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襄被罢免后，赵曙猛然回头发现自己竟然已经登基称帝快两年时间了，换言之，仁宗皇帝已经驾崩两年了。
公元1065年4月，在忙活完赵祯驾崩两周年的“大祥”之礼后，自认为已经对仁宗皇帝尽完了孝道的赵曙终于可以做那件自他登基之后就最想做的事了——给他的生父和生母追赠名分。
关于这事，身为宰相的韩琦其实早就想干了。这个老家伙此时早把仁宗皇帝给忘到了脑后，他只知道赵允让才是当今皇上的亲爹，而给赵允让抬高身份无疑会让他在赵曙那里更受重用和信任。至于先帝赵祯，那不过就是一冢中枯骨，完全没有必要耗费他这个当朝宰相的时间和精力。但是，韩琦再猴急也得注意自己的吃相，这活儿不能由他来干，得让下面的人干。于是，韩琦下发公文让学士院的官员商议一下应该如何给赵允让追加名分。说难听点，这其实就是让宋朝的这帮自诩清高且博览群书的大才子表演一下该如何跪舔当今的圣上。
宋朝的读书人果然非常要脸，公文下发之后，上至翰林学士和知制诰之类的大才子，下至谏院和御史台里的各位能言善辩的言官，这些人全都相互瞪眼却就是没有一个人动笔。但是，司马光可不管这些，他第一个操起笔挥毫泼墨了一番。
司马光毫不客气地指出，按照《仪礼》的说法，既然一个人当了别人的嗣子就得有个嗣子的样子，这个人从此就应该与原生家庭划清界限。自秦汉以来，帝王以嗣子的身份继承大统的例子不少，而这些人当了皇帝之后又反过头去追认自己的亲生父母为帝为后都遭到了世人的非议。唐代中后期之后，嗣子继承大统更是家常便饭，但这些人都是前任皇帝驾崩之后被后宫里的那些专权跋扈的大太监或者大臣们给抬上去的，但我们现在的这位陛下可不一样，他是先帝还在世的时候就过继为嗣的，而且他的帝位也是先帝亲口给许下的。濮王赵允让虽然是他的亲爹，但他能够当上皇帝且从此子孙万世相承都是拜先帝之功，所以他真正应该感恩的人其实是先帝。当然， 生为人子理应感恩自己的生父和生母，依我看来，我们能够给的极限也就是重新给濮王一个封号：高官大国，极其尊崇。谯国、襄国太夫人、仙游县君亦改封大国太夫人。考之古今，实为宜称。
司马光最后这句话的意思很好理解，他的意思就是坚决反对给赵允让加帝号，而是提升赵允让的爵位封号。赵允让死后被追赠为濮王，但在所有的王爵名号里，“濮”这个字实在是没什么牌面，历史上名头最响亮的王爵无疑是以春秋战国时期的那几个最为强大的国家来命名的一字亲王：秦王、晋王，齐王、楚王、赵王、魏王以及燕王。在这些大佬级的王爵名号里，位列战国七雄之一的韩王都排不上号。 也就是说，司马光认为给赵允让一个秦王或者晋王的名号就已经是最高规格的礼遇了，就如当年的秦王赵廷美，至于他那三个地位最高的老婆则同样许以大国冠名的太夫人称号。
李清照的外公、宋朝此时的翰林学士王珪在将司马光的这份意见书加以润色后转呈给了中书省，以此算作是群臣们的公议结果，但这份公议有一个最为敏感的地方被所有人都刻意回避了，那就是赵曙应该怎么称呼赵允让？这可是个大事，韩琦强令王珪必须要对此给出一个说法，要不然这份文件没法上呈给赵曙。王珪被逼急了只好擦了擦额头的冷汗，回道：“濮王比先帝年长，所以我觉得陛下称濮王为皇伯最为合适与得体。”
请注意！在这里，在韩琦的威逼之下，王珪是第一个让阵地失守的人！赵允让终其一生都是个王爷，所以赵曙对他的称谓里只能被冠之以“王”，而不能被冠之以“皇”，王珪所应坚守的底线里是“王伯”，但他说的是“皇伯”，这就等于是在承认赵允让曾经也是皇帝。
说的形象一点，我们在影视剧里看到皇帝称呼自己的叔伯为“皇伯”或“皇叔”都是不正确的，这些人只能被称之为“王伯”或“王叔”。简而言之，除了皇室的人（太上皇、皇太后、皇帝、皇后、皇子、皇女），王室的人没有谁可以被人冠之以“皇”的称呼。皇室和王室，这是两个概念。
赵允让是什么？他只是一个王爷，他虽然是当今天子的生父，可是按照礼法，赵曙身为赵祯的嗣子只能称呼赵允让为“王伯”，而非什么“皇伯”。然而，面对韩琦呈上来的这份群臣的公议结果，尤其是面对自己竟然要称呼自己的生父为“皇伯”这一结果，赵曙的反应却是大怒：赵允让明明是我老爹却要让我称呼他为伯父，这是陷我于不孝啊！
闻到这股风声，既想溜须拍马又想保全自己忠义名节之辈立马跟进，他们说赵曙应该称呼赵允让为“皇伯考”。这又是一个什么称呼？简单地说，这是现任皇帝对曾经当过皇帝但如今早已逝去的伯父的一种尊称，也就是说这人的伯父和他自己都是皇帝。这些人让赵曙称呼赵允让“皇伯考”也同样也是在变相地承认赵允让的身份是皇帝，这就从本质上和原则上推翻了司马光之前的那番理论。
庆幸的是，这时候宋朝的官场毕竟还不是这等阿谀奉承之辈的天下，前宰相吕夷简的三公子、时任天章阁待制的吕公着为此而大怒道：“你们简直是在胡闹！我朝只有真宗皇帝曾经尊称太祖皇帝为皇伯考，而太祖皇帝乃我朝开国之君，且又是真宗陛下的正宗伯父，所以真宗陛下对太祖皇帝的这个“皇伯考”的称呼完全没问题，但问题是我们的这位濮王生前是皇帝吗？”
吕公着这一巴掌看似打在了阿谀之辈的脸上，但实际上受伤最重的那个人却是韩琦，因为让赵曙尊称赵允让为“皇伯考”的馊主意其实就是他授意提出来的，其目的自然是为了讨好赵曙从而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眼看吕公着这回把真宗和太祖两位皇帝抬了出来，韩琦等人则搬出了更古老的大人物出来——汉宣帝、汉光武帝！
他们说汉宣帝刘询和汉光武帝刘秀在登基之后也是追称自己的父亲为皇考，那么赵曙为什么就不能也这样做呢？可是，他们显然忽略了一个细节，刘询的前一任皇帝是有名的“海昏侯”刘贺，刘贺在辈分上是刘询的堂叔，而刘贺的前一任皇帝是汉武帝刘彻的小儿子刘弗陵（此人是刘彻长子刘据的幼弟，也就是刘询的堂祖父）。重点就在这里，刘询的前两任皇帝与他从始至终都只是堂亲的关系，而非嫡亲。最最重要的一点，刘询和他们也没有“过继为嗣”的关系，他从始至终都只有一个父亲——刘进（汉武帝的皇太子刘据的儿子）。
再说汉光武帝。刘秀虽然自称是西汉皇室后裔，可实际上我们都知道他的东汉王朝名为继承实为开创，他尊称自己的父亲为皇考也是完全说得过去的。
再来看赵曙。既然他是赵祯的嗣子，那么他的父亲在伦理和法理上都是赵祯，而不是濮王赵允让，所以赵曙凭什么要称呼赵允让为皇考？这岂不是就意味赵祯在世期间宋朝同时有两个皇帝？也意味着赵曙有两个爹？这在如今的时代并没有什么问题，可在封建礼法时代，这就叫纲常大乱！
韩琦等人将刘询和刘秀搬出来本想给自己翻盘，但如此站不住脚的理论很快就被才高八斗的学士们轻易推翻，可韩琦不服，他请求赵曙将此事的议事范围扩大至谏院和御史台。韩琦的用意是想用人数优势压倒学士院的声音，可正当大伙儿吵得不可开交时，深宫里的曹太后发话了，她这话是直接给韩琦说的：“胡闹！赵允让若称皇考，那么这将把仁宗皇帝置于何地？”
韩琦顿时就蔫了，当他将此事汇报给赵曙时，曹太后的话又变了一个意思。韩琦说：“太后不但反对称皇考，连皇伯都觉得不应该，我看这事要不还是先缓一缓吧？等到我们先把太后的思想工作做通了再说。”
缓一缓？赵曙哪里还能等？他下诏这事就不要让朝廷的这些官员们来讨论了，直接交给掌管礼制和礼仪的太常寺去做。
此时掌理太常寺的人正是翰林学士范镇，当初请求赵祯册立皇子的时候他可是数一数二的积极分子，甚至可以叫他功臣。韩琦和赵曙都觉得把这事交给范镇掌管的太常寺来办简直就是堪称完美，但可惜的是范镇并不是趋炎附势之辈，他直接就是一记响亮的耳光甩在了韩琦的脸上：“汉宣帝和汉光武帝当初称自己的父亲为皇考在当时都备受非议，更何况当今的天子呢？如果他要称濮王为皇考，那这个过失比起汉宣帝和汉光武帝来说就更大了。依我看来，还是太后她老人家说得对，皇伯和皇考皆不可取！”
韩琦看到这份报告不禁勃然大怒。他把范镇召到身前一顿斥责：“你们在干什么？陛下叫你们想办法找个合理的理由来称”皇伯”或“皇考”，没叫你们来否定这个称谓！你们太常寺会不会干活儿啊？”
范镇昂首回道：“我们太常寺本来就是干这个的，既然你这个称谓不正确难道我们还要继续错下去啊？我们是在秉公办理，难道这也是一种罪了？”
韩琦的脸上只觉得一阵火辣辣的疼痛，他虽无言以对，但在心里却是没少骂范镇是个死心眼。如此一来，韩琦和赵曙的美梦可就破灭了，司马光和吕诲等言官这时候又群起上疏要求赵曙遵循礼制，赵允让最多只能称皇伯，皇考绝无商量的余地。
在目睹了韩琦在“濮议事件”的种种嘴脸后，一直在家“养病”枢密使富弼是彻底对韩琦感到无语了。他没想到韩琦竟然真的会变成这个样子，为了功名利禄，此人已经被完全冲昏了头，甚至可以说毫无廉耻和底线可言。终于，富弼拍案而起，这一次他就算是死也决定再也不要同韩琦同朝为官。
这年七月，正当宋朝的君臣们为了“皇考”一说而唾沫横飞的时候，富弼以“足疾”为由连上二十多道奏疏请求外放。这前后差不多就是两个月的时间，富弼之坚决由此可见一斑。于是，赵曙这边也松了口，富弼被罢免枢密使之职，然后被改封为镇海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河阳府。
富弼走了，赵曙立马就将自己心目中的另一个大恩人给提拔为了枢密使——同样是守满三年丧期的前宰相文彦博。其实赵曙早就有意要提拔文彦博，在文彦博守丧期间他就下诏让文彦博“起复”，可这事被文彦博予以拒绝。守丧期满后，他立即召见文彦博并封其为淮南节度使兼侍中，然后让文彦博暂时委屈一下到洛阳去担任西京留守。
当文彦博进宫谢恩时，赵曙欣喜而道：“朕能得此大位，全部都是爱卿你的功劳啊！”
文彦博大惊，说道：“这都是先帝和当今太后的功劳，臣有何功？”
文彦博有功却不居功，这让赵曙很高兴，他说：“如果没有你，先帝也不会那样做，爱卿就不要谦让了！你先去洛阳待着，今后朕必定对你委以重任！”
富弼这会儿被罢官的时候，文彦博已经前往陕西准备去为大宋镇守西北边防，可就在此时赵曙派人快马加鞭追上了他并让他回京担任枢密使并封其为剑南西川道节度使。这可是一个道级节度使，而非军级节度使，很多时候只有顶级亲王才能有此殊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