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为何，在此之前我本来已经准备好了要好好地细说一番宋仁宗赵祯在位期间的种种功过是非，但在此刻我却发自真心地想为他的死而流下一滴我这已经很难再见到的眼泪，这一切只因为他虽是功过有数但却是爱民如子的宋仁宗！
赵祯就这样走了，从他十二岁登基到五十三岁驾崩，其在位时间总计四十一年，他是整个两宋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正因如此，我们如今提到宋朝以及宋朝的那些名人大多都会带有仁宗朝的标签或痕迹，这些人或是出生于这一时期，或是发迹于此，亦或是成名于此，或是凋零于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经常性所提到的宋朝其实就是在说仁宗时期的宋朝。
毫无疑问，赵祯治下的宋朝在很多方面都攀上了我国古代封建时期的一个前无古人的高峰，这里面包括经济的发达、商业的繁荣、文化的昌盛以及人口的总量，甚至在耕地面积上也是仅次于国力最为鼎盛的汉朝。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汉朝在鼎盛时期的版图面积可是远远胜过了北宋。
如果宋朝能够拥有两汉和唐朝鼎盛时期的领土面积，那么它无疑将会是我国封建时期综合国力的天花板。倘若当年赵光义第一次北征时拿下了幽州，那么这一切就不会是白日做梦。然而，上天是公平的，倘若真的如此，那么宋朝就将是近乎于完美般地存在，但偏偏它在军事上的短板伴随了它的一生。
关于赵祯的成就和功绩，我们这里不做详述，但上面这段话其实已经是对他的一个很高的评价和赞美。况且，历代的文人和士大夫对他的尊崇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千古第一仁君的名号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只不过，世间万物都有其两面性，赵祯的“仁”在为他个人赢得赞誉的同时也让宋朝身上的问题变得愈加积重难返。
诚然，这些问题不是因他而起，但却是在他这里发酵并最终变得不可收拾。没错，我们说的就是拖垮榨干了北宋的“三冗”问题。
我们之前提到过北宋的“冗兵”问题，但只有通过一组数据我们才能知道这个问题有多么的严重：赵匡胤开宝年间全国总兵力37万，禁军19万，厢军和乡兵18万；赵光义至道年间，全国总兵力66万，禁军36万，厢军和乡兵30万；赵恒天禧年间全国总兵力猛增至91万，禁军43万，厢军和乡兵48万；而到了赵祯的庆历年间，由于之前宋夏战争的爆发，宋军的总兵力达到了126万，其中禁军猛增至83万，厢军和乡兵则是43万。
四周的战争威胁减弱了，战事减少了，军队的战斗力也下降了，可军队的规模却如滚雪球一般越聚越大，由此所带来的问题就是国家财政负担的逐年加重，以至于宋朝需要拿出国家财政收入的六到七成去维系军队的正常运转。虽然赵祯和他的某些宰辅大臣也想过要裁军，可请神容易送神难，这么多拿刀子的人岂是说裁就能裁的？更何况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又岂能对此坐视不理？这事如果做得不好说不定就会让宋朝背负亡国之险。如前所言，这已经成为了一颗足以让宋朝致命的毒瘤，谁要是敢去触碰它或是想着要去割除它，那么其后果可能将是不堪设想的。
至于冗官和冗费，这就更能说明仁宗之“仁”的弊端和害处。三年一届的科考雷打不动，每年的恩荫入官必不可少，吃皇粮的人越来越多，文官集团的队伍越来越庞大，他们以及他们的儿子和孙子们虽然不像军队那样近乎于在鲸吞国家府库里的钱粮，但他们的俸禄和每年的各种例行福利和赏赐也是让北宋的国库痛吟不止。此外，国家如此“繁荣昌盛”，朝廷和地方的各种名目的开支以及各类工程的营建也自然是层出不穷，每年送给辽国和西夏的那笔折价百万银两的保护费也得按时缴纳。
可以说，“三冗”问题是长在北宋帝国后背上的三颗大小各异的毒瘤，如果任由它们继续发展下去北宋何愁不能亡国？
客观地说，将“三冗”归咎于赵祯是不公平的，他其实是被他的爷爷和父亲以及他的老妈给合伙“坑”了一把，当他亲政时这些问题就已经存在且非常严重。除了“三冗”，宋朝在赵祯统治时期的另一个隐患便是关系到国家和百姓生存根本的土地问题。此时立国已满百年的宋朝土地兼并的现象已经日益严重，但盛世繁荣的巨大阴影掩盖了这个问题的存在，直到后来王安石开始变法并下令清查全国土地时才让这一问题彻底曝光于天下。也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才会发现整天把天下兴亡和百姓疾苦放在嘴里的士大夫阶层（地主阶级）在个人私欲和国家利益的冲突面前到底是何等俊美的嘴脸。
以上的这些问题都事关宋朝的兴衰存亡，而赵祯要想解决它们唯有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才行。可悲的是，在他初掌大权的时候没人告诉他这些，更没人想着要立志于去解决这些问题，围绕在他身边的那些所谓名臣都只能目及眼前而不能高屋建瓴，或者说他们不想那样去做，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一份子。
赵祯统治时期堪称名臣能臣辈出，可这些人里面没有商鞅和张居正，虽然范仲淹曾经跳出来试图帮他走出困境，可改革刚一开始就遭遇到了重重阻力，到最后眼看整个官场行将被撕裂的赵祯自己也开始害怕了，庆历新政也就此无果而终。当王安石横空出世并再次向赵祯打出改革的红旗时，已经自身难保的赵祯更是彻底没了心气和力气。况且，即使他真有心去解决这些问题也是难于登天。
首先来看冗兵。整个两宋都处在严重的外患威胁之下，要想自保就得拥有足够强大的军力，这就是宋朝要聚兵百万的原因。若要让国家摆脱冗兵的问题就必然要裁军，可生存也很重要，这就需要在裁军的同时再精武。可是，精武正是宋朝的皇帝和文官集团所最为忌惮的，更是让他们谈之色变，因为这样做势必会让军队和武将的势力以及话语权不可避免地壮大继而威胁到现有的统治结构和模式。想想五代时期隔三岔五地换皇帝，而文官集团更是被武将们摁在地上任意摩擦，这种暗无天日的日子这些人可是打死也不想再看到，所以精武这条路不能走。如此逻辑思维之下，就只能屯兵，到头来裁军这事也不能干。
至于说冗官的问题，作为既得利益集团，文官们会心甘情愿地自断臂膀吗？会把吃进嘴里的东西吐出来吗？看看庆历新政主导者是什么下场？范仲淹下野之后再没有回到过京城直到病逝，富弼和韩琦外放十几年，直到最后举手投降方才入京。裁撤冗官等同于与整个官僚体系为敌，这无疑就是断人财路和仕途，而这无异于杀人父母，谁要敢做这样做，那么范仲淹等人就是他们的榜样。所以，这个问题也不好解决。
赵祯作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作为“仁”宗，他能忍心看到因为改革而导致无数官员向他哭泣吗？他能忍心看到因为裁军而导致万千子民向他哭泣吗？再又想想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后的的百万裁军和国企改制，这种让无数家庭如坠冰窖但却功在社稷造福于后世的事赵祯能做得出来吗？范仲淹在庆历新政期间裁撤官员时曾对富弼说过一句经典之言：一家人哭好过一路人哭，但在赵祯这里却不是这样，他不想看到任何人哭，这样做的后果就是他自己哭以及几十年后的靖康之难时那一大群人甚至是整个国家和民族一起痛苦——山河破碎，中原板荡。仁，妇人之仁，此心用以爱民即为善，用以治国即为罪——福泽当代却祸及后世。
以上种种，一言以蔽之，在站着死和躺着死之间，赵祯和宋朝的统治集团选择了后者，反正都是个死，不如安乐死，反正塌天之祸不会发生在他们自己身上，这一切都将由他们的子孙后代去承担。如此说来，这仁宗之仁到底是仁还是罪呢？
以上是对内。至于对外，宋夏战争打成那个样子可以说是赵祯和宋朝的耻辱，而对辽国的“庆历增币”可以说是赵祯的又一耻辱，土匪性质的侬智高竟然将整个岭南搅动得天翻地覆更是让赵祯感觉宋朝作为天朝上国的威信和颜面荡然无存。但是，对于习惯了花钱免灾的赵祯而言，这一切已经让他感觉不到疼了，他已经麻木了。于是乎，整个宋朝继续沉浸在虚假的繁荣里醉生梦死。文人们则对赵祯和他治下的国家进行各种歌功颂德。讽刺的是，正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宋朝迎来了它在经济、文化、教育、农业和商业乃至于是自然科学和制造发明等领域的发展巅峰，嘉佑年间的宋朝也成了后世的众多小资和文青们口里所宣称的最想穿越回去的绝美时代。
或许我这样的说辞会让很多人感到不屑乃至是愤怒，这些说辞似乎将赵祯贬低得一无是处。不过，我个人始终坚持一个观点，那就是：评价一个帝王我们只论功过，不应论善恶和是非，后者只与个人相关。遗憾的是，赵祯这样一个仁德宽厚之人恰好是一个帝王，至于他的私生活和私德我们在这里更是不想予以评说。
简而言之，一个“好人”未必是一个好皇帝，而一个“坏人”未必就不是一个好皇帝。赵祯是个好人，但他作为帝王，我很难说他是一个好皇帝。宋朝以及后世的文人们之所以抬高他的历史地位，那是因为写史的人也是文人，而稍微有点廉耻之心的文人都不会做那种端起碗吃饭放下筷子骂娘的事，历代王朝的文官罕有宋朝那般之高的待遇和地位，而赵祯在宋朝皇帝里边又堪称仁者之极矣，这样的衣食父母有哪个儿子忍心去说他的不是？
于宋朝而言，赵祯是一个慈父，他在世的时候把这个儿子养得是白白胖胖。但是，当他这个慈父撒手人寰之后，他养育出来的这个实际上外强中干的儿子今后的人生之路却是让人忧心忡忡。
宋朝的前四位皇帝里，赵匡胤走得不明不白，赵光义走得意犹未尽，赵恒走得难以割舍，赵祯呢？作为宋朝第一个未曾亲历前线直面战火的守成之主，作为将宋朝带入经济和文化巅峰的千古仁君，他临终之时是否会觉得此生问心无愧且死而无憾呢？
一路走好吧！千古第一“仁”君！