七岁，他随即接替李谅祚成了西夏历史上的第三位皇帝，而李秉常的母亲梁氏则成为了西夏的摄政皇太后，梁氏的弟弟梁乙埋则成了总理西夏各类军政事务的大相国——西夏历史上的又一个没藏氏和没藏讹庞就此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